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印度纪录片（印度独立纪录片浪潮）

作者：Poulomi Das

翻译：yzl、纠结的茶、Nacha｜校对：纠结的茶｜排版：陈紫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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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当林图·托马斯 (Rintu Thom) 和苏什米特·戈什 (Sushmit Ghosh) 决定为他们的纪录片《以火书写》（Writing With Fire）发起角逐奥斯卡提名的活动时，他们已经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印度纪录片进入奥斯卡评选的视野。对于印度电影，人们的通常设想是他们只能竞争“最佳国际影片”这个奖项。

然而，在2022年，《以火书写》在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短名单后再进一步，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提名该奖项的印度纪录片。与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同，托马斯和戈什的处女作并没有强大的制片人或者流媒体平台背书，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两人的影片生动地描绘了一个由达利特人女性领导的乡村新闻团队如何在由上层种姓垄断的印度新闻界运转起来的。

《以火书写》（Writing With Fire）

“如果我们决定要这样做了，”戈什在谈到他们决定参加奥斯卡的角逐时说，“最终没有达到终点只意味着（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以火书写》最终没能获奖，但它的提名增强了印度非虚构类影像在全球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可能性。到今年，印度被提名的作品数量就已经翻了一番。

肖纳克·申（Shaunak Sen）的《生生相息》（All That Breathes）讲述了两兄弟拯救受伤黑鸢的故事，这部为穆斯林生活的尊严而发出呼声的影片也成为连续第二部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印度纪录长片。而卡尔蒂基·冈萨尔维斯（Priscilla Gonsalves）的《小象守护者》（The Elephant Whisperers），一部泰米尔语的纪录短片，讲述了一头孤儿大象和他的两个土著看护人的故事，为印度赢得了第一个奥斯卡奖项。

《小象守护者》（The Elephant Whisperers）

两部纪录长片的提名无疑展现了印度电影人的韧性，但对印度涌现出的优秀作品的评价绝不仅于此。印度纪录片作品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奥斯卡对它们的关注。

2018年，印度著名的纪录片导演阿南德·帕特瓦汉（Anand Patwardhan）就凭借《理性》（Reason）摘得了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的最高奖项，该片是对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基于种姓制度的暴力的历史根源的紧急调查。在2021年，帕亚尔·卡帕迪亚（Payal Kapadia）的《无知之夜》（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一部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右翼政府领导时席卷印度全国的学生抗议的编年史，获得了戛纳最佳纪录片奖。

2022年，维奈·舒克拉（Vinay Shukla）的《当我们观看的时候》（While We Watched），一曲关于印度独立新闻的忧郁挽歌，在多伦多和釜山都拿奖了。2023年1月，萨夫尼克·考尔（Sarvnik Kaur）的《逆潮》（Against the Tide）成为连续第三部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全球首映并获奖的印度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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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这些即独特又重要的纪录片收获的广泛好评标志着国际对印度纪录片的重新关注，把它们放置在早该出现的聚光灯下。这些作品有着共同点，即新一代电影人雄心勃勃的独立精神，强调以创新形式、明晰主题和尖锐的政治观点呈现出的叙事。

如果说作者导演拉凯什·夏尔马（Rakesh Sharma）、卡马尔·斯瓦鲁普（Kamal Swaroop）、拉利特·瓦查尼（Lalit Vachani）、迪帕·丹拉吉（Deepa Dhanraj）和阿南德·帕特瓦汗孜孜不倦地克服困难，为行动主义的纪录片打造了范式，那么他们的后辈因此得以自由地发挥该媒介的电影活力。

几乎他们的所有作品都在关切并记录渗透到印度世俗结构中日益增长的偏狭。有趣的是，拍摄这些电影的导演们都曾在国立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和印度电影电视学院（FTII）学习过，这些公共机构经常因为举行反建制的抗议活动而受到惩罚。

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新一代的独立电影人使用非虚构的创作方式作为问责的第一语言。种姓制度贯穿于《以火书写》的每一帧。卡帕迪亚的《无知之夜》以印度转变成为警察国家作为影片背景。在《当我们观看的时候》中，舒克拉展现一个尽职尽责的记者与充满政治宣传和错误信息的时代的孤独抗争，最终形成了民主制度不稳定的重要记录。

《生生相息》则直接提到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对穆斯林的集体迫害，这源自《公民身份（修正案）法》。这项严苛的法律旨在授予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受迫害少数民族以公民身份，但该法案却公开歧视穆斯林群体。

