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宵节的民国故事（民国仲文）

01

有宋之初,治比汉唐,虽属草创事业,未遑盛举灯事,然亦颇为可观,《宋史·礼志》:“三元观灯,自唐以后，常于正月望夜开坊市门燃灯，宋因之。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綵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又：“上元前后各一日东华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大抵皆因唐之旧制焉。《成都游宴记》又云:“宋开宝二年命明年上元放灯三夜，自是岁以为常”。 案蜀中放灯先是无定日,至是始定,于是可知不徒汴京上元务为一时之盛，抑且命之关下各地,则郑重其事可见。惟上元放灯,原为三夕,后复增十七十八两夕。或谓始自钱氏来归,或谓缘于蜀孟之降。宋江休复《醴泉笔录》下：“京师上元放灯三夕,钱氏柄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两夜灯,因钱氏而添。”

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五：“近有《侯鲭录》载京师上元放灯三夕,钱氏柄土进钱买两夜,今十七十八夜是也，乃世俗妄传。乾德五年诏谓时和岁丰,展十七十八两夕,事见《太祖实录》《三朝国史》《国朝会要》。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上元张灯,天下止三夕,都邑旧亦然,后都邑独五夜。相传谓吴越钱王来朝进钱若干买此两夜也,因为故事,非也。盖乾德间蜀孟氏初降,正当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丰时平,使士民纵乐,诏开封增两夜,自是而始,开宝末吴越国王始来朝。”

两说虽未能决其是非，然宋代都城上元张灯凡五夕，要为确切不拔之事，其日为十四日至十八日。后来灯期又复加前，自十一日即游欢塞途，但仍以十四以后为最盛也。其他府县则率为三日，前所引之《成都游宴记》已足为证，元祐间又有帅臣续灯事，尤可资参考。《山堂肆考》卷八云：“宋元祐间，蔡太师以待制守永兴。上元阴雨连绵，三日不得出游，十七日雨止，欲再张灯两日，因取备城库贮油用之，为转运使所劾。”

至太宗时，灯事益为讲求，《春明退朝录》卷中谓：“本朝太宗时，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初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是已远迈乾德开宝间灯事之上，又召晏臣工，率为常事。《宋史·谢泌传》：“上元观灯，泌特预召，自是为例。”《山堂肆考》卷八：“”宋至道元年灯夕，太宗御楼，时李文正公昉，以司空致仕于家，上以安舆召至赐坐，上亲酌御樽饮之，选殽核之精者赐焉。”他如吕蒙正亦尝于灯夕侍宴。当时繁盛亦颇不减于唐开元，至如熙宁中则与太平兴国中无异。岳珂《桯史》记之详：“神宗朝，王襄敏公韶在京师，会元夕张灯，家人皆步出，将帷观焉……至宣德门，上方御楼，士女仰观，喧拥阗阗……。”有时太后亦御楼观灯。宋曾慥《高斋漫录》曰：“熙宁中上元，宣仁太后御楼观灯，召外族悉集楼前。”

02

逮夫徽宗，专致力于嬉玩，营艮岳，转花冈，不觉其病民。其上元灯事又前朝之莫可比儗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北朝盛事，深资感慨，所记元宵一则，最为详赡，文长，兹撮其意。大抵大内自岁前冬至后即绞缚山棚，届日百戏杂陈于御街两廊。灯山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上皆画神仙故事，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像，各有水法，自手指出状如瀑布。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飞龙之势，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如生。自灯山至宣德门楼约百余丈，用棘刺绕之，谓为棘盆，内设二竿高数十丈，以绘彩所结百戏人物悬于上，风吹旋舞，宛若飞仙，乐棚在差衙前作乐。两朶楼各挂灯球一枚约方圆丈余，内燃椽烛，御帘内亦作乐，楼下用枋木垒成露台，彩结栏槛，禁卫排立，乐棚教坊钧容直露台，弟子更互杂剧，近门亦有内等子班直排立，百姓在露台之下，炬烛照天，人影如麻，乐声与百姓山呼相应，其盛非唐时所能及。大内之外，则以相国寺为最喧炽。

03

《梦华录》卷六：“相国寺大殿前设乐棚两廊，有诗牌灯，以木牌为之，雕镂成字，以纱绢罩之，密燃其灯，相次排定，亦可爱赏。资圣阁前安顿佛牙，皆系宰执戚里贵近占设看位。九子母殿及东西塔院，竞陈灯烛，光彩争华，直至达旦。”其余宫观寺院皆放人烧香，如开宝等寺并有乐棚，作乐燃灯。葆真宫有玉柱玉䈴窗隔灯。诸坊巷马行铺肆烛各出新奇，就中莲花王家香铺灯烛最为出群，（俱见东京梦华录卷六。）马行街为汴京最繁盛之处。

《铁围山丛谈》卷五记之：“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人物嘈杂，灯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上元五夜，马行南北几十里，声妓非常，烧灯尤壮观。故诗人亦多道马行灯火。”当时欢乐阗咽，致有妻子相失者，（见《桯史》及《山堂肆考》，以无关重要，故不录其文。）足可想见厥状之盛。

