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主题的歌曲（以喜剧类型为主）

用新样貌传播主旋律传统主旋律电影的题材多以红色题材以及反映大众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为主，承载着鲜明的导向性。主旋律电影的这种设定似乎注定了主旋律电影会呈现出一种严肃而沉重的样貌，与喜剧元素无缘，事实证明早期主旋律电影确实如此。

随着内地与香港的密切往来，香港导演的参与将喜剧元素类型被成功带入新主流电影创作中。喜剧类型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民最喜欢的类型之一，也许是喜剧片鲜明的娱乐倾向会冲淡主旋律的性，因此一直没有产生一部拥有好口碑和高票房的喜剧类型的新主流电影。

直到2020年的国庆档，在新冠疫情后，全国影院复兴后的第一个观影热潮，一部由5位导演创作的单元式喜剧影片《我和我的家乡》横空出世，以18.72亿夺得2020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这部影片横空出世，填补了新主流电影以喜剧类型主打的市场空缺。

此处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对主旋律电影的喜剧类型化创作展开讨论。《我和我的家乡》是对美好生活进行喜剧化的呈现，并最终赞扬中国主流价值，影片大获成功归功于三个方面：第一，电影在喜剧这种类型化形式的基础上与不同元素融合，呈现多元的喜剧风格。电影由五个单元构成，每个单元将喜剧类型与不同元素结合，形成多元化的喜剧风格。

在《北京好人》中，导演宁浩营造了喜剧 黑色幽默的犯罪氛围，通过纯熟的叙事语言和巧妙的转折点设计使故事的节奏张弛有度；《天上掉下个UFO》以及《最后一课》在前半部分明显展现出喜剧类型 悬疑元素的组合，使影片充满戏剧性；

《神笔马良》则是喜剧类型 爱情元素的融合，沈腾扮演的角色为了扶贫放弃留学机会，在与妻子的视频通话中用各种手段隐瞒事实，谎言被揭发后，本以为妻子会勃然大怒，但结果却以妻子对扶贫工作的支持告终。影片中缝合了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用喜剧的形式巧妙传达了社会主旋律，爱情元素的加入又为影片添加了一抹温情的色彩。

第二，中规中矩的喜剧手法符合观众心理预期。新主流电影的喜剧套路较少涉及后现代主义那种非常规的、无厘头的荒诞喜剧手法，而更多遵循了符合常规逻辑的中国传统式的喜剧手法，用戏谑、幽默、意外、巧合、等方法，制造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效果。

《我和我的家乡》用这种喜剧手法创作了不同人物的百味人生，在银幕上为观众呈现出极具真实感的大众生存状态。影片的这种“真实感”更容易引发观影者的共鸣，让观众得以体悟不同人群的生活处境，影片最后通过表现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的结局，使观众自觉地产生对中国特色的认同。

第三，欲扬先抑的叙事手法升华主流价值表达。电影推出恰逢决胜全面小康、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因此影片的五个单元都紧扣脱贫攻坚的时代主题。

《北京好人》《天上掉下个OFO》《最后一课》《回乡之路》《神笔马良》五个小故事，分别对应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善、乡村科技扶贫、农村教育改革与文化复兴、自然环境治理和致富、下乡扶贫与乡村建设几个社会现实问题，每个部分虽然用了喜剧的手法表达，但基本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在最后折射社会现实，升华人的价值、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这种手法能够让观众轻松地参与到严肃的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尤其是吸引主流青年人群的参与，让观众在笑过闹过后最终又回归问题本身，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国家在脱贫致富方面的努力和成就，激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通过对《我和我的家乡》的分析可以发现，喜剧类型与不同元素的融合丰富了新主流电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使新主流电影的在处理艺术性与商业性这二者的关系上得到了新的思路。

在《我和我的家乡》之后，2021年继续推出《我和我的父辈》，依旧延续了集锦单元式的叙事结构，其中《鸭先知》和《少年行》两个单元通过喜剧化的表达，其中《鸭先知》通过致敬浪潮，而《少年行》将喜剧类型与科幻元素结合，表达了科技的创新与传承。

另外，2020年另一部影片《一点就到家》，同样是一部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影片，兼具青春励志与时代奋进的正能量作品，电影的定位更偏向于青年观众的审美，为主旋律命题下“创业 扶贫”的问题提供了多样的表达。新主流电影用轻松的形式传播严肃的主流价值的做法更容易得到青年人群的认可和接受。

喜剧类型的新主流电影用较高的创作质量得到良好的市场反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重丰收，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电影的商业地图也得到进一步扩展。在未来，主旋律 喜剧类型的创作应当坚持守正创新，出现更多既有温度又有高度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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