乌江五座桥的历史（罗中玺河闪渡乌江最古老的渡口）

从余庆顺江往东而行，一条条盘山路在油菜花中阡陌交错，一幢幢灰白相间的黔北民居掩映在树丛竹林中。作为黔北地区乡间常见的传统民居建筑样式，黔北民居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新农村、新生活和新的消费观念。

看吧，那些单家庭院，独秀于野；聚居成寨者，则在自然台基之上栉次鳞比，错落有致。这些民居，大多依山傍水，屋面呈双坡水斜状，覆盖小青瓦；端檐垛脊，石灰粉壁，木纹漆墙，雕栏门窗；整个造型平缓、流畅、优美，与山水融为一体，凸现黔北民居风格。屋后，山青竹翠，菜园铺绿，果林挂红；宅前，河塘溪池，篱笆荆栏，阡陌纵横。如此住居，让人似乎走进了唐朝山水诗人王维的辋川别墅，走进了东晋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中。的确，“黔北民居”为主体的“四在农家”创建，成了遵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张名片。

出遵义，进入铜仁区域，乌江一直在高山峡谷中静静的穿行。当水面越来越宽阔的时候，乌江在铜仁地区的第一个码头也就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古码头取名河闪渡，坐落在石阡本庄的乌江河畔已不知多少年岁了。年轻人来码头渡船，钓鱼，嬉戏，却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

要了解河闪渡的来历，我们得从一个石洞说起。

从古渡口下船至左岸石阡境内，沿着一条荆棘丛生的小道爬至距水面高近100米的半山腰，有一处由喀斯特地质形成的岩洞，当地人叫它神仙洞。

事实上，神仙洞并没有什么独特和奇异之处，洞深不过十来米，宽不过数丈，虽有小洞穿插其中，但人却不能通过。而且，也没有那千姿百态的钟乳怪石。所以，神仙洞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俯临乌江河面的石屋大厅。当地人之所以将这个平淡无奇的石屋大厅，称之为神仙洞，是因为这洞里曾经生活着他们的祖先，为了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与膜拜，他们便管自己的祖先为神仙，神仙住过的洞当然就叫神仙洞。

遥想春秋战国时，一支由百多僚濮人组成的独木舟队伍，从荆楚顺着阿篷江西下至龚滩进入乌江，溯江而上……

那时候，乌江的水并不像今天这样凶猛、险恶，中下游那些大大小小的险滩如潮砥、新滩、龚滩等都是后来山崩而形成的，所以，这些古代僚濮人组成的独木舟才得以顺利的到达河闪渡这个未曾开化的蛮荒之地而又颇具神秘色彩的幽深峡谷中。但河闪渡之上的雷洞险滩却早已经形成，这里河道狭窄，滩陡石险，波涛汹涌，僚濮人的独木舟无法通行。加之沿途饥饿、疾病和与土著人的冲突殴斗，这些濮人原有的百多号人马此时只剩下男女老少五、六十人了。他们只得在此弃舟登岸。

这些僚濮人原准备翻越山梁，继续前行。但天色已晚，他们只得到处寻找栖身之地，以防范毒蛇猛兽的侵害。寻至半山腰，突地发现石洞。洞不深，少了几分阴森恐惧，洞不宽，却可容纳200百多人。而且，在洞的周围，桃林遍布，树木葱郁，绵延数十里无人烟，是一个遁世隐居的绝好去处，于是，他们决定在这个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地方悄声无息的住扎下来，打猎捕鱼，拓荒耕植，繁衍生息。

“神仙洞”于是便成了僚濮人在劫难中的重生之地，他们在这里躲过最漆黑的夜晚，又在这里接受第一缕晨曦的照耀，他们如春天的燕子，在这里筑巢孵雏，再分飞天涯。这些僚濮人的后裔被人们称之为“犵僚”，其居住之地被称为“犵闪渡”。

“犵闪渡，自开黔省，即以有此。”这是渡口地名最早的文字记载。在“犵闪渡”名字的背后，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河闪渡之地在古代属于仡佬族生活的区域，同时“犵”字这一含有侮辱性的写法也反映出了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直到共和国成立之后，将“犵僚”二字更名为“仡佬”。

除“犵闪渡”一名之外，河闪渡还有“葛彰渡”、“葛闪渡”、“和尚渡”、“各散渡”、“和善渡”等。现人们将这里称为“河闪渡”，有说是因为来自于当地方言“打雷扯河闪”之意。民间亦有俗语：“河闪催雷雷催雨，准备衣服有水洗”。后来，船工纤夫们为了避讳“闪”字曾一度将“河闪渡”称为“电光渡”。

这些不同的地名文字从某种角度折射出河闪渡不同时期的历史、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状况。

