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后和圣母皇太后哪个级别高？皇太后在朝廷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中国帝制时期历朝历代都有后宫干政的现象存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加大对后宫干政的限制，终明一代，没有出现后宫妃嫔临朝称制的现象，后宫也没有对国家朝政产生过大危害。

但这并不代表明代后宫妃嫔完全没有参与到国家政治中，皇后、皇太后作为后宫妃嫔中地位最高的一群人，在国家政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辅佐君主，直言劝谏

太祖皇后马氏之父与郭子兴交好，马公去世之后，郭子兴收马氏为义女，视为己出。太祖朱元璋跟随郭子兴后，深受重用，元至正十四年（1356年），郭子兴将马氏许配给朱元璋。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册封马氏为皇后。马氏在朱元璋反元建明的事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朱元璋还在郭子兴麾下时，郭子兴受人挑拨，与朱元璋产生嫌隙，甚至将他关押起来，断绝饮食，全靠马氏偷偷藏饼为他充饥，马氏甚至因此被烫伤皮肤。后来也赖马氏悉心侍奉郭子兴之妻，从中调解，朱元璋才被释放。

在朱元璋出兵之时，马氏不仅为其打点衣食，更常常带领其他将士妻妾制作衣甲鞋袜，协助军队的后勤工作。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与陈友谅战于龙湾，马氏将其掌握的金银财宝全部发放给军士，稳定军心。

在朱元璋还没有统一天下之时，马氏就经常劝诫朱元璋不要滥杀。“尝语太祖，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太祖善之”。

朱元璋登基后，处事严厉，马皇后也多次劝谏，让朱元璋宽容臣子，善待百姓，参军郭景祥、李文忠、宋濂、沈秀等人都曾在马皇后的劝谏下逃脱死刑。马皇后甚至在病重逝世之前，还在劝谏朱元璋。

成祖皇后徐氏是明朝开国功臣、魏国公徐达之女。朱元璋听闻徐氏贤名，亲自为儿子朱棣向徐达提亲。

洪武九年（1376年），册为燕王妃。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登基，徐氏册为皇后。徐皇后在还是燕王妃的时候，就能将燕王内政料理妥当，是燕王的贤内助。

靖难之役时，朱棣进袭大宁，李景隆趁机进攻北平。当时世子朱高炽镇守，城中兵少，形势危急。徐氏不但安排防御，激励将士及将士家属，甚至亲身登城参与守城，最后果然守住了北平。

朱棣登基后，徐皇后多次劝告朱棣修养生息，广纳贤才。当时因为靖难之役，朱棣对建文朝的臣子多有猜忌，据史书记载，也是徐皇后劝谏朱棣放下成见。

仁宗皇后张氏，河南永城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封为燕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年）封为皇太子妃。

仁宗登基后，张氏被册为皇后。宣宗即位后，张氏被尊为皇太后。英宗即位后，张氏被尊为太皇太后，是明代第一位太皇太后。

张氏历经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五朝，但她不过度干涉朝政，而是以劝谏皇帝为主。

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陪同张太后游玩西苑，张太后享受天伦之余，告诫宣宗要善待百姓。

宣德五年（1430年），宣宗陪同张太后祭祀长陵、献陵，沿途见到许多百姓拜见。

张太后亲自巡视农家，询问百姓生计，告诫宣宗要爱护百姓，以使百姓安居乐业为己任。思宗皇后周氏，天启年间，被选为信王妃。天启七年（1621年），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立周氏为皇后。

思宗即位时，明朝已至末期，自然灾害频发，农民起义不断，财政崩溃，吏治腐败，外部更有后金侵扰不断。

思宗因为局势崩坏，逐渐变得多疑暴躁，周皇后不敢直接进谏，多次旁敲侧击，劝谏思宗。后宫原有上百种戏目，周皇后为节约花费尽数裁汰，独留一种以时事暗中规劝思宗。

后来起义军势力壮大，京师危急，周皇后又暗中劝说思宗南迁。

诸如此类的劝谏还有很多，由于思宗反复多疑、刚愎自用，周皇后又不能直接干预朝政，所以思宗从未采纳周皇后的建议。最后京师城破，周皇后自尽前对思宗说：“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至有今日。”

（二）处理皇位继承危机

在仁宗朱高炽为太子，张皇后为太子妃时，太子“体肥硕不能骑射”，再加上汉、赵二王的离间，成祖对朱高炽很不满意，一度有废立太子之意。

张氏因此悉心侍奉，讨徐皇后欢心，帮助朱高炽保住了太子之位。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去世，英宗朱祁镇年仅九岁，当时宫中谣传张太后要立仁宗第五子襄王朱瞻增，一时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危急之时，张太后果断召集诸大臣至干清宫，指着朱祁镇说：“此新天子也。”

