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最残暴的君主(韩国历史上最狠毒和倒霉的国王仁祖)

韩国最残暴的君主(韩国历史上最狠毒和倒霉的国王仁祖)(1)

朝鲜仁祖大王,万历二十三年(宣祖二十八年,1595)十一月七日出生于黄海道的海州城。父亲为宣祖大王第五子,定远君李琈。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封绫阳都正,寻封绫阳君。仁祖即位后,其父被追尊为大院君,后来又被尊为朝鲜元宗。

仁祖反正是朝鲜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宫廷变乱。17世纪初的朝鲜党争频繁,政局动荡,刚刚在明朝帮助下结束倭乱,又面临辽东新兴的女真军事力量,衰弱的国力和尖锐的内外矛盾,导致了朝鲜国衰败、民不聊生。

光海君李珲,万历三年乙亥(宣祖八年,1575)四月生。生母为恭嫔金氏。初封光海君。李珲自幼足智多谋,其长兄临海君李珒(李珲同母兄)虽为庶长子,但是不为宣祖所爱。身为庶次子,李珲自幼便被视为王位继承的合理人选,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本领和野心。

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倭乱爆发,临海君李珒被俘,宣祖仓皇出奔平壤,命令十七岁的李珲摄国事。李珲收集流散的军队和义兵,号召通国勤王,以图恢复。李珲的这个举措振奋了朝鲜民心军心,对全国团结一致打击倭寇很有作用。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撤出汉城,退守釜山,并将虏获的临海君和顺和君两位王子送还,倭乱暂时告一段落。

万历二十三年,宣祖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并上表明朝请求批准。明朝答复:“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遂不许。光海君由是对明朝暗有怨言。万历二十四年、三十三年,朝鲜再次上表请求易储,其时明朝也正为立储的事情闹得鸡飞狗跳,遂均不许。宣祖末年,宣祖仁穆王后已经生有一子(永昌大君,1606年生),弃嫡立庶,与儒家宗法观念不合。朝廷中的北人党因此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主张拥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庆为首、主张拥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浊小北,而大北派则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

万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病逝,事实上的世子光海君嗣位。并上表明朝,自称权署国事,请求册封。万历皇帝恶其专擅,不予理睬。但是当时东北亚的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新兴的女真势力对明朝构成了威胁。为了确保东北边疆无虞,需要拉拢朝鲜,所以明朝在拖延了几个月之后,于是年十月乃册封李珲为朝鲜国王。李珲即位后,按照朝鲜官方史书的说法,是“昏乱日甚,幽废母后,屠兄杀弟”。从事实来看,后两条倒也属实。李珲即位后,宣布仁穆王后为废妃,囚禁在西宫(庆云宫)内,自己则搬到新修复的昌德宫(东阙)去住。而对其王位威胁最大的两个人——其同母兄宣祖长子临海君,和年仅两岁的弟弟,宣祖嫡子永昌大君,则分别于1609年和1614年被害。

光海君在位期间,经常举办的特选科及第者们造成了对土地的迫切需求,同时,两班地主们不登记拥有土地的做法使国家的岁入大量流失。由于一些两班利用免税的学校土地来逃避税收租赋,仅仅在17世纪私立学校的数目就增加了三倍,使学校房地产成倍增加,它们所荫庇的文人学士和学生数目也不断增加。竞争官职变得激烈起来,因为担任一任官职很容易在经济上捞到好处。

1616年,努尔哈赤(朝鲜史书称老酋、老乙可赤)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即位称汗,建立后金政权。1618年,他正式与明朝决裂,发兵袭破辽东重镇抚顺。面对努尔哈赤的挑战,明朝经过近一年的准备,于1619年春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出兵10万,号称47万,分4路夹击后金,志在必取。战前,明朝令朝鲜出兵助剿。朝鲜私下认为“老酋桀骜,虽以中朝兵力,未能毕其一举而剿灭”,但又不敢拒绝明朝的要求,于是采取敷衍、拖延之策,建议明军“但当陈兵练武,以作虎豹在山之势,更观伊贼之作为,相机而动”,并且只答应将军队开到义州等边境地区。但是,在明军主帅、20年前有恩德于朝鲜的辽东经略杨镐的严厉申斥下,朝鲜还是不得不派出了1.3万军队,由都元帅姜弘立统领,前往助战。3月,明军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击败。由于光海君“实无战功之意”,在战前密谕朝鲜军队“观势向背,使虏勿为移兵先击之”,所以只有左营将军金应河力战而死。努尔哈赤对朝鲜致书笼络,称“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

