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喜剧的类型和特点（幽默与荒诞的喜剧）

进入新时期以后，国产喜剧电影受到社会环境与政策调整等多方面的影响迅速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占据主流地位的仍是具有轻喜剧风格的歌颂喜剧，如《甜蜜的事业》《瞧这一家子》。

这类喜剧片主题多是关于奋斗和社会建设的，常运用假定性情节构建巧合、误会，通过夸张、诙谐的手法营造喜剧氛围，延续了“大歌颂小讽刺”的创作原则。

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开始得到更多的表现，既有展现普通人内部精神世界与外部环境冲突的，也有注重发掘普通人自身性格与精神世界内在冲突的。

就喜剧电影创作题材而言，这一阶段既出现了反映农村生活的《喜盈门》《咱们退伍兵》《咱们的牛百岁》《迷人的乐队》《流浪汉和天鹅》《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月亮湾的喜剧》等。

新时期的喜剧电影逐步将焦点由对宏大社会问题的反映与对时代精神的颂扬转向对民众普通生活的关注，聚焦于对大时代下小人物生活境遇、心理状态的表现，幽默于是就成为了新时期喜剧电影的一大特征。

张刚的“阿满”系列、陈佩斯父子的“二子”系列（如《父与子》《儿子开店》《父子老爷车》），都呈现出较为典型的幽默喜剧风格。

幽默喜剧既含有讥讽又不否定理性的颂扬，同时又不同于滑稽片对夸张动作的依赖，幽默喜剧的内涵需要欣赏者的揣度、思考才能感悟到，是需要一定时间的理性介入，才能感受到的“会心一笑”。

20世纪80年代的幽默喜剧反映了大时代裹挟下个体的无力感，也表现了生活中小人物的酸甜苦辣，这类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世俗生活的喜剧电影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新时期，如1991年的《爷俩开歌厅》、1993年的《临时爸爸》《编外丈夫》、1994年的《孝子贤孙伺候着》、1995年的《太后吉祥》等“二子”系列电影，以及张刚从1984年到2002年的二十多部反映社会问题的“阿满”系列喜剧。

反映小人物生活的喜剧电影在表现社会弱势人群生活情境的同时，也反映了诸多社会问题。

新时期国产喜剧电影的另一大变化是荒诞喜剧的出现。从情感脉络看，荒诞风格与“带泪的笑”源于同一情感需求，即人们对喜剧中悲剧元素的心理渴求，对喜剧中理性意识与深层思想意蕴的探求。

不只是伤痕类喜剧电影（如《月亮湾的笑声》），就是反映世俗常态生活的“二子”系列也同样呈现了“带泪的笑”，时代的洗礼镌刻在千万灵魂的深处，经由看似轻松的喜剧表现手法再现于世人眼前。

此外，不同于幽默喜剧，荒诞喜剧是对讽刺风格的延伸与发展，常常借看似荒诞无理的情节，展示对社会、人性的深刻讽刺与反思。

这类喜剧以《黑炮事件》《阿Q正传》为代表。荒诞喜剧在这一时期的出现，首先源于人们的创伤记忆，此外也源于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各种西方文化思潮一时间纷纷涌入中国，并首先对文化艺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使西方社会对资产阶级构建的理想世界失去信心，同时西方的物质化与科技进步带来的社会畸形化，使人们对人类的异化与无助感到深深的绝望。

现代的所谓文明社会愿景与种种荒谬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对命运的无力感与对存在的荒谬感，一时间弥漫整个社会。

而这种无力感与荒谬感的弥漫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在“文革”中感受到的个人命运的失控感与对荒诞、混乱的无助感。

因此，荒诞喜剧电影展现出的往往是一种黑色幽默，这类喜剧电影虽然擅长刻画鲜明的人物性格，但是其讽刺的往往是暗含于人物性格问题之后的社会问题，是对人性问题、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反思，是一种更加深刻的讽刺。

这类喜剧片具有悲剧性意味，称之为悲喜剧也许更合适，很多时候其悲剧感甚至要大于喜剧感，在看似荒诞、富有喜感的搞笑情节中却暗藏了深深的理性思索与悲情意蕴，喜剧性更像是一件欲盖弥彰的外衣，悲剧性才是其内核。

不同于西方荒诞喜剧的大量假定性情节，国产荒诞喜剧依然秉持着对生活原貌的表现，在风格上不似西方荒诞喜剧那般怪异。

这种悲情与荒诞却恰恰显示了喜剧性的觉醒与回归，这既是喜剧电影的进步，也是人们认知层次提升的反映。能够认识到生活中存在的荒谬性并敢于正视这种荒谬及其带来的系列连锁反应，以喜剧精神接纳这种荒谬感与无力感，也是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