于是朱祁镇顺利即位，谣言也随之消失。在张太后的助力下，仁宗、宣宗、英宗三朝皇位继承过渡顺利，维持了朝政稳定。

孝宗皇后张氏，兴济人。成化二十三年（148年），张氏被选为太子妃。同年，孝宗朱祐樘即位，张氏被立为皇后。

弘治十八年（1505年），武宗即位，张氏被尊为皇太后。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突然于豹房逝世，武宗无子，选择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平稳地渡过这一特殊时期，维持朝局稳定，是对张太后及朝臣的考验。

武宗无子，又没有亲兄弟，张太后与大臣杨廷和等人商议后，决定选择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并以武宗遗诏的形式公布了这个决定。

皇位继承人择定之后，朱厚熜尚在几千里之外的湖广安陆，在其赶到京师即位之前，朝廷处于无皇帝主政的空窗期。

面对可能出现的政治危机，张太后与杨廷和等大臣合作，维持了政局的稳定。首先，在以武宗遗诏宣布继承人之后，颁布皇太后懿旨，再度确认朱厚熜成为继承人的合法性、正确性。

又令司礼太监谷大用、韦霦、张锦，内阁太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等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

其次，大力支持杨廷和等内阁大臣护卫京师，遣返番邦使臣、遣散边军、京师戒严。史称“以上数事虽奉上遗旨，实内阁辅臣请于太后而行者”。

最后，张太后更是与杨廷和等人联手清算了武宗生前宠幸的近臣。边将江彬深受武宗信任，武宗去世前是出入豹房边军统帅之一，手握重兵，武宗去世后，江彬等人失去依靠，随时可能爆发军事事变，威胁朝廷内外安危。

杨廷和在征得张太后同意之后，与司礼中官魏彬等人设计擒缚江彬。对江彬等人的处置，是在皇权空窗期内稳定政局的重要举措。

熹宗皇后张氏，河南祥符人。天启元年（1621年），张氏经由选秀被册立为皇后。熹宗即位之后，一味宠信乳母客氏与宦官魏忠贤。

客氏与魏忠贤勾结，对外打击群臣，祸乱朝政；对内把持后宫，嚣张跋扈。性格严明的张皇后十分厌恶客魏二人，数次向熹宗进言处置二人。

客氏和魏忠贤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数次迫害张皇后，先是诬陷张皇后身世不清，天启三年（1623年），又害张皇后流产，从此不能生育，更通过外朝攻击张皇后之父，试图以此打击张皇后地位，但二人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病危，熹宗的儿子都早夭，面对没有继承人和奸佞在旁的局面，张皇后决定劝说熹宗传位于信王朱由检，“及熹宗大渐，折忠贤逆谋、传位信王者，后力也。”

朱由检即位前，客氏与魏忠贤在宫中党羽众多，张皇后还特地叮嘱他注意安危，思宗即位后，立即铲除客魏集团，暂时稳定了朝政。

（三）支持大臣为政

仁宗张皇后深受仁宗信重，宣宗在位时期，“凡军国大事，悉上皇太后参决”。英宗即位时，年仅九岁。

张太后手握大权，但她却从不贪恋权位，过度干政。英宗刚即位时，大臣请张太后垂帘听政，被张太后以“毋坏祖宗法”为由拒绝。

张太后重用贤臣，国家大政悉数委任与他们。仁宗在位不足一年即去世，宣宗登基后。

张太后曾召见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杨溥等大臣，加以慰劳，告诫他们尽心辅佐宣宗。

正统初年，英宗年幼，无法过多处理政务，张太后遂重用内阁大臣，充分发挥内阁作用。

张太后对内阁阁臣的重用，促进了内阁制度的发展，维持了中枢机构的正常运转，朝局得到稳定。英宗幼年即位，易受宦官影响，张太后深刻认识到宦官可能带来的危害，遂大力抑制宦官。

当时，张太后重用内阁阁臣，司礼监柄笔太监王振仗着英宗的宠信，藐视内阁，甚至羞辱杨士奇，致使杨士奇愤怒之下三日不上朝。

张太后得知此事后，立马下令鞭打王振，让王振向杨士奇赔礼道歉，并警告：“再尔，必杀无赦。”

张太后为根除后患，曾召集召英国公张辅、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等大臣入朝，让英宗立于太后身侧，并令左右女官佩戴刀剑，严阵以待，随后宣王振入内。