在即位问题上,光海君于明朝心有不满,因此主张在尽量不得罪明朝的情况下开展灵活外交。在光海君坚持下,朝鲜致书后金,称自己臣服明朝是“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而与后金的“邻好之情,亦岂无之?”,希

望双方“各守封疆,相修旧好”。朝鲜与后金的往来引起了明朝的警惕,大臣徐光启奏称:“鲜、奴之交已合”,建议派官员“监护其国”。光海君闻讯又惊又怕,连忙遣使至北京“辩诬”。

实际上光海君自即位起,励精图治,对内实行改革,为稳定民生而努力,迫于国力对外则双向外交,争取实际利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颁布大同法,免除没有土地的人民向国家交纳粮食,从此只有地主才必须向政府缴纳粮食,因此,大同法是一项救济贫民的革新法案。

但是,当时的朝鲜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国度,光海君在后金和明政权之间的游离,以及在政治上的过于残酷,使受儒家愚忠思想影响的朝鲜大臣、王室成员受到觊觎王位的其他贵族蛊惑,使光海君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最终导致了朝鲜历史上的“仁祖反正”,使自己遭到被废黜幽禁的下场。

朝鲜举国上下都感激于明朝的“再造之恩”,不能容忍对天朝不忠的事情出现。天启三年(1623,光海君十五年,仁祖元年)春天,在李珲左右任事的亲侄绫阳君李倧见李珲身患疾病,于是令心腹陪臣建议将西人党的平山节度使李贵教练兵马五百人调入京城“防御”。三月十二日,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李贵、李适、金自点等人在仁穆王后和新崛起的南人党势力的协助下,召集军队在绫阳君(后来的仁祖)的别墅内会合。当晚,仁穆王后手下在庆云宫内举火为号,李倧率领李贵等人以救火为号打入庆云宫,发动宫廷政变,将李珲绑缚,押到仁穆王后面前接受训斥,然后宣布废黜其王位。史称此次政变为“仁祖反正”。

宫廷政变后的第二天,即三月十三日晨,二十八岁的绫阳君李倧即位于庆云宫之别堂,是为朝鲜仁祖。大北派的李尔瞻、郑仁弘等被赐死。被废黜的光海君则被石灰烧瞎双目,流放于江华岛的乔桐,在后金再次入侵朝鲜(丙子胡乱)之后,于崇祯十年(1637)转移到南方的济州岛。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朔日卒,寿六十七。墓在朝鲜杨州赤城洞。

当时的明朝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崇尚纲常伦理的政权,与朝鲜一直沿袭着中国古代传统宗藩关系的模式。朝鲜人擅自发动政变废除一个合法且与明有交的宗藩性君主,绝对是一件忤逆不道的大事,是明朝所不能接受的。负责节制朝鲜的登莱巡抚袁可立第一个就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看得废立之事,二百年来所未有者,一朝传闻,岂不骇异。”(李民宬《敬亭集》)。袁可立马上上疏明熹宗:“李珲袭爵外藩已十五年,于兹矣,倧即系亲派,则该国之臣也。君臣既有定分,冠履岂容倒置。即珲果不道,亦宜听大妃具奏,待中国更置。奚至以臣篡君,以侄废伯,李倧之心不但无珲,且无中国,所当声罪致讨,以振王纲。”

仁祖二年(1624年),将军李适发动叛变,废掉仁祖,以其叔兴安君李瑅为新君,史称李适之乱。三日后,李适兵败被杀,兴安君亦被杀,仁祖复位。

既然仁祖李倧的合法性得不到明朝政府的承认,朝鲜只好派出使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辨明原委。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大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袁可立心情很不好,马上分付下去:“朝鲜来者勿许入水城门”,并命令对朝鲜船只“査访各船格军军器,要开数书给,军器则收贮船中,勿令带去”。闲来无事的朝鲜使团书状官李民宬对袁可立治下的登州水城门胜景做了生动描述:“水城门乃外北城舟楫出入之门也,粉郭矗立,水漱城趾。飞阁据增厓,俯临沧海,实一胜槩也。”在他的笔下,登州城外的庙岛也透着勃勃生机:“峰恋萦于,围抱左右。其间沙汀横亘数十里,又有二岛浮出其外,若障空补缺者然。其他海峤之可望者无数,但晴而愈暗,不得瞭然耳。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这也令朝鲜使团对袁可立的军政吏治不怒而威。