外地州县衙亦多点染上元，放灯，许人人观。陆游《老学菴笔记》卷五：“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人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又有守吏命民制灯之事，《鼂氏客话》云：“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长丈余，大书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君谟见之，还舆，罢灯。”

04

靖康中，金人欲于汴城上作元夕。《靖康纪闻》：“靖康二年正月十二日……是日又津搬景龙门常放灯所用金灯琉璃翠羽飞仙之类赴军前交纳。盖自月初金人大索元宵灯烛，欲于城上作元夕。”是年上元惨淡不欢，宣和风韵，澌灭已尽。靖康纪闻:“十五日……是日阴云四垂，家家愁苦，士夫忧愤作为诗歌者甚众，独著作郎胡处晦《上元行》，人多脍炙。其诗愤慨悱恻，溢于楮墨之外，而‘今日君王归不归，倾城回首一啼悲，会看山呼声动地，万家香雾满天衣’之句，尤不胜系念二帝之至。与《窃愤录》所记者在北地遇京师人管正月元夕鳌山风景午门外金盏赐酒后相持大哭事相映，殆可想由畴昔之繁华及靖康中之凄凉也。又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五有《上元词》十五首，备述宣政之盛，与《梦华录》可并读也。

南渡后，偏安局定，上元夜喧盛，吴自牧《梦梁录》卷一叙述其事，足与《梦华录》所记相辉映。其言曰：“今杭城元宵之际，设上元醮诸狱修凈狱道场，官放公私僦屋钱三日，以宽民力。舞队自去岁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后酒犒之。元夕之时，自十四为始，对支所犒钱酒。十五夜帅臣街弹压，遇舞队照例特赏。……姑以舞队言之不下数十，傀儡衣装鲜丽，细旦戴花朵肩朱翠冠儿，腰肢纤袅，宛若妇人，府第中有家乐儿童亦各动笙簧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听，拦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至十六夜收灯,舞队方散。”

舞队率由民社所办，直如今习之秧歌、高跷然，文武大臣家亦多有放灯者。《梦梁录》卷一：“清河坊蒋检阅家，奇茶异汤，随索随应，点月色大泡灯，光辉满屋，过者莫不驻足而观。新开门里牛羊司前有内侍蒋范使家，虽曰小小宅院，然装点灯台挂玉栅异巧华灯珠帘低下，笙歌并作，游人赏玩，不忍舍去。”

05

酒肆亦燃灯，游赏喧哗。然诸营班院不得夜游。《梦梁录》卷一又记曰：“诸酒库亦点灯球，喧天鼓吹设法大赏，妓女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诸营班院于法不得与夜游，各以竹竿灯球于半空，远睹若飞星。”

此为临安上元盛况，其禁中灯事，《梦粱录》则未详记，仅谓上诣景灵宫孟飨，以宫中服饰设置度之，当亦可观。第高宗萦念二圣，志在中兴，此游嬉之事或不致如宣和之著佚。宋张鉴撰《赏心乐事》有天衔观灯、诸馆赏灯之语，亦足见矣。

当时灯品繁伙，要以新安为精，周密《乾淳岁时》记：“灯品至多，苏贫为冠，新安晚出，精妙绝伦。”苏州灯，见于范成大诗者，有坊巷灯、莲花灯、桥灯、鹿灯、万眼灯、琉璃球灯、栀子灯、葡萄灯、方灯、月灯、小球灯、大球灯、马骑灯、犬灯等。《石湖诗集》有《上元纪吴下节物俳谐体诗》，如:

篔筜仙子洞，菡萏化人城，樯矩疑龙见，桥星讶鹊成。小家旁独蹈，高閈鹿双撑，屏展辉云母，节垂晃水精，万窗花眼密，千隙玉虹明。薝卜丹房挂，葡萄绿蔓荣，方缣繙史册，圆魄缀门衡。掷烛腾空穏，推球滚地轻，映光鱼隐见，转影骑纵横。

其诗每句俱有自注，足资考征灯事之用。又有镂冰、彩球二灯为吴灯之最。同书《吴灯两品最高》诗：“镂冰影里百千光，剪彩球中一万窗。”其马骑灯谓转影，疑即今北地之走马灯。盖南宋时，临安之外，灯事以吴为冠。成大《吴下节物诗序》云：“吴中风俗尤竞上元，前一月已卖灯，谓之灯市，价贵者数人聚博，胜则得之，喧盛不减灯夕。”则灯夕之盛亦不难揣见。

所制灯，《乾淳岁时记》述之：“元夕张灯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越奇妙，俨然着色便面也。”由此皆能考知江南之风物丰美，尤盛于北宋矣。

金多袭踞北宋地，习俗亦沿之不尠，上元节为其中之一。然金在天辅间即宋绍与以前北地犹未有之。宋辛弃疾《窃愤录》：“天辅十六年宋绍兴三年癸卯春正月……元霄亦不放灯。”据此可知。其如前所列靖康中搜灯盏事，殆系慕汴城元宵之盛，欲效之耳，固未有其俗也。大定中始见灯山之记载，《续文献通考》云：“金大定中广乐园灯山焚”。是已有其制，至民间情况则莫可考定矣。