张太后欲以“侍皇帝起居多不法”为由赐死王振，但英宗与五位大臣皆苦苦恳求，王振得以苟活。

张太后去世后，英宗在王振的鼓动下御驾亲征，酿成土木堡之变，印证了张太后的远见。神宗生母李太后，顺天漷县人，后被选入裕王府。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李氏生朱翊钧，即明神宗。隆庆元年（1567年），裕王即位，是为穆宗，李氏被封为贵妃。

隆庆六年（1572年），朱翊钧即位，尊李氏为慈圣皇太后。神宗即位时，年纪尚幼，当时的明朝内忧外患严重，吏治腐败，财政危机加重，边防松弛。在这种情况下，李太后支持张居正，颁布懿旨罢黜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

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李太后放手让张居正处理朝政。“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

神宗年满十八岁，张居正上疏请辞，归政神宗。在李太后的授意下，神宗驳回了张居正的奏疏，继续委政于张居正，张居正也得以继续他的改革大业。

张居正丧父，按制应当去官守孝二十七个月时，即使群臣反对，李太后也支持张居正“夺情”，继续改革。

李太后为张居正扫清阻碍，是张居正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助力。张居正本人对此深有感触。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恭妃王氏生子，取名朱常洛，是为神宗长子。万历十四年（1586年），深受神宗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神宗的第三子，取名朱常洵。

按明朝“立储以长幼为序”的原则，应该立皇长子为太子，但神宗偏爱郑贵妃之子，试图立皇三子为太子，由此神宗与群臣之间爆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国本之争”。

神宗起初直接反对立皇长子为太子，后来采取拖延政策，到最后被迫立皇长子为太子。

在这过程中，李太后一直态度鲜明地支持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郑贵妃生子后，神宗晋封郑贵妃为皇贵妃，而此时皇长子之母王恭妃的地位名分远低于郑贵妃，群臣因此上疏请神宗收回封命，神宗不允。

李太后得知此次争端之后，向神宗询问缘由，神宗回答皇长子是都人之子，即宫女之子，李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

虽然李太后无法直接左右神宗，命他立下太子，但李太后的支持是群臣据理力争的助力之一，迫使神宗只能采取拖延的办法。

（四）在国家政治中的消极作用

自古以来，后宫干政都与外戚势力紧密联系，明代皇后、皇太后大都对家族严格约束。

宣宗年间，张太后曾召见两位兄长，告诫他们谨慎守礼，甚至在杨士奇以张太后之兄张昇有贤名奏请张太后委以重任时也被拒绝，但同时，明代也有部分皇后、皇太后纵容后族，以致后族骄纵跋扈。

孝宗是明代唯一只有一位皇后并未册立其他妃嫔的皇帝，与张皇后感情甚笃，爱屋及乌，对张皇后的家人十分优容。

张皇后之父张峦于弘治五年（1492年）去世，后由其长子张鹤龄袭封寿宁侯，次子张延龄又封建昌伯，张氏兄弟在孝宗与张皇后的纵容下贪婪跋扈，肆意侵占土地，从事商业活动，甚至插手盐业买卖，谋取暴利。

土木之变后，瓦剌首领也先于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将英宗朱祁镇放回，以太上皇名义居于南宫，孙太后常常使人探望慰问。

景泰八年（1457年），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发动“夺门之变”，拥戴太上皇重登皇帝宝座。

事后，景帝朱祁钰被废为郕王，一大批追随之臣被迫害，兵部尚书于谦被处死。石亨、曹吉祥等得到重用，朝中文争武斗，日益腐败混乱，明朝统治就此埋下危机。

天顺元年（1457年），尚宝少卿钱溥、兵部尚书陈汝言等请求英宗为孙太后上徽号。

英宗因此询问阁臣李贤：“朕惟母后恩深······少伸孝情，如何？”

这些记载都表明，孙太后在夺门之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神宗生母李太后支持张居正改革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但她的另外一些活动也对国家政治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她对佛教的崇信。

作为神宗生母，神宗对李太后十分孝顺，虽然神宗同时尊生母与穆宗陈皇后为皇太后，但李太后的地位与待遇远超陈太后，李太后因此得以大肆崇佛。

李太后的崇佛行动主要以大规模修建佛寺、礼遇僧人、颁施佛经、捐赠寺院为主。这些活动是需要大量钱财作为支撑的。

万历中后期，明朝本就财政匮乏，李太后的崇佛行动耗费巨多，加重了百姓负担，使得明朝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政治危机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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