据《石阡县志》载，秦赢政28年（公元前219年）置夜郎于石阡境西部，这是我在贵州各地方县志中迄今为止发现的有关夜郎设置的最早记载。

想想看，当时来这里居住的僚濮人，随着种族的扩大，人口的增多，这些仡佬族的先民们从石洞中走了出来，在乌江的两岸凿石为基，搭建窝棚，建起自己的家园。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沿东南方向翻阅大山，行走7公里到达本庄，与早已穴居在那里的少数苗夷在交往、杂处的过程中相互融合，筚路篮缕，共同开启山林。

大约战国末期，这支由僚濮苗夷生成的后裔又从本庄向西迁徙至河坝场一带。

河坝场地处石阡西部边沿地带，西南与余庆龙溪接壤，西北与凤冈隔江相望，是石阡进入贵阳和滇地的“西大门”。四周群山逶迤，中部十里平川，溪流潺潺，是男耕女织的理想场所。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些苗濮人的后裔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像哥伦布突然发现“新大陆”一样是多么的激动和兴奋啊。

在他们看来，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外部环境远比河闪渡那奇峰幽谷、绝岩溶洞、险山恶水的地方更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居住，也比本庄那四面闭塞，汲水困难的地方要好得多。他们正是依托这个相对偏僻而又土沃林丰，雨水充沛的盆地山岳地带与后来迁居至此的少数民族、汉族一起，生生不息而繁衍壮大，并在这错综复杂的群山谷地之间建立起了颇具神秘色彩，让现代史学家们一筹莫展、争论不休的夜郎古国，河坝场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夜郎古国的中心所在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砍伐原始森林造田，人们就在河坝场发现成规模的大片古代建筑屋基遗迹，及相传此地曾发现竹简，遗憾的是未能得到保护。由于缺乏大量文物佐证，河坝场作为夜郎文化中心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史学家们的认可。目前普遍的认为夜郎文化的中心是在毕节地区赫章县的可乐地区，因为在2001年，可乐遗址古墓群被称之为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而河坝场，由于没有考古工作者的光顾发掘，又无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也许那些惊人的秘密就藏于这块厚厚的泥土之下。也许有一天，这些秘密将浮出地面，夜郎文化的中心地点也许就会从可乐飞到河坝场来。

借助于河坝场，从那时起，河闪渡就开始设渡口。同时，河闪渡也是乌江水运线上一个古老、重要的商场。据清乾隆《石阡府志》载：明、清两朝在此设石阡府收税报部，清咸、同年间，清军在此设厘金卡，坐收厘金以充军饷。号军在建立江汉农民政权后，在此设兰白场（商场）发展农民革命根据地的活动。民国时期，在此设稽征局，征收税钱。清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承办治理乌江水运航线，使川盐从思南顺利运至河闪渡。由于乌江上游雷洞滩当时不能通航，到余庆、瓮安等地的路程只能由挑夫、背脚沿着旱路运送食盐、粮食等货物，因此，从明末到川盐入黔，占据地理优势的河闪渡成了黔东北地区食盐、山货等重要物资的集散地，也是川盐入黔和黔货入川的最后码头。一些富户、商贩便利用这一重要的商机在此设商号、客栈。最近，一些考古学者在河闪渡的两岸发现了明清时代的商号遗址，据史料载，石阡县境内的称为“大字号”，凤冈县境内的称为“新字号”。“大字号”只留下些许断垣残壁，而“新字号”则规模宏大，一层层青石垒砌的沿山坡迭次而上的巷子、院墙、院坝、阶沿……右侧，有一条巷道，也是驿道，为清嘉庆年间所修，两米多宽，两边有排水沟，从山顶直伸江边。自上而下，临近江岸，有两米多高的石碑《施田犵闪渡永作修船碑记》、《吴公义渡》、《善缘普渡》三块于路边，镌刻着河闪渡的历史。

沿着凹凸不平的巷道或驿道而下，俯瞰奔流不息的乌江，凝望对岸峭壁上摇曳的青青灌木和起伏的群山，不由联想到当年的情景：一排排掩映于树荫竹丛中的青瓦楼房，于乌江两岸像牛郎织女似的日夜守望在青山绿水之中。而那些往来的舟揖，横渡的船只连同那些装卸、搬运货物的人流似乎就是那热心的喜鹊，为牛郎织女搭起了一座相爱相拥的桥梁。从而让石阡凤冈两地的商号紧紧的捆绑在一起，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过去凡是商贸发达，繁荣富庶而又地处偏僻的集市，其周围的暗处总是蛰伏着匪患。处于乌江中游，位石阡、凤冈二县边缘，人称“乌江天险”的河闪渡，四面崇山峻岭、奇峰幽谷、荆棘遍野，是飞禽走兽经常出没的地方，也是逃匪躲藏的最佳选地。所以，河闪渡自古有匪，历代商贾在此经商常常被抢甚至被杀害。为了有效地防范和抵御土匪的袭击，河闪渡的住宅无论是商人还是当地百姓，其屋基的周围均筑起高高的石坎，在房屋的山头栽上本民族崇拜的竹林，在竹林的掩映下面，修筑起防御的碉堡，每个碉堡里面的枪洞都直接对准码头和渡口。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转移，还有暗道从村落里直通江岸……

