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原子弹基地（原子弹基地人多房少）

1960年，原子弹青海基地的工作刚刚开始，苏联就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供应困难，物资匮乏，青海 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贫穷地区，自然条件也比较恶劣，困难就显得更加突出，用当时的话说，天灾和人祸一起都来了。

由于口粮得不到保证，必要的设备和器材供应不上，原子弹生产基地工程经常处于停工待料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自动回家去了，自谋生计，工程也不得不停止，或处于半停工状态。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作为青海基地的主要负责人，二机部九院院长、开国少将李觉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

一方面要迅速组织科研力量，填补苏联专家撤退后留下的空白，挽回他们造成 的损失，使那些设备尽快运转起来。否则真应了“哑巴和尚”的预言，成为一堆“废铜烂铁”。

另一方面，他必须面对现实，解决实际困难，总不能让我们的科学家饿着肚子搞科研，不能让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饿着 肚子建工厂，更不能把他们饿垮、饿病、饿倒、饿死。

李觉与新来的党委书记赵敬璞商量，请吴际霖、郭英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和朱光亚几位副所长和科学家们毫不放松地继续抓科研，不为当前暂时的困难所干扰，一定要抓出成果。赵敬璞抓基地的全盘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李觉本人则负责抓当时最为困难的后勤供应。

他们从基地临时抽出1500多人，组成副业队，下面分农、牧、渔三个专业队，就地垦荒种地，到青海湖捕鱼，到周围地区去打猎。为了加强领导，三个专业队分别成立三个临时支部，副业队组建总支，李觉任总支书记兼大队长。

赵敬璞

垦荒种地，养牛养羊，下湖捕鱼，上山打猎的事李觉都管，不仅管，而且直接参与。1961年春到1962年，在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里，基地指挥部基本上看不到他的身影，他一直在外面跑，有的人还以为他们的总指挥调回北京了。

李觉组织农业队，在青海湖环湖牧场和金银滩附近垦荒种地，比当年在拉萨开荒生产的规模还要大，现在有了工程兵，有拖拉机，再不用为几把十字镐发愁了。

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们很快开垦出几千亩地，开春后种了土豆、蔓菁（当地群众叫“园根”）、萝卜、蚕豆、 菟豆，还有少量的油菜和青株，1960年秋天，就有了收成。

有的同志激动地称那些东西是“救命的宝贝”。把这些副食品分到广大职工和科技人员手中时，一个个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有的同志激动地说： “不要小看这些土豆、萝卜和蔓菁，有了洋芋蛋（当地称土豆为“洋芋”），就能造出原子弹。”

捕鱼队更是日夜不停地在青海湖和附近的湖泊中捕鱼。

人们一般只知道青海湖是一个美丽的风景区，环湖区是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却并不知道它对“两弹一星”工程做出过重要贡献。

若没有青海湖这个聚宝盆，基地的困难不知道要增加多少，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时间不知要推迟多久！

青海湖不仅有丰富的渔业资源，环青海湖地区还是是天然的植物园，还有许多珍贵的药材。开春时，满山遍野都是蘑菇、野葱、野蒜，是内地人享受不到的独具特色的美味佳肴。

基地的其他同志不知道，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李觉对这方面的情况十分熟悉。

这里还有冬虫夏草，更是高级补品。改革开放后畅销海内外，名闻遐迩，每斤价值高达一两万元。而在当时，基地的同志却当菜吃，对保养身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还有亠种叫“蕨麻”的植物，俗称人参果。《西游记》 里面有猪八戒偷吃人参果的精彩描述。草原上遍地都是，春秋两季，都可以采挖。

人参果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野生食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受污染的绿色食品。谁能想到，在艰难岁月里，基地同志竟然能吃到高级的绿色食品，保养身体。

困难时期，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大师，曾将信教群众供奉给他这位大活佛的人参果，转赠毛主席、刘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等领导人。

后来毛主席带头，将人参果再转送给在北京医院和301医院养病的老同志，班禅大师听了十分感感慨说：“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马步芳的官员，就是不一样。”

打猎的规模更大。这些猎物，为缓解暂时的困难， 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初期，在进藏的时候，为了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教，我军曾严禁部队捕鱼、打猎，宁可饿肚子，也不捕、不打。困难时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集中打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性措施。没有这些东西，原子弹、氢弹、导弹就造不出来，卫星就上不了天。