《生生相息》（All That Breathes）

即便是在这些政治警惕类的电影制作中，电影语言的多样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与《无知之夜》一样，阿沛·库马尔（Abhay Kumar）的《安慰剂》（Placebo）（2014）也是一部混合类型纪录片，该片质疑导致印度最负盛名的医学院大规模学生自杀背后令人衰弱的学术标准，为印度的公共教育谱写了一曲挽歌。但两部电影在拍摄手法上却有所不同。

库马尔的调查是基于四名医学生的个人经历，在严苛的学术标准下，他们追逐理想的光辉逐渐熄灭。卡帕迪亚同样选择混合类型的电影则更尖锐地控诉了一个将教育机构沦为讨价还价的筹码的政府。另一方面，《生生相息》富有感情地表达政府对穆斯林的暴力的问责，但并没有将其转变成明确直接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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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印度独立纪录片在过去十年有所发展，但纪录片的制作条件对印度电影人来说仍然十分不理想。政治，团队合作，甚至资金上的风险几乎笼罩在每一个还在印度创作的独立电影人的头顶上。更糟糕的是，这些困难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因政府的冷漠和审查制度而破裂的影视制作生态。

《无知之夜》（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

在印度，如果有什么比拍摄独立纪录片更难的，那就是发行纪录片了。《无知之夜》和《以火书写》至今未能在印度上映。2015年的《夜寐之城》（Cities of Sleep）围绕德里夜晚无家可归者寻找夜间庇护所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展开讲述，这部肖纳克·申的哲理处女作至今仍然无法在印度观看到。

舒克拉和考尔都优先安排他们为期一年的海外国际影展的行程，而不会对冒着风险在印度上映抱有期待。不论你喜欢与否，此刻的国际观众是印度制作的所有纪录片默认的目标观众。有时，他们还是唯一的观众。

这种障碍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一个事实，即印度没有正式的纪录片发行渠道，无法公正地服务这个媒介，也无法服务于多元的纪录片从业者。印度没有蓬勃发展的艺术影院，而院线发行完全由主流电影工业的明星主导，上院线对独立纪录片来说仍然是昂贵的。

传统制片公司很少支持纪录片，它们对纪录片的缺乏兴趣与观众缺乏看的欲望相吻合。即使是少数能登上大银幕的纪录片，也面临着重重困难。2013年，电影制作人阿努拉格·卡施亚普（Anurag Kashyap）和维卡拉马迪亚·莫特文（Vikramaditya Motwane）率先将迪普蒂·卡卡尔（Deepti Kakkar）和法哈德·穆斯塔法（Fahad Mustafa）执导的《缺电印度》（Katiyabaaz）发行上映。

影片以悲喜剧的眼光审视了印度猖獗的能源危机。影片没有带来任何商业回报，制片公司现在已经破产。在一次采访中，莫特文承认他对《缺电印度》的不受欢迎感到失望，不确定是未能吸引到“那些会在影院里看纪录片的观众”，还是纪录片本身就对观众“不够有趣”。

《缺电印度》（Katiyabaaz）

如果没有彻底改变这个国家对待纪录片的看法，那么讨论残缺的发行渠道和观众的缺失就是多余的。近年来，让纪录片制作人自己弄懂准备院线上映文件的复杂性已经成为对他们的惩罚。在印度，没有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CBFC)的分级牌照，商业院线发行是不可能的。

根据1952年《电影法》的规定，作为认证机构，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负责监管电影的公开放映。然而，一次又一次，CBFC超越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像电影审查机构一样行事，镇压任何反对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的形式。在印度，一部充满政治色彩的纪录片极有可能被政府干预下无法放映，或者更糟，被无限期禁止放映。

对于独立电影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额外的战斗。与美国不同，印度没有类似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律来保护电影免受潜在威胁。《逆潮》的联合制片人科瓦尔·巴蒂亚(Koval Bhatia)说，“即使(一部电影)没有政治主张，也很有可能被说得有政治主张。”

《夜寐之城》（Cities of Sleep）

巴蒂亚对2016年《大选举人》 (An Insignificant Man)上映期间发生的不幸情况可以滔滔不绝。维奈·舒克拉（Vinay Shukla）和库什布·兰卡（KhusHBOo Ranka）的这部猛烈的直接电影首次捕捉到了民主行动，追溯在2011年印度反腐抗议活动后凯吉里瓦尔（Arvind Kejriwal）领导的阿达米党(Aam Aadmi Party)的崛起。

