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到目前为止有多长时间的历史（英语发展史14）

“元音巨变”（Great Vowel Shift）始于15世纪，延续了大约300多年的时间。如果以“元音巨变”为分水岭，可以明确判断，英语长元音的发音在巨变之前和之后是有很大差距的。乔叟时代time的发音像现代英语的team，fame的发音像现在的farm。再比如，fine在“元音巨变”之前的发音是单元音，读作/fɪn/，crowd在“元音巨变”之前的读音是/krud/，也是单元音；在“元音巨变”之后，fine和crowd中的单元音分别变成了双元音/ai/和/au/（也就是现在的读音）。

总体来看，“元音巨变”的结果是前元音更靠前，后元音更靠后；元音从低到高依次提升，单元音提升后，逐渐变为双元音；最高的前元音/i:/变为双元音/ai/，最高的后元音/u:/变为双元音/au/。这一时期的长元音变化使得英语听起来更加响亮，更加铿锵有力。

如前所述，“元音巨变”之后的英语听起来才像现代英语。从古至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语音千变万化，十分复杂，甚至同一体制内的同一民族的口音，也会随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正如中国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所言“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更，音有转移”。这种语音转移不但说明方言存在的事实，同时也表明说话腔调的古今差异。就同一种语言的变化而言，在语言三要素中，词汇最不稳定，新词出现，旧词作古，变化最快；语法相对稳定，变化缓慢；而语音最为稳定，但语音也不是从古至今保持不变。

为什么英语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发生“元音巨变”呢？本书以“语音变化假说”（Hypothesis of Pronunciation Shift，HOPS）为基础，提出了导致语音变化（包括英语的“元音巨变”和辅音变化）的六个主要因素：

英语元音舌位示意图

当多种语言频繁交流的时候，语音、语调就容易发生变化。比如法语对英语的影响，英语对汉语的影响，满语和蒙语对老北京话（儿化）的影响。外来语是语言演变的催化剂，受英语dozen（打，量词）的影响，汉字“打”读第二声；受英语bye-bye的影响，汉字“拜”读第二声；受“的士”（taxi）的影响，“的”字又多了一个声调。外来语对一种语言的语音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短时间内不易察觉。“元音巨变”发生时英语正处于大量吸收外来词的时期，外来词连同外来音的进入对英语语音的改变产生过影响。在“元音巨变”之前，进入英语的法语词汇达到了最高峰，法语单词的读音无疑对英语的语音产生过深远影响。

人们普遍具有追求向上的心理，要向物质水平高的一方看齐。目前在中国，这种心态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同样有所体现。为了适应工作环境和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人们就会有意识地修正自己说话的语音语调。学普通话，学外语或学习某种方言，都是为了广交朋友，为了更好的生存，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为提高可信度，人们也会尽力模仿某种语言，以使其内容显得真实可靠，与他人关系更加密切。商业广告是这样，BBC和VOA也是这样。过去伦敦东区的方言（Cockney English）常被讲RP（Received Pronunciation，标准英语）的人嘲笑，而近年，操伦敦东区方言的足球明星贝克汉姆等一大批草根明星的出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口音的传统认识（伦敦东区的口音在过去常遭主流社会的嘲笑）。

贝克汉姆

在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环境下，人们就会变着花样说话。同样的话说多了，就会改变腔调，寻求与众不同的感觉。例如，或是为吸引注意力或是为活跃气氛，讲普通话的北京人经常会在讲话中夹杂一两句带有地方腔调的词语。久而久之，积少成多，不经意间语音就会发生细微变化。