李觉晚年充满深情地说：“藏族同胞懂得这个道理，他们顾大局、识大体，不但没有批评我们，还帮助和支持我们，给我们带路，当向导、做翻译。藏族真是一个通情达理、纯朴忠厚的民族，是两弹一星的大功臣。你们将来为两弹一星写史书，一定要讲清楚藏族同胞的贡献。”

当时，尽管青海省自己很困难，但省委、省政府依然无偿地支援基地4万只羊。基地党委决定，将3万只分给各个部门，要求各部门优先照顾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1万只留下，充实基地牧场，让其繁殖，做长期打算。

青海省委书记高峰

作为221基地的外围牧场，这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李觉下令，宰杀了一多半，大部分分给青海基地，一部分用火车运到北京，支援在北京的九院研究所科学家。

李觉说：“这件事我没有请示部领导，作为基地负责人，来了个将在外，自己做主了。”

他知道，一请示，部里也许会批准宰杀一部分供应基地职工，但绝对不会同意支援北京，更不会同意支援部机关。

李觉当时想，先吃了再说，保命要紧，保住了这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命，保证了机关同志最基本的需要，就等于保住了原子弹。这个责任要由我来负，我不能让部领导为我承担责任。

李觉派火车、派汽车往北京送肉、送鱼，但却从没有给老母亲和夫人魏侠和家里送过半斤肉、一条鱼、一把人生果。

当时，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美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难，困难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李觉对这种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

因此，作为基地的主要负责人，他必须做长远打算，即使这种困难再持续一段时期，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也绝不能停止，更不能半途而废。

李觉几乎跑遍了青藏高原的各个地方，他认为青海 湖畔的环湖牧场，是最好的牧区之一，而金银滩又是环湖牧场中水草丰美的最好的牧场，完全有条件把基地牧场搞好厂成为一个重要的副食品生产基地。

像当年坚持“长期建藏“一样，他要把基地的副业生=产搞好，做长远打算。

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副业队的工作取得了丰硕成绩，不但保证了西北基地数万职工的供应，而且支援了北京研究所和部机关，解决了部分副食品严重缺乏的困难。李觉将这一行为称之为“前方支援后方”，

专管原子弹研制的九院食堂开设甲、乙两个售饭窗。甲窗前供应肉片炒菜、白米饭、一碗汤，一张羊油煎的面饼，这是科技人员的专用窗。乙窗则仍然是馒头和干菜汤。李觉等基地领导一起和机关干部在乙窗前排队买饭。

李觉对科技人员说：“你们吃好吃饱，才能有力气工作。为国为民争光，也为我们争荣誉！”

由于九院的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较好地解决了后勤供应，安排好职工、尤其是科技人员的生活和生产，他们没有疏散和遣散职工，更没有疏散一个科技人员，北京的研究所也好，青海的基地也好，科研和生产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这就为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贏得了时间。

1962年8月的一天，二机部部长刘杰参加完北戴河会议回到北京，一进家门，连脸都没有洗一把，马上给李觉和吴际 霖打电话，请他们立即到他家来。

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决定，也关系到我国 “两弹一星”的命运。李觉接到电话，不敢耽误，立即前往。

李、吴二人到刘杰家时，他正在吃饭，见他们进屋， 立即放下碗筷，第一句话就问：“怎么样？”

李觉明白部长问话的意思“便根据他们在北京商量的意见，做了汇报，主要意思是：奋战两年，在1964年底爆炸原子弹，是完全有把握的。

看来部长对他的回答是满意的，但没有表露出来，依然严肃地说：“你是老红军，军中无戏言啊！你敢当面在毛主席面前打包票吗？”

二机部部长刘杰

李觉坚定地说：“我见了毛主席也这么说，1964年底前爆炸原子弹，是绝对有把握的，如果完不成任务，你可以杀我头！”

刘杰这才高兴地说：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工作，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和决心。总理多次听取汇报，经过认真研究，确定争取在1964年底、最迟在965年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总理指示我们赶快向中央写报告，待主席和中央批准后，立即实施。