当制片人在2017年申请分级证书时，CBFC拒绝对通过该影片，指示他们从总理莫迪，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和前德里首席部长希拉·迪克西特那里获得无异议证书(NOC) ——一份从个人或组织获得、能给予他们批准的法律文件。制片人还被要求删除所有涉及印度最大两个政党（国大党和人民党）的内容，这样的删减会破坏电影故事的来龙去脉。

“保护政治家的感情不在CBFC的职权范围内，”兰卡至今仍不后悔自己当初坚持的立场。最终，当他们向电影分级审查上诉法庭(FCAT)提出上诉时，CBFC的指令被撤销了——批准了《大选举人》的完整上映。值得注意的是，莫迪政府在2021年废除了该机构。

该机构历来能对不满CBFC决定的电影人的上诉迅速做出判决，保护他们免受经济损失和上映推迟的困扰。随着FCAT的消失，这些电影制作人现在只能听任印度负担过重的法院的摆布。

《大选举人》 (An Insignificant Man)

《大选举人》在影院上映了八周，这在当时是纪录片的一大成就。这场胜利对舒克拉和兰卡来说是苦乐参半。公开反对政府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根据兰卡说，《大选举人》原本已经在2017年获得印度国家电影奖最佳纪录长片奖，但由于评审团成员受到的压力，该奖项最终没能给到制片人。

在《大选举人》被拒之门外后，那一年的国家电影奖没有颁发最佳纪录长片奖。这是民主政府的丑闻，也是对两位新兴电影人的重大打击，他们记录下了一个重要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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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执政党试图对该国的电影叙事施加控制，政治纪录片一直承受着各种威胁。例如，73岁的帕特瓦汉一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政府当局和旷日持久的法庭案件作斗争，以争取他的电影上映。他最近一次与审查抗争是2018年的《理性》。

2004年，拉凯什·夏尔马同样反对CBFC禁止他的纪录片《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决定。该片讲述了2002年古吉拉特邦骚乱事件期间对穆斯林的屠杀。但是在人民党统治下，政府的报复手段确实发生了巨大转变——不再是轻微的侵犯，而是全面的威胁。

由于可利用的资源十分有限，在国家对艺术媒介的过度控制下，处于边缘的独立电影制作人面临着最严重的冲击。

《逆潮》（Against the Tide）

对刑事诉讼的恐惧无疑削弱了国际流媒体平台的涌入所能给印度纪录片带来的任何自由度。自从印度信息和广播部在2020年决定将流媒体平台纳入其管辖范围以来，大制作剧情类的流媒体项目都一再遇到麻烦。这种自我审查制度的连锁反应正在全面袭来。

最近，Netflix搁置了至少一个纪录片项目，原因是它的政治性，而这个项目已经获准制作多年了。《当我们观看的时候》最初打算在一个流媒体平台上播出，但后来计划被取消了。《生生不息》在印度流媒体平台Disney Hotstar上映后，由于HBO与该平台协议终止，印度观众只有一周的时间能看到这部影片。

《当我们观看的时候》（While We Watched）

尽管如此，糟糕的纪录片发行和推广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印度的政治因素。即使是不敏感的电影，也没有出现在流媒体平台上。雪莉·亚伯拉罕(Shirley Abraham)和阿米特·马德希亚(Amit Madheshiya)的《流动电影院》(The Cinema Travelers，2016)，是对印度农村旅行电影院的审视，却没有机会被观众看到。

法伊扎·艾哈迈德·汗（Faiza Ahmad Khan）的《马勒冈的超人》(Supermen of Malegaon, 2013)也没有上映，这部火爆的电影讲述了一群古怪的无预算电影制作人模仿宝莱坞大片，以对抗小镇上弥漫的贫困和紧张。当下，比起不可控的流媒体平台，电影制作人更有动力把他们的电影放在YouTube上，这样观众可以直接看到它们。

讽刺的是，尽管印度流媒体平台上缺乏独立纪录片，但它们委托制作的纪录片项目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只不过这些项目并不没有政治倾向，也不是由初出茅庐的独立电影人制作。印度流媒体更倾向于把赌注押在商业剧情片创作者中那些愿意尝试备受关注的纪录片项目的人身上。