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袁可立着重强调朝鲜以这种形式更换国王是非法的,是大明天朝所不能接受的,这关乎到纲常伦理的“普世价值”,他甚至主张派兵“声罪致讨”。既然新君的合法性得不到中国的承认,朝鲜也只好派出使

团前往登州拜见登莱巡抚袁可立,祈求他代为转奏朝廷辨明原委。朝鲜使团在当年六月十一日庚午一早便来到登州城外的庙岛,三天后,军门袁可立接见了朝鲜国使团。使团“升自东阶再拜”,向袁可立“呈申文”递交国书。

(袁可立)抚院立语曰:“你国旧王在否?”(使)答曰:“在矣”。(袁可立) 曰:“有子否?”(使)答曰:“有一子”。(袁可立)军门曰:“在哪里?”(使)答曰:“同在一处”。(袁可立)曰:“闻旧王三月十三日已死云,是乎?”(使)答曰:“无此理”。(袁可立) 军门曰 :“十三日动兵云是耶,抑旧君自退耶?”(使)答曰:“其失德,详在申文中,老爷见之则可以详悉矣。一国大小臣民,不谋而同,推戴新君。昭敬王妃令权署国事,天命人归,从容正位,岂有动兵之事乎?”(袁可立) 军门(曰:“然则烧宫室云者,何故耶?”(使)答曰:“宫妾所居之处,点灯失火,而正殿则依旧矣。”(袁可立)军门曰:“你国定乎?”(使)答曰:“反正之日,市不易肆,朝野晏然,有何不定之事乎?且总镇毛驻扎敝邦,如有可疑之端,则岂有掩护小邦,欺瞒朝廷之理哉!”(袁可立)军门曰:“晓得”仍命茶,谢拜而退。

这次见面后,袁可立的态度缓和了许多,“而今观来文,乃悉颠末。效顺之诚,既不异于畴昔。优待之礼,应不减于从前。一切款宴,犒赏夫马等项,已移檄促办矣。合行谕知云云。”(李民宬《敬亭集》)更主要的是当时明与后金正用兵,明朝国力受限,客观上也不允许明朝在这件事情上太较真。袁可立从全局和当时的实际出发退而求其次,“请正词质责之,以济师助剿为券,与廷议合。”(黄道周《节寰袁公传》)。袁可立上疏道:“亦当令其退避待罪,朝廷徐颁赦罪之诏,令其祗奉国祀,如国初所以待李成桂者,此又不得已之权也。”(《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三 ),实际上这也是明朝政府不得已的一个折冲。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还要跑到中国来百般解释游说求得承认,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从中也可以看出大明天朝的影响力之大。

但这件事也远没有这样简单就会被忽悠过关,对于一个纲常伦理道德至上的中国,历史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甚至于经过朝代更替也没有将这件事情抹平。直到五十年后的清朝时期,朝鲜君臣对明登莱巡抚袁可立“致讨”的主张仍然记恨在心,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派出专使来中国进行“辩冤”,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并交通说服清朝高官让其改写前史。如果不改写的话就连朝鲜这个和中国在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属国对后世子孙也不好交待,《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等书对这件事都有详细的记录。

用朝鲜国王李焞自己的话说,他康熙十五年(1676年)的奏疏是为了却先王的宿憾,为祖先洗雪冤屈,请求在编修明史时按照他的意思记录这段历史,替自己的祖先“正名”,并宣示天下。朝鲜国王为自己的先祖不厌其烦地辩解,并强调说当时袁可立等明人所看到的情况是不全面的,自己先曾祖父所发动的政变是光明正大的,并没有阴谋在里面。但这种要求和说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有点过分。