刘杰又说：根据你们的方案，从现在到64年底，只有两年多一点时间。按照这个要求，要用倒计时来安排你们的工作，可以叫做《两年规划》。这是一个硬任务。

李觉说：要完成硬任务，还要有硬条件。他提出了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刘杰表示：待中央批准后，这些事都好办。

在刘杰主持下，李觉很快起草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于1962年9月11日上报毛主席和中央。

1962年10月初，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二机部的报告。刘主席在会上说：“中央要成立个委员会，加强领导，加强配合，请国防工办提出委员会成员名单，报中央批准。”

10月30日，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在给主席和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建议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试验工作。

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

11月3日，毛主席在这个报吿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这就是说，在困难时期，原子弹工程是上马、还是下马的争论，在思考、观察许久之后，我党终于下了决心：坚决上马，1965年底之前必须爆炸。

12月14日，中央就成立中央专委会正式发出通知，专委由周总理亲自挂帅，7位副总理、7位部长级干部参加，其阵势之大，涉面之广，能力之强，威望之高，号召力和凝聚力之大，都是空前的。

按照中央批准的方案，要在1964年底以前让原子弹响起来，从1962年12月14日中央正式下达通知算 起，必须在1964年国庆节前做好一切准备，这样算来， 只有21个月的时间。

为了实施《两年规划》，李觉奉命组织草原会战。

在北京地区进行的大部分研制工作，需尽快转移到青海基地才能继续进行。但由于苏联中断提供技术资料，到1962年底，基地建成的工程项目尚未配套。

特别是科研所需的诸如中子物理、放射化学等重要工程项目，因无设计图尚未开工；连同其他项，1963年尚需增加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任务十分艰巨。

根据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决定，专委办公室副主任郑汉涛于1962年12月7日邀请建筑工程部、交通部、水利电力 部、邮电部、铁道部、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门共同研究确定，由各部门分担有关的基建任务。

专委办公室副主任郑汉涛

为了确保工程建设的进度，二机部、建工部、青海省等联合建立基建指挥部，由李觉任总指挥，统一领导工程建设，代号“221”工程。

1963年4月，“221”工程全面开工，百里草原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建设场面。随着基地建设的全面展开，九院的科技人员和局领导机关陆续转向基地，工程建成一项，投入使用一项。

这时，经中央批准调来的127名高、中级科技干部陆续报到，同时选调了一批转业军官做各级党政工作，千军万马汇集草原，开始了第一颗原子弹攻关的最后决战。

为适应需要，撤销了九院9个研究室的建制，又恢复了 4个部，其中生产部、设计部、实验部组成“312”设计分院，理论部暂留北京。

同时，遵照中央的指示，参照大庆油田的经验，在青海省委的领导下，成立青海省驻基地办事处，对外称“矿区办事处”，建立健全了公、检、法、商业、粮食、邮电、银行等部门，“221”基地成为政企合一的事业单位。初步形成中国原子城的规模。

221基建与科研交叉进行，面对着数万人的施工队伍和科技队伍，千百项科技攻关与工程项目，组织领导和科研管理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各级干部 弾精竭虑、尽职尽责，科技人员和工人废寝忘食，不计名利得失，单位之间先人后己、团结协作，保证了各项工作 紧张而有序地全面开展。

研制原子弹是科学，把各类学科的科学家、工程技 术人员和各条战线的千军万马组织在一起，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强大的合力，完成攻坚任务，也是 一门科学，可以把它称作管理科学。在这方面，李觉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

随着西北核武器研究基地建设的迅速发展，大批人 员、大量设备仪器向青海转移的条件亦逐步具备，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不但大批基建队伍来到“221”基地，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等一批专家也来到青海高原。

几个月后，基地的基本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大队人马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后，住房便显得十分紧张。

为保证科研工作顺利进行，基地建设负责人李觉下了个死命令：干部一律住帐篷，非工作需要不许上楼房，已建成楼房的房间全部让给从北京过来的科学家。

李觉本人带头，赵敬璞、吴际霖、 王志刚、李信等领导干部带着机关的工作人员，主动搬到帐篷里去住，把楼房腾出来，让给一线上的科技人员，保证他们在现有条件下，有个相对舒适的生活空间，能够集中精力投入到研制工作中去。

到1963年，基地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李觉、吴敬璞、吴际霖等同志完全有条件住楼房，何况李觉已经年近半百，又患有心脏病。