食物、饮品和作料对语音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视。人们在一个地区的饮食习惯，会导致发音器官的细微变化，进而影响他们的发音习惯。比如在中国，北方人啃骨头、吃肉多，这些人的口腔肌肉发达、牙齿长而壮，肺活量大，喉音较重，讲话声音洪亮，是朗诵北方民歌《敕勒歌》的腔调；而在南方人的饮食中，海鲜大米较多，硬食较少，所以说话口型偏小、速度快，音调灵活多变，是朗诵南方的《楚辞》的腔调。祖祖辈辈下来，啃骨头的人和吃鱼虾的人不会有相同的说话腔调。我们不能否认，酒后讲话和酒前讲话不一样，醉酒后讲话更不一样。一个人吃辣椒太多或嗜酒成瘾，舌头和双唇的反应程度就会有所不同，其语音必然会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时间长了，发音习惯就形成了。“地理大发现”（the Great Geographical Discovery）之后，各种各样的香料、农作物和烟草从美洲、非洲、亚洲源源不断地进入英国。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英国人的语音也发生了变化。食品、饮料和作料的因素是英语“元音巨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气候寒冷的情况下，人的习惯动作是闭嘴、睁眼；而在日光强烈的热带，人的习惯动作正好相反，是张嘴、眯眼。面部肌肉和习惯动作受气候影响很大。几代人下来，遗传基因可能会发生变化。面部肌肉影响口腔肌肉，口腔肌肉的不同就会导致语音的差异。尽管人类的发音器官构造相同，但声带宽窄不同，舌头长短不一，唇齿大小各异，所以并不是所有人说话都是一个腔调。非洲人鼻梁短，鼻孔粗，发音自然与北半球欧洲人不一样。在中国，生活在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的人，说话的声音普遍较重、较硬；而在人口稠密、鸟语花香的南方，人们说话的速度相对较快，因而发音较轻、较软。根据“欧洲历史气温示意图”，英语“元音巨变”发生的时期大致处于全球气候的“小冰川期”，气温在这一时期由高变低。相对来说，长期处于低温条件下的人，说话底气足，声音较洪亮。或许这是“元音巨变”的另一个原因。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于1969年登上月球时说的一句话引起了很多争议。这位宇航员在月球上说：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man，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人类的一大步）。人们对原话中是否有a这个单词（这个音）争论了很多年。阿姆斯特朗本人曾坚持说有，但很多地球人说没有听到。之后有澳大利亚数码音响分析师声称有a这个音，但是这个争论直到阿姆斯特朗去世也没有定论。听力误差和音素缺失是经常发生的事。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人趁机迫害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和华工。因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在长相上差不多，为了辨认，日本人就以发音来判断。因为朝鲜语中没有/ju/这个浊音，所以被怀疑的朝鲜人就被要求说日语的“10元50钱”（ju-en-go-jussen）。在那场天灾人祸中，有6000多名朝鲜人被杀害。据说还有些大舌头的日本人，因发音不准也被误杀。在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兰克群岛）的战争中，英国军队夜间行动，当心伤到自己人，于是采用“Hey Jamie”这一口令。之所以用这样的口令，是因为阿根廷使用的西班牙语中没有英语字母J代表的音，这也是音素缺失的一个例子。

吸收外来词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共同特点，而音译是吸收外来词的手段之一。在音译时，如果某个特殊的外语音素在母语中不存在，译者就会用最为接近的母语音素来代替外来音素。这种母语音素和外来音素不完全对等的音译会导致音变，加上“听力误差”的因素，不但语音会出现误差和变化，而且还可能导致新词的出现。普通话的“大风”在广东人和客家人嘴里大概是“dai-feng”，西方人听到后，再从他们嘴里说出来就变味了，变成了“typhoon”，北方话又依“typhoon”的发音，将其音译为“台风”。当年到美国旧金山和澳大利亚新金山淘金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居多，晚饭后这些单身男人常互相招呼着去玩赌博游戏，在这种情境下，常吆喝的一句话就是“开始啦”。闽南话的“开始了”（拼音ka-xi-lo）此后就演变成了casino /kə'sinəʊ/（赌场）。除此之外，casino的词源还有另一种解释。《新牛津英语词典》标注，“赌场”一词是18世纪来自意大利语casa（房子）一词加后缀而成，最初源于拉丁语的“小屋”一词。英语和汉语个别字意义相同，发音类似，是英汉两种语言中同音同义异形词/字。现代北京方言中有“䁖”（lōu）这个字，表示“看”，这似乎与现代英语的look有某种联系。现代英语的look源于古英语的lōcian，中世纪英语拼写为loke。关于两者的关系，很难说得清是谁在影响谁，或许只是一种巧合，也可能是一种语言在另一种语言中留下的痕迹。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使另一种语言增加词汇的功能，当年蒙古帝国的蒙语也同样有过使英语增添新词的情况。金帐汗国也称钦察汗国，二者发音相似，是不同的音译，指的是成吉思汗长孙建立的复原辽阔的汗国，英文译为Golden Horde。英文horde（主要是个贬义词，指一大群人或一群游牧部落的武士）这个词与现今中国内蒙古一个汉语地名“鄂尔多斯”有着渊源关系。还有一个在17世纪时经法语（法语借用俄语）进入英语的蒙语单词，这是一个普通名词：克里姆林（kremlin）。英语的kremlin在波兰语和土耳其语中也存在，均来源于蒙语，在波兰语和土耳其语中，kremlin的意思是“宫殿”。汉语将蒙语这个词音译为“库伦”。现俄罗斯首都的克里姆林宫实际来源于蒙语的“库伦”，本义指围起来的供特殊人群居住的地方，类似城堡。