后金努尔哈赤为避免两面作战,对朝鲜采取拉拢的政策,多次派遣使臣赴朝鲜投书,希望朝鲜与明朝脱离关系,与后金结盟。但是朝鲜不为所动,仍然支持明朝,反对后金。后金面对明朝与朝鲜的夹击,决定向较弱的朝鲜开刀。清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与贝勒阿敏亲自领兵入侵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军队不敌清兵,仁祖与群臣逃往江华岛,结果朝鲜与后金议和,约为兄弟之邦,朝鲜并向后金岁贡。

1636年丙子(明崇祯九年,朝鲜仁祖十四年,后金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由汗改称皇帝,改国号大清,族名满洲。他事先将此事通报朝鲜,希望朝鲜参与劝进。朝鲜闻讯大哗,积累近10年的憎恶、羞辱情绪一并迸发。朝鲜臣僚纷纷痛切陈词,“使彼虏得知我国之所秉守,不可以干纪乱常之事有所犯焉。则虽以国毙,可以有辞于天下后世也”。在一片慷慨激昂的气氛下,仁祖拒不接见后金使团,不接受其来书。后金使团愤然离开汉城,沿途百姓“观者塞路,顽童或掷瓦砾以辱之”。

该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正式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罗德宪、李廓拒不下拜。皇太极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有意构怨,决定举兵再征朝鲜。该年十二月二日,皇太极亲自统帅十万大军亲征朝鲜。清军渡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而不攻,长驱而南,仅仅十二天便抵达王京城下。京畿之内“上下惶惶,罔知所为,都城士大夫,扶老携幼,哭声载路”。仁祖再次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退守南汉山城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云云。皇太极见朝鲜君臣求和之切,毫无斗志,乃对其迫降,下令清军包围南汉山城,伐木列栅,绕城驻守,山城内粮草断绝,不得不杀马充饥。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朝鲜君臣只有坐困孤城。仁祖曾经爬到南汉山城的南门,看到城下清军黑压压一片,不禁长叹。清军在望月峰上升白旗书招降二字,又致书仁祖,令其出城投降。仁祖则复书“重围未解,帝怒方盛”,所以不能出城请降,“古人有城上拜天子者,盖以礼有不可废,而兵威亦可怕也……”。见朝鲜方面还在纠缠于出城投降的细节,不耐烦的皇太极下令用火炮攻城,同时清军又攻占了江华岛,俘虏王妃、王子、宗室76人,消息传来,见大势已去,仁祖只好求和。

1637年正月三十日,仁祖率领群臣出南汉山城,徒步前往汉江东岸的三田浦清营拜见皇太极,伏地请罪。皇太极降旨赦之。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去明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此外,朝鲜朝廷中主战最坚决的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人被清军索要,在沈阳就义,号称“三学士”。此役为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丙子虏乱”。清朝班师途中顺势攻陷皮岛,拔除了明朝在辽东沿海的最后一颗钉子。

丙子虏乱之后,朝鲜成为清朝的附属国。世子李溰长居沈阳,另外一质子则由凤林大君和麟坪大君轮流担任。同时朝鲜还要岁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白苎布200匹、各色绵细2000匹、各色细麻布400匹、各色细布万匹、米万包等等。

具有高度发达的儒家文明、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沦为落后的山林狩猎民族建立起来清朝的藩属国,在当时的朝鲜是令君臣黎民都痛心疾首的事情,丙子虏乱对朝鲜社会、文化的冲击非常大。国王和两班的权威一落千丈。清朝的征索也加重了朝鲜的负担。经济掠夺、政治欺压、文化差异,使得终朝鲜之世,思明反清的情绪一直都是社会思潮的主流。

丙子虏乱之后,李朝开始了社会恢复时期。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汉城宫室和城防建筑得到了修复。在最主要的粮食产地,南方的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三南),实行了新的田税法。同时允许人们纳粮赎罪。国防方面,以海防(防日)和北防(防清)为重点,设立了总戍厅和守御厅。政治方面,以金自点为首的洛党开始得势,朝鲜又陷入无休无止的党争之中。

仁祖二十七年(1649年)五月八日,李倧这位经历曲折的朝鲜国王去世于昌德宫之大造殿,在位二十七年,春秋五十五。清朝赐谥为庄穆,但是朝鲜并不把清朝当作真正的宗主国,因此终李朝之世,此谥号以及清朝赐予李朝各国王的谥号,都不为朝鲜所用。仁祖初葬于坡州北云川里,后在英祖年间移葬交河长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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