如果李觉、吴际霖与王淦昌、彭桓武等人选择一起住楼房；或者如青海省军区建议的那样，住在军区大院，也无可非议。

搞大会战，搞尖端科学，要随时向北京请示汇报，要向国防科工委、三大总部、各大军区请示，要与20个省、市、自治区、中央26个部委联系，要同900多家工厂、企业打交道，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从基地、从西宁走向全国各地；又有成百上千的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基地。

从某种意义上讲，坐镇西宁，确实更便于指挥，更便于协调。

然而，李觉、吴敬璞、吴际霖等人毅然决然搬出楼房，在3100多米的高寒缺氧地区与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和施工人员一起住帐篷。这种精神，这种品格，这种情操，不能不说是高尚的，不能不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

试想，解放10多年后，在1963年至1964年，像李觉这样的资历，这样的职务，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条件，担负这样重要的工作，全党、全军还有几个人住在帐篷里？！

李觉、吴际霖、郭英会、王淦昌他们领导的我国第一 个核武器研究所，是一个坐标，一个表率，一个楷模，也是一面镜子。

王淦昌

领导和机关人员的做法，大大激励了科技人员，也使得寒冷的金银滩，到处奔涌着滚滚的工作热浪。

海北草原上的气压低，喝的水从来不到沸点，食堂里的馒头，也总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瘪瘪黏黏的蒸不熟。蔬菜靠从外地运来，有时大雪封路，食品蔬菜运不进来，给生活带来很多困难。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王淦昌、 彭桓武等科学家们从无怨言，没有一个人说过一个“苦”字，一个馒头就一杯清茶，算是一顿饭。吃完又投入紧张的工作。这使李觉十分感动，在党委会上，他多次动 情地说：“我们的科学家们多好啊！”

李觉尽心尽力地照顾王检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等科学家，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照顾好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每人配备警卫员，而他自己却取消了警卫员。

李觉从1938年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到阎锡山部队做地下工作时就有勤务兵；到吕梁山根据地当营教导员时，组织上也给他配备了警卫员；

在西藏，担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的李觉不但有秘书、警卫员，去边防或基层时，军区还给他配备警卫班；他从西藏到北京看病，不但有自己的秘书、警卫员，张国华还把自己的警卫员派来照顾他。

张国华中将

现在李觉又上了高原，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家又不在这里，魏侠不在身边，却把秘书和警卫员全部让给科学家，让他们去参加基地建设。

李觉从楼房中搬了出来，与行政人员一起住大帐篷，吃大灶，而把楼房让给新迁来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 人员。每幢楼，还配了服务员，照顾科研人员的生活，并给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朱光亚、周光召等副所长们配了秘书，给所有科学家们都配了专车。

车子不够，李觉把自己的专车也让出来了，说一定要保证科学家们的安全和工作，自己有事，就搭乘卡车、工程车或坐便车。

1949年底重庆解放，他任二野、后来改为西南军 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时，组织上就给他配了一辆吉普车；在西藏，离了车，更是寸步难行。从那时到1962年 12月底，按照李觉的级别和待遇，他一直都有专车。

但从草原会战开始后，李觉就没有专车了。草原辽阔，战线很长，方圆几百公里，李觉说，工程技术人员比我们更 需要，他们的时间宝贵，耽误不起。

李觉等领导同志的模范行为，使科学家们深受感动，更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很多人、很多事已经淡漠了，甚至忘记了，然而这些事却始终没有忘记。

不仅没有忘记，而且深深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很多回忆文章、谈话，乃至科学家们的传记中，都不时地提到这些往事。

李觉不但在生活上关心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而且在科研方面积极支持他们，亲自参与各项关键性的科研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和具体困难，直接参加各项重要的试验，哪里最重要、最危险，他就出现在哪里。

彭桓武等科学家、九院的许多老同志，生前就谈了许多这方面的具体事例。

国务院和部领导对基地和研究所的同志们很关心，每年都给一定名额，安排他们到北戴河、杭州、广东或其他地方去疗养。

从1958年调到二机部，直到离休，李觉从来没有疗养过一次，海边长大的他爱游泳，但没有去过北戴河。

李觉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科学家和其他同志却关怀备至，周到细心。他知道王淦昌身体不太好，又一门心思搞科研，怕休息不好，就决定让夫人吴月琴陪他去疗养。

