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阶级矛盾（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系）

【一起读毛选（009）】

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一文。这篇著作，是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发生的偏向和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文献。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这篇文献的写作，与这一年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有密切关系。

中央苏区在1930年和1931年组织了大规模的分田。但是，这两次分田有很多问题，据1932年开始担任瑞金县云集区苏维埃主席的朱开铨回忆：

“大家对1930年和1931年两次分田运动不满意。1930年6月那次分田，真正的穷人田分得少，又远，还是三等田；而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家这些假穷人，田分得又多、又近、又好。到年底政权丧失后，穷人连分到的差田也失掉了。1931年3月政权重新恢复后，6月份又进行了一次分田，群众反映还是和上次一样。”

朱开铨还从积极分子那里了解到，有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分子，还混进了区、乡党政组织，掌握了一部分大权；那些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还经常写诬告信，对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打击陷害。这些人自己动手（或请人）写好状子， 利用同族同姓关系收买拉拢一些人，签名盖章，伪造“民意”。中央工农检察部接到这些状子，就按“民意”处理，使一些积极分子受到迫害，竟至被冤杀。“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分子和群众不敢讲话，不敢做事，动荡不安。”（此据曹春荣《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是是非非》）

1933年2月中旬，朱开铨直接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瑞金叶坪村收到朱开铨反映土地分配存在问题的信，随即去信约他到自己住处详谈，并亲自到云集区听取积极分子的汇报。在掌握了一些情况后，派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到云集区叶坪村进行调查，深入了解土地分配的情况。

3月份，毛泽东指导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村进行查田试点工作。在听取王观澜的多次汇报时先后指示说：广泛深入地发动当地群众，认真地宣传、贯彻党的土地政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组织起来解决问题。查田运动决不是一件寻常小事，是一个群众性的伟大革命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群众真正地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分清敌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力量，把斗争推向前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同时毛泽东也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注意不要把有轻微和短暂剥削行为的富裕中农也当做剥削阶级对待，以致侵犯他们的利益，扩大打击面。当王观澜在叶坪搞查田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毛泽东和临时中央政府及时组织工作团到瑞金县的云集、壬田两区帮助开展查田运动，扩大试点成果，继续摸索经验。（此据《毛泽东年谱》）

但就在此时，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占据中央领导地位。他们照抄国际决议，照搬苏联经验，强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土地政策。为贯彻这套“左”倾土地政策，王明等“左”倾错误者除了三令五申要求中央苏区执行符合国际路线和阶级路线的土地政策外，还以文件形式传达到中央苏区。

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在查田运动中，他力求把运动引向健康的方向，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领导查田运动的实践，为以后正确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

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以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少、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产品如何分配为标准，把农村社会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五个阶级。他的这种分析方法，不仅坚持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根本标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方法，并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阶级的理论和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相结合的理论。

这篇文章主要向我们区分了当时中国农村各个阶级成分，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文章指出:

①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向农民收取地租。

②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

③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

④贫农一般都须租入土地付出劳动耕作，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⑤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从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此时期，地主与富农是主要的剥削阶级。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甚至有的中农还要受人剥削，也有部分中农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贫农与工人是主要的被剥削阶级。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现实土壤之上,认真考察中国社会结构，坚持了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在具体分析中国国情的情况下，毛泽东认识到农村中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与工人阶级面临相同处境。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而农民问题主要是指中农和贫农的问题，他们是农村中最受苦受难的阶级，因此也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中国革命应当是联合农民阶级的革命。

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马克思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也注意考察了社会的分层问题。毛泽东没有把农民阶级看作一个整体,而是具体分析他们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和产品的分配方式，把他们进一步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雇农)五个阶级。

由于这五个阶级的经济状况不同,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他们对革命的不同态度决定了我们的革命应当联合谁、打击谁。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和目的，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把阶级分析与阶层分析结合起来,正确地对农民阶级做出了分析，对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3年10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同时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由于文件对阶级成分的划分有明确规定，各地在查田运动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得到纠正。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高，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成为苏维埃在农村中的柱石。

曹春荣：《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是是非非》

江小华：《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