宋金之后，当以明代为盛。元则初沿胡俗，继效宋制，其见于载籍者又仅英宗朝张养浩《请罢鳌山事》。《元史·张养浩传》：“养浩……后拜礼部尚书，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即罢之。”盖其时已有张灯之事，第不甚讲求，故史纪亦鲜及之。其天下庶民亦无往代兴致，灯事殆不及唐宋什之一也。吴师道有《元夕》诗曰： “听彻宜和太平曲，独看明月到更深。”一般心趣大抵如是，则自不能火炽热闹矣。

明洪武间上元放灯十日。刘侗《帝京景物略》卷二：“太组初建南都，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至永乐间燕都上元盛于留都，上或赐百官宴，放灯为鳌山。《皇明通纪》曰：“永乐十年正月元宵赐百官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三日，自是岁以为常。上或御午门，示御制使儒臣奉和。”宫中亦甚繁盛，刘若愚《明宫史》所述虽为有明一二朝宫中事，要亦能窥悉有明一代典故。《明宫史》卷五：“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内臣宫眷皆穿灯景补子蟒衣。……自十七日或十九日御前安设各样灯俱撤之，至市衢灯火之盛，足可上追唐宋之风气，下启满清之故事，略撮数事，以见大端。

《明宫史》卷五：“灯市至十六更盛，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帝京景物略》卷一：“八日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贵贱杂沓”。又卷二：“今北都灯市起初八，至十三日而盛，迄十七乃罢，灯市……在东华门东互二里，市之日，直省之商旅，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向夕而灯张乐作，烟火施放……楼一楹，日一夕，赁至数百缗者……。

彩灯之外，又有冰灯。唐顺之《荆川集》有《元夕咏冰灯》诗，有“出海鲛珠犹带水，满堂罗袖欲生寒，烛花不碍空中影，晕气疑从月里看”之句。《日下旧闻考》卷四五引《燕都游览志》云：“灯市在东华门王府街东，崇文街西，亘二里许……鬻灯在市西南，有冰灯，细剪百彩，浇水成之。”疑此或为北京冰灯之始。案范成大《吴灯最高俩品》诗有镂冰灯，当亦是冰灯，惟不悉是否如北地之冰水浇灯也。又有卵灯见于胡应麟《甲乙剩言》：余尝于灯市见一灯，皆以卵壳为之，为灯，为盖，为带，为坠，凡计数千百枚，每壳必开四门，每门必有榱栱窗楹，金碧辉燿，可谓巧绝。然脆薄无用，不异雕冰画脂耳。悬价甚高，有中官以三百金易去。”价值奇昂，其事与范成大所谓聚博胜而得灯之风皆可见习俗之奢也。北京城外有黄河九曲灯，《帝京景物略》云：“正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乡村人缚秫稭作棚，周悬杂灯，地广二亩，门径诘曲藏三四里，入者误不得径，即久迷不出，曰黄河九曲灯。”案清初此灯尚存，禁中西苑亦有之，查慎行《人海记》卷下记西苑张灯事曰：“稍南为不夜城，中列黄河九曲灯，缚秫稭作坊巷胡同，径衖回复，往往入而易迷。灯之数不知凡几，每一灯旁植一旗，五采间错，日初落，数千百灯，一时先燃。”可知即本诸明末城外乡人之制也。至各地仍以苏杭为盛，明田汝成《熙朝乐事》纪杭州元宵节，其奢华盛炽之状，殆犹存南宋乾淳之遗风。

06

入清，其初犹保明制，嗣而多有更异，如燕都灯市，尤其著者。案灯市明代在东华门外，清初内城分住八旗，将灯市移于灵佑宫前，故当时诗人多灵佑宫观灯之诗，查慎行有《凤城新年词》谓：“东华旧市名空在，灵佑宫前另结棚。”

至陈维崧至时，宫前已无灯市，见戴璐《藤阴杂记》。王士祯《居易续谈》亦曰：“灯市初在灵佑宫，稍列书摊，自回禄后，移于正阳门大街之南，则无书矣。”

则可知灯市何时移于正阳门外。又据大兴苑平县志，自此之后，灯市已分散各处，如正阳门外、花市、菜市、琉璃厂等地。晚清旗坊之制渐弛，汉人市肆设于城内者渐多，因而灯市亦多趋内城，如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等地，皆见之于《燕京岁时记》者，然类皆夕聚朝散，无复当年市廛盛况矣。惟鬻灯者仍多塵集于廊房胡同，是其遗迹耳。

清代南方上元节盖与明代无多大差异。吴县顾禄《清嘉录》述写最详，要以吴越风俗为主，间亦涉及燕都。其叙灯市、闹元宵，均可与范成大之时相疏证，文长，不复赘录。至于近事彰彰在人耳目，姑不论焉。（续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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