李觉也熟知王淦昌的脾气，根本不会同意自己的夫人陪着去。李觉就打电话到北京，让九局安排吴月琴与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一同前往。王淦昌夫妇在从化疗养院相见，两个人都感到很意外，也很感动。

到了1963年下半年，就要开始进行验证中子点火的关键实验了。炸药的威力加大，这种试验不能在京郊进行，于是就迁移到青海基地来了 。

根据别的国家的经验推测，如果原子弹研制得合理，原子弹内部很快从临界到超临界，再加上合适的中子点火，原子弹威力就会很大；反之，则这颗原子弹就会成为“臭弹”。

当时，“ 59・6”工程在技术上的关键之一，是需要验证已进行的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的结果。

1963年11月20日，在基地进行了缩小比例的聚合爆炸试验，使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的结果获得了综合验证，为原子弹设计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第二天就要试验了，李觉在当晚下令：“参试人员今晚要早点睡觉，明天早晨谁也不准早起，一定要休息好，要用充沛的精力，搞好这次试验。

可是，这一夜，所有参试的科学家和科研人员几乎都没有睡好。

吃过早饭，试验车队向试验区进发，一辆辆汽车载着科学家和工程师驶出研究院大门。

很多人至今记得那个难忘的日子：1963年11月2日，

李觉和吴际霖乘坐的吉普车走在车队的最前面，以便掌握整个车队的行进速度。

陈能宽和苏副总工程师 坐在一辆小轿车里，他们的怀里抱着贵重的试验部件。这些特别的部件都用毯子包着以防震动。原子弹的主要部件装在一辆专用车里，两个紫红色长沙发被垫在它的下面。

车队到达试验场后，工人们把原子弹的各部件组装起来。科学家们认真检査每一个环节，他们向总指挥报告，全部符合要求。

按预定程序，就要插雷管了，这时，平时态度和蔼、总以商量的口气谈话的李觉，态度严肃地以总指挥的名义，命令吴际霖带着王淦昌、彭桓武、唐孝威等科学家撤离现场，到碉堡里去。

唐孝威

听口气，俨然像指挥员在战场上给战士们下达命令，只能执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然后李觉让所有参试人员也撤进碉堡，只留下值班人员，还有他自己。无论值班人员怎样劝说，他却拒绝撤离。

李觉说我是总指挥，只能最后一个撤离。他又对值班的工程技术人员们说：“同志们，不要慌，要像往常一样，把雷管插牢，保证一次成功！”

接着，他命令安装雷管，并开启记录仪器。

控制室里，人们因激动而骚动起来，年轻的技术人员为这次试验工作了两年多，他们寄希望于试验仪器，它会检测到并记录下点火装置在炸药浇铸件内点燃的 精确时刻。

“一切准备完毕！”

“检查完毕。”

技术人员们一一向李觉和负责这次试验的陈能宽 报告。陈能宽用探询的目光看着李觉，李觉用信任的目 光看着他，说：“你下命令吧！”

陈能宽深深地吐了口气，然后果断地下达命令：“起 爆！”

陈能宽

“轰——”火光冲天，地动山摇，巨大的火球翻滚着向蓝天升腾……

示波器上，闪出了蓝色的光亮。王淦昌和彭桓武等人冲出碉堡，激动不已。

40分钟后，测试底片被冲洗出来：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试验成功！

皑皑的雪山下，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后勤人员，无论年老年少都笑了，他们欢呼，相互拥抱，相互祝贺。

李觉迅速把这一消息报告北京，并激动地说：“只 核燃料工厂生产的核部件如期送到，第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总装了！”

中国原子弹的诞生时刻，已经进入了全面攻关的倒计时阶段。

草原大会战在紧张而又有序地进行，千军万马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坚韧不拔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不过所有的参与者都清晰地听到它的足音越来越近了。

1964年的春节，是在瑞雪和鞭炮声中到来的。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在重视传统习俗的中国人心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在核武器研制者们的心中，一切都让位给了“59・6”工程。还有什么有比第一颗原子弹的分量更重的吗？

春节几天，王淦昌几乎都是在车间和装配现场度过 的。不只是王淦昌一个人，那时整个基地的口号是：过 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把东方巨响，作为建国15周年的礼炮！