据中国媒体报道，来自中国上海的常用词“嗲（diǎ）”已被牛津英语在线词典收录。除了dia这个名词以外，还衍生出了“diaist（嗲人）”和“diastic（嗲的）”。汉字“嗲”早已经被《辞海》收录，最初来源于英文的dear，是女子矫揉造作或小孩撒娇时的口头语。现在“dia”又回归英语世界。语言是很势利的，功利性很强，英语也不例外；语言有时候又是很傲慢霸道的，英语同样如此。17世纪英语从印度殖民地引进了一个词“coolie”（印度语kuli“白天干活儿的人”，或乌尔都语kuli“奴隶”），鸦片战争之后，英语的“coolie”给汉语增加了“苦力”一词。

语言是活化石，语言的变化记录着历史的变迁。当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民族耻辱，同时也通过德语在北方方言中留下了令人无可奈何的印记。汉语北方方言词“个儿屁”就是一个例子。“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在北方方言中出现了这个粗俗词，意思是“死”，是德语粗俗语krepieren的音译。

中国南北朝时，西域有个被称为“高车”的民族，即唐时的回纥，元时的畏兀儿，清时的回部，当代的维吾尔。一些高车人不断西迁，在17世纪时到了笛福的笔下，“高车”就成了“克鲁索”（Crusoe）。表面上看两者好像相差很远，但实际是一回事。鲁滨孙的姓氏克鲁索（Crusoe）就是“高车”的音译。“高车”之所以最终变成Crusoe，中间有两个转折点：“高车”到了东欧就成了Kreutz，在匈牙利语中，Kreutznaer是“驾车人”（高车人）；而Kreutz到了英国，又变了一个样，成了Crusoe。由于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之间存在误差，这种误差最终导致了音变，这就是笛福书中所说的“英国常见的词汇讹误”。在当年西域高车人的西迁过程中，他们的高大车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车人离开西域到了现在的匈牙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匈牙利定居，至今匈牙利还有一个城镇叫做Kocs（高车）。在匈牙利语中，那种特有的带包厢的大轮车被称为kocsi。另一部分高车人乘坐这种马拉的大轮厢车继续西迁，到了现在的法国，这种车被称为coche。在16世纪中叶，借自coche，英语出现了新单词coach。在现代英语中，高车coach的意思有了拓展。作为名词，coach的主要意思有三个：第一个意思是“长途豪华客车”；第二个意思是“火车车厢”（相当于railway carriage）；第三个意思是“供人乘坐的大轮厢车”。在18世纪，coach又有了“体育教练”和“家教”的意思，还是莎士比亚时期的传统，不久这个名词开始被当作动词用，意思是“训练某人”。文化传播往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文化传播的媒介很多，但语言是最佳媒介。

语言是相互影响的，在相互补充的影响之下，语音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当年的“胡虏之音”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过汉语的北方方言，比如汉语中的“黄瓜”一词，为什么把一种绿颜色的蔬菜叫做“黄瓜”而不是“绿瓜”呢？原来，黄瓜是西汉时由西域传到中原的，当时称做“胡瓜”。古时候汉语中称北方少数民族的特有事物多用“胡”，如现在还在使用的胡萝卜、胡椒、胡桃、胡琴等。“胡”字含有贬义（如胡说，胡来，胡闹，胡说八道等等）。此处“胡”变成“黄”与发音接近有关系，带有后鼻音的“黄”是典型的北方汉语方言音，这是一种随着语音传播范围的扩大而发生的自然音变（近音而变），久而久之，“胡瓜”就变成了“黄瓜”。

总之，语言之间一旦有了交流，相互的影响就不可避免。经过“元音巨变”之后，英语中的前元音依次提高，后元音也依次提高，原有的前元音/i:/和后元音/u:/分别变成了双元音/ai/和/au/。总的来说，“元音巨变”的特点是：口腔形状更大，声音更加洪亮，听起来更有自信心。“元音巨变”与外来语对英语的长期影响有着紧密的联系，与英国人的心态、饮食习惯的改变和当时的气候变化等都有关系。英语的“元音巨变”是漫长的，同时也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纵观印欧语系的语音变化，在一种语言分化演变成另一种语言时，多数情况下是辅音（声母）发生变化；如果仅是元音（韵母）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可以被看作是同一种语言内部的音变，此处所讲的“元音巨变”就是这种情况。

在当今世界，语言演变的超国界性和跨民族性更加明显。尤其是在科技通信手段高度发达的阶段，面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言现状，人们似乎只能听之任之，见之任之。对于语言的变化，尤其是对本民族语词汇的歪曲和外来词汇的增加，除了表示不满或表示愤怒的控诉以外，语言纯洁性的捍卫者很难找到对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