这造成流媒体平台偏好了一些有着明显光鲜特征的纪录片叙事，它们或是被用于千篇一律的真实犯罪样板之中，如《邪密满屋：印度家族集体死亡案》（House of Secrets: The Burari Deaths, 2021），或是着眼于电影制作和体育亚文化，如《电影至死不渝》（Cinema Marte Dum Tak，2023）和《英勇板球队》（Bandon Mein Tha Dum，2021）。

然而对于许多独立电影人，脱离本国社会政治现实的纪录片创作是无法想象的。一部聚焦于一位在狱的学生活动者的纪录片，和另一部展现着印度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时期的纪录片，都不可能在流媒体平台上播出。

限制创作力丰富的电影人也意味着一个事实，即国家资金支持寥寥无几，而任何能帮组电影人长远发展所需的基础训练也是亦然。相似地，纪录片的资金空间也受到限制。印度非盈利组织公共广播电视基金会（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rust, PSBT）与该国的国家公共广播机构联合制作纪录片。

由于资金紧缺，该组织目前已不再委托项目。去年，政府宣布将把四个电影机构与印度国家电影发展公司（National Film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NFDC）合并。其中之一是印度电影部（Films Division of India），这是一个印度国家支持纪录片的制作和发行单位。

在合并之后，印度电影部的前景变得模糊，纪录片人寻求任何国家支持的希望已经烟消云散。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量新兴独立电影人不得不动用个人积蓄来启动非虚构项目的制作。一些人透过众筹的方式，而另一些人则通过来私募基金获得资金支持。

《安慰剂》（Place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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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对于渴望捍卫自己的声音与愿景的纪录片人来说，向西方寻求外国资助、联合制作和发行是最明智的选择。戈什解释道，“如果你从事纪录片，你自然地会在制片方面积累经验”。他总结了大多数电影人要在初期自掏腰包，并随后依靠国际资金在每个拍摄阶段收回制作费用的原因。

然而，对已经力不从心的创作者而言，提案、筹资、制作影片然后入围一流电影节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阿沛·库马尔认为，印度纪录片领域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缺乏具有创作思维的制片人。他们可以在纪录片的故事结构、修改和预算方面为创作者提供帮助。“这就是印度纪录片的目标往往定得不高的地方。甚至影片尚未开拍，电影人就已经习惯性地自我妥协”，库马尔指出。

根据 Distribution Advocates 2022年收集的100位在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西南偏南电影节（SXSW）和翠贝卡电影节（Tribeca）首映纪录片的电影人的数据，57%的入围影片都有一位曾在同一电影节展映过作品的制片人或导演。

这使得印度纪录片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大量该国的纪录片实际上都是处女作。为了争夺在备受追捧的电影节露出的机会，印度电影人往往也需要互相竞争。在各个电影节展上，似乎很难有多于一个的展映名额给到印度纪录片。此外，国际发行交易似乎也毫无起色。

“过去只要你去到圣丹斯电影节，你的电影通常都能卖出去。但今年，很少有影片能成功发行”，巴蒂亚在谈到她制片的电影《逆潮》时如是说。这部影片曾在圣丹斯电影节的世界纪录片单元展映，到目前为止，该单元仅有一部纪录片达成了发行交易。

有时，完全依赖国际支持就必须在美学和叙事方面做出重大让步，以符合特定的标准。库马尔举了关于阿伽娜·帕德克（Archana Phadke）的《关于爱》（About Love, 2019）的例子，这是他在《安慰剂》之后与阿伽娜共同制片和剪辑的纪录片。

一位欧洲制片人准备加入，但提出了一个要求，询问这部质询导演自己家庭的黑色喜剧作品能否简化主题，并以一个明确讲出“我的疯狂印度家庭”的画外音开场。库马尔和帕德克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最终只能放弃掉这笔资金。同样地，对于没有经验的新人来说，他们几乎不可能获得外国资金支持。库马尔记得在制作《安慰剂》时，他遭到了所有主要国际资金的拒绝。

他还发起过一次失败的众筹，最终只能完全由自己出资来完成这部电影，还兼任了联合制片和剪辑。尽管《安慰剂》是奈飞（Netflix）在印度最早收购的非虚构电影之一，但他从中没有获得任何利润。“当时，能够拥有自己的电影很重要。

在当下，我会想这意义何在？如果有一个大制片人带着大量资金和资源来找我，我还会说想要拥有自己的电影吗？我现在不知道答案了。”自《安慰剂》以来，库马尔没有再执导过纪录片。