在那些日子里，李觉不停地在牧场——西宁之间奔跑，他的奋斗目标很具体：让基地全体成员在春节期间吃上一顿饺子，或者热腾腾的羊肉面。

经过奋斗，李觉的目标实现了，而且给科学家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手抓羊肉。事后，李觉不无得意地对王淦昌、彭桓武和郭永怀等人说：“我的任务完成了，现在就看你们的了。我等着喝庆功酒。”

1964年9月16日，周总理亲自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张爱萍和刘西尧关于原子弹爆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安排的汇报。

选择爆炸试验的时机提上了议事日程。周总理对张爱萍和刘西尧说：几天前，美国《商业周刊》发表消息， 说某大国要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实行“核绝育手术”，你们要研究相应的措施。

面对这种尖锐复杂的严峻形势，中国首次核试验时机的选择成为中央专委特别关注的问题。

9月16和17 日，在周总理亲自主持下，中央专委对此进行了慎重研究，并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另一个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

“早试”，也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国庆节之前，向国庆15周年献礼，可以扬国威，壮军威，振民心，鼓士气，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十月革命46周年前夕发射的。

二是国庆节之后。持这种观点的人说：我们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让各族人民高高兴兴地过个国庆节，等过了国庆，再让原子弹响起来，形成一个高潮。

持这种意见的人，实际上包含着一种隐忧：万一试验失败，会影响民心士气，影响节日气氛，因此采取了更为慎重的态度。

中央专委需要了解第一线的真实情况，指示李觉回京汇报，并列席专委会会议。

会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对正式试验的两种方案。

毛主席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原子弹是吓人的，不 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早一点响吧！”少奇同志也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决定按早试的方案进行。

9月27日，张爱萍、刘西尧飞往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实施现场指挥。

与此同时，王淦昌和吴际霖负责把没有爆炸装置的原子弹经由甘肃至新疆的铁路运送到罗布泊，其安全保卫工作非常严格，所用专列的燃用煤100吨都经过仔细挑选检查，不让混入一丁点任何可能爆炸的杂质。

各站检査这趟火车的工人均发一把特殊的铜锤，以防敲击检查时产生火花。

在甘肃到新疆的铁路线上，所有火车都要为这趟列车让路，横越在线路上的所有高压输电线都切断电力供应。

10月4日，正式试验用的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基地。 张爱萍、刘西尧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与专家，对原子弹的装配、控制测试系统等重要部位，均一一认真检査。

9月下旬至10月初，原子弹零部件从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分批运到试验场区，然后在离铁塔约150米的地下室里，顺利完成了原子弹的装配，试验进入最后的 待命阶段。

10月9日，试委会常委根据气象预报，拟定试验时间在15至20日之间，张爱萍随即派试委会办公室主任李旭阁乘专机赴京向周总理报告。

报告于10月10日23时10分送达总理办公室。当日，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张爱萍、刘西尧的报告。

10月14日18时25分，试委会办公室主任李旭阁向总理办公室电话报告：根据气象情况分析，经过党委常委研究确定16号为零点。‘’

总理亲自做了批示：“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同意16日作为零日，请以暗语加密告张刘两同志，零时确定后望即告。”

在完成了试验的必要研究和准备工作后，下一步进入核爆炸的最后阶段——完成安装，进行实弹爆炸的试验。

10月14 日19时19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被小心翼翼地安装在爆心的铁塔顶端，等待着自己 施展神威的时刻。3000台监测监控仪器与诸多效应物围绕着爆心各就各位。

因为采用的是塔爆的方式，安全吊运原子弹登塔，就显得格外重要。李觉与技术人员一起多次上铁塔检査工作，摸索经验。他这种深入第 一线、脚踏实地、严肃认真的作风，不仅保证了安装工作安全准确，万无一失，而且给全体职工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为了这次核试验，国内的26个军地单位，在这里共集结了 5000多名参试人员，动用了 1116节火车车皮和 1270台汽车，从四面八方将3. 3万吨器材物资运往试验场区，仅行驶的里程就有1850多万公里。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天气是关键。张爱萍、刘西尧、李觉等领导同志与气象专家顾震潮昼夜研究天气变化。经过几次订正，发现16日比15日天气好，因此预定16日8时为“零”时，到15日凌晨3时，又研究确定16日15时为“零”时，并报告周总理批准。