为求保平安，河闪渡每家每户的香火上都供奉着“杨泗将军”的木雕像。“杨泗将军”本是湘西一带民间所俗信的神灵，在湘西许多临水的地方，都建有杨泗庙。我不知道河闪渡的人何以也供奉着杨泗？而且，把每年的6月6日这天，即杨泗将军的生日定为专门祭祀的日子。我想，这或许是千百年前来河闪渡居住的仡佬先民僚濮本身就是湘楚一带的人，其后裔为了求根尊祖而承袭了湖南人的信仰？要不，就是当年在这里经商的人多为湘客的缘故？

民间传说中的杨泗将军是一位专斩孽龙的大神，每年春天在水口把关检查。如果是兴云作雨的正龙，杨泗将军便放他过去；如果是害人的孽龙，便用宝剑将它斩为几段……也有人这样说，杨泗将军就是南宋时期席卷荆湖七州十九县的农民起义英雄杨幺，人们为了纪念他而又避免统治者的禁止和降罪，故隐取杨幺的真名，称其为杨泗将军……

河闪渡的人崇信杨泗将军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方面，这里的人不管是商人还是船工纤夫，他们常年与乌江打交道，下涪陵，到四川，路程中无不潜在着凶险和危机，因此，在水口把关检查的“杨泗将军”无疑是走船人所供奉的神；另一方面，“杨泗将军”是英雄，是维护正义的神，那些土匪就是作恶的孽龙，也就必然被“杨泗将军”的正义之剑劈为几段！

清末民国初年，思南本地商人刘维章、吴光廷，以经营大米、黄豆为主，常集运到涪陵销售。后打听得知沿乌江两岸的凤冈，石阡，余庆、湄潭、瓮安等所属地区，盛产大米、黄豆且大量囤积，价格十分低廉，很想从这些地方进货，以获大利。但当时的船只从思南出发，最远只能到达河闪渡，而之上由于有雷洞、银盆、水油、鱼翅三等滩的阻隔而不能通航，其货物只能靠肩挑背驮。于此，刘维章，吴光廷共同商议，组织开凿，疏理航运。他们以河闪渡作为据点，很快打通了雷洞滩，并进一步输通了银盆、水油等滩，使船只得以从思南直达贵州腹地余庆的构皮滩。刘维章、吴光廷开拓乌江的行动，得到了乌江沿岸各地方乡绅的支持。在构皮滩，其《修河碑》记载了余庆绅士田余章等参与开凿各滩之事。《瓮安县志》也记载了乡绅聂松云，肖元兴、于士龙等筹资凿开了老虎口断航滩。刘维章、吴光廷的行动同时也得到了余庆县政府的经费补助。由于各方支持，很快打通了最大的鱼翅三险滩。至此，乌江航道延至湄潭的沿江渡，直抵瓮安的江界河。

据《修河碑》记载，当船初通时，沿岸百里居民以酒食花炮祝其成功。到此，印江花布、思南雄磺，由水运至江界河，再陆运至省城贵阳。翁安、余庆等地的大米、黄豆沿乌江船运至思南。每逢场期，思南河坝码头常有米船三四百号。贸易极盛。《修河碑》还载，乌江航道疏通后，两山人民有家者创业非艰，无资者谋食亦易，商务发达，利源充足……老不填沟壑，壮不散四方等来赞扬这次疏理航道工程的功绩和为民造福的壮举。

然而，随着乌江盐道向贵州腹地的不断开凿、通航，河闪渡也因此失去了经商的有利条件而逐渐衰落……

现呈现于我们眼前的除了千年的风霜，一切都显得寂寥。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大部分已经迁徙到靠近公路的地方，只剩有3户姓文的人家还在凤冈的那岸，像忠实的守望者，陪伴着历史陪伴着江心传来的不朽涛声。那留下来的三幢老房像“标本”，在苍翠的竹木，在一台一台的屋基，在断墙残垣和古碉堡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抢眼，其屋顶上的瓦片似乎依然弥漫着当年繁华的景象，灶房里那雕花的石水缸印证着岁月的天荒地老。但每幢房屋的四壁、木柱在与风雨的搏杀中无不耗尽了生命，显得破败不堪、千疮百孔。一阵河风袭来，卷起无数尘埃。屋角的石盆被闲置已久，素面朝天，透出一丝落寞一丝无奈……

对岸，古屋基前的芭蕉树依然鲜活，结着那无人问津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