《关于爱》（About Love）

库马尔为《安慰剂》投入了五年多的时间；一个纪录片项目的平均周期在五到六年之间。这个过程可能是令人孤独而吃力的，往往导致创作者们精疲力竭。承担这样一项任务所伴随的经济开支使得创作者无法将所有精力都倾注到一个纪录片项目上。大多数人赔钱拍电影。

一部分人则像巴蒂亚、托马斯和戈什都经营着自己的制片公司，同时继续接手委托项目以维持生计。“《以火书写》的早期资金实际上主要来自我们接手的其他项目所赚的钱。你必须不断工作来筹集资金，支持你的梦想项目”，戈什说道。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资源丰富的多面手掌舵，是不可能被创作出来一部纪录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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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印度国内对纪录片的极度忽视，独立电影人的持续存在无异于一个奇迹。唯一的希望往往来自于紧密联结、互相支持的纪录片人社群，他们毫不迟疑地支持同行的作品。当电影人兼剪辑师迪帕·巴蒂亚（Deepa Bhatia）将《安慰剂》的粗剪DVD寄给她在芬兰认识的人后，芬兰电影基金会（Finnish Film Foundation）便作为后期制作伙伴加入了进来。

莫塔内（Motwane）向制作中的纪录片团队提供了资金，以便他们可以制作申请外国资助的预告片。电影人布拉迪克·瓦茨（Prateek Vats）是卡帕迪亚在印度电影电视学院（FTII）的前辈。在卡帕迪亚在整理《无知之夜》的素材时，布拉迪克将他在各大学拍摄的素材提供给她。

在幕后，还有一些电影人、学者和策展人致力于为下一代提供指导。电影剪辑师兼教授尼洛帕尔·马朱姆达（Nilotpal Majumdar）是 DocedgeKolkata 的负责人。这是印度唯一的非虚构孵化提案大会，也是亚洲首个。

对于饥渴的电影人来说，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源——过去十年间在国际上获得任何声誉的印度非虚构电影都始于这个年度活动。该活动将独立电影人与行业相关人士和委托剪辑师联系起来。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拥有进行中项目的电影人将参加密集的研讨会，与行业专家合作，帮助完善自己的项目提案，然后再向潜在合作伙伴展示。

尼洛帕尔·马朱姆达（Nilotpal Majumdar）

今年，由于资源不足，Docedge 被迫转向线上模式。“对于争夺下一部长片的流媒体和制片方来说，建立一个与 Docedge 合作并为潜在的项目设立助学金或基金的机制绝对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选择。

但奇怪的是，没有人采取行动”，戈什说道。他的电影《以火书写》就是在Docedge孵化的。“这种情景暗暗地凸显印度纪录片市场的讽刺性。”而马朱姆达则为该国纪录片生态的缺失感到遗憾，他评论道，“对于新兴的非虚构电影创作者而言，构成挑战的不仅仅是资源的缺乏，更是思维方式的缺失。这里没有对于印度纪录片十分关键的对话。”事实上，印度政府依然将纪录片看作从业者个体的责任，而非其领导的责任。

这并没有阻止独立电影人拿起他们的相机去到现场。戈什和托马斯已经在筹备他们的下一个项目；亚伯拉罕正在拍摄下一部纪录片当中；巴蒂亚则开始执导她的第一部纪录片。有些人甚至在主动为印度的纪录片行业建立机制。

去年，兰卡、申和帕德克合力推出了 India Docs，一个面向纪录片项目的发展基金，希望他们的专长集合在一起能帮助培养下一代电影人，以驾驭国际电影资助、市场和电影节的巨大周期。其目标是向被选中的电影人提供50万卢比（折合人民币42000）的初始资金，用于制作与印度观众相对话的纪录片，而无需过度凸显风格或主题。

自成立以来十个月，兰卡承认，作为非营利组织运营面临诸多挑战，团队正在重新思考这个机构的结构。但她仍然对未来保持乐观。毕竟，印度的非虚构电影人总是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纪录片的奥斯卡提名与随之而来的国际关注，体现了一场本土艺术和政治抵抗的胜利之旅。它们也指向了印度纪录片当前所处的关键时刻——借鉴传统电影和表达异议的手法的纪录片不断涌现，它们目睹印度的现状，而非美化它。印度人民党专政的火焰无法使这些声音消失，这既是一小步，也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篇幅有限，文章略有删减

原标题：While We Filmed: Behind the Daring Spirit of Indian Documentaries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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