10月15日12时，试委会办公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的保密电话，总理批示：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

15日，试验委员会向各参试单位发出做好“零”前准备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单位务必以“零”时为准，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保证试验任务胜利完成。

试验场区进入“零”前24小时，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指日可待了。

从9月下旬到10月16日，这是一段漫长的日子， 无论是对于运筹帷幄的将军和科学家，还是对于枕戈待 旦的士兵和普通科技人员来说，这段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

在核爆炸试验前3天，周总理请在京的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郭永怀等几位核物理学家，由专委会专职副秘书长刘柏罗陪同，乘专机飞往罗布泊，观看原子弹爆炸实况。

一时间，这片沉寂千载的荒原成了中国物理学界群星闪耀的辉煌星座。

当年美国研制原子弹，曾集中了全世界最卓越的物理学家，仅是名字能够表示科学发生重大转折的就有爱因斯坦、玻尔、费米；科学大师有恰德威克、尤里、克罗夫特、维格纳、西拉德、特勒、魏斯科普夫、劳伦斯、西博格、麦克米兰、康普顿、奥本海默和数十位其他物理学家。

我们没有这样的大师，我们最先来“放炮仗”的是一些像邓稼先一样的“娃娃博士”，一批很少有人知道的年轻人。

到1964年，那些被年轻人称为“老头”的王淦昌也只有56岁，郭永怀55岁，彭桓武49岁，程开甲46岁， 陈能宽41岁，而朱光亚、邓稼先刚刚40岁，……

领导他们的李觉将军，这一年刚刚50岁。

他们虽然没有那样显赫的名声和资历，但他们以比当年大洋彼岸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家集团更坚强的信心和勇气向前迈进。

爆炸前的最后一个夜晚，李觉是在铁塔下度过的，他的心情也很激动，但更多的是担心。

那天晚上风很大，大风吹得钢丝绳打到铁塔上口当口当直响。这要是不安全可不行。

李觉不放心，就又去铁塔下，一看，哟，这油机的盖布怎么变样了，一块大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推也推不动，不对呀！

李觉一揭盖布，老天爷，一个工人在底下！还戴着帽子，穿个皮夹克一样的衣服。

李觉说：“你怎么在这儿？怎么还不回去？”他说：“我不能回去，明天是我的班，今天晚上油机万一出了事，明天我不能把产品送到塔上去，我这个责任可就大了，我不能去，得在这儿守着。”

老工人叫王振禄，从大连调到九院时就是八级工，十几年只长了 5块钱工资。后来这个老工人又调到大连了，临走前到北京找李觉，一敲门就叫：“李部长，你还认识我不？”

李觉说：“认识！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啊，你不就是王振禄吗？那天晚上你不是在爆心守了一夜吗？”

王振禄一听就说：“认识就没意见了，你只要还记得我是干这个工作的就没意见，没意见！”

21世纪初，李觉到大连休养，特意到王振禄家去看他，没见着，一下楼却在院子里碰着了，他刚从街上回来，带个红袖章，原来他退休后在街头搞治安呢。

爆炸前夕，当李觉和张蕴钰来到白云岗观察所的时候，距离"零"时已不到20分钟了。张爱萍对他俩说：“K1指令已经发出。”

这时，炊事人员送来了作为午饭的包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感觉也没有，干脆都不吃了。李觉、吴际霖与张蕴钰站在一起，这时李觉仿佛才真正领会到并肩战斗的含义和情谊。

在主控室，气氛严肃、紧张，钟表咔咔咔的声音如洪钟敲击着每个人的心脏，时间正一分一秒地走向那个庄严的时刻。

李觉将铁塔控制室的钥匙交给张震寰，张震寰又看了一眼手表，下达了最后一个口令：“发K3！”

14时30分，张震寰按程序发出口令：“加电，开机！预热！”

在距起爆时间还有10秒钟时进入了倒计时，“10、9、8、7…”，当数到“0”时，张震寰一声令下：“起爆！”

张震寰

主操作员韩云梯有力地按下了牵动人心的最后一个按钮。在一段短暂的寂静之后，突然，铁塔那里迸发出强烈而耀眼的闪光，接着升腾起一个巨大的太阳般的火球，冲击波如同飓风般席卷开来。随后，传来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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