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乡做知青的经历 我是一名老知青1

作者：阮云宝。

作者简介：我原来是上海控江中学1968届高中生，1969年3月1日，响应党的号召首批赴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县敬信公社小盘岭大队插队，同年8月1日又调到防川大队插队，担任大队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

1972年1月，调到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办公室（简称"知青办"）工作，以后又在英安公社党委、县广播局从事宣传、党务及编辑、记者等项工作。

1982年8月，调上海市劳改局所属白茅岭农场工作，担任农场宣教科副科长、办公室秘书、办公室副主任、农场场报《南岭报》副总编辑等职务。

1993年4月，调上海市第二劳改支队（现周浦监狱）从事罪犯改造研究工作，2004年1月因年龄原因离开领导岗位，担任监狱回归指导中心的专职教官。曾长期担任周浦监狱罪犯改造研究室主任，为一级警督、政工师、处级管教员。

　　参加工作以来，本人已在各种报刊发稿五百多篇。发表监狱科研论文、调研报告二十余篇，有十多篇论文、调研报告入选一百多部国家级文库丛书。

负责编辑并内部出版《监管改造工作论文集》、《监管改造工作反思录》、《与服刑人员谈谈心理健康》等监狱内部用书十余本。

1981年被评为吉林省宣传战线先进工作者。1986年评为上海市劳改局先进个人，记大功一次。多次被评为单位的优秀共产党员。

1948年3月8日，我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亲是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汽车一场的公共汽车驾驶员，当年30岁；母亲当时是家庭妇女，母亲生我时是24岁。

父母亲都是浙江省黄岩县人 。我们的家当时是在上海虹口区哈尔滨路瑞庆里三层楼的一间亭子间里。

在我的记忆中，房间很小，光线比较暗，屋里还有一个小阁楼，出屋门有一个小楼梯，朝上走推开一扇小门，外面是一只小阳台。

离我们家前面的不远处有一道河，河上有一座桥（哈尔滨路桥），当时河边还建有一家很大的被人称为"杀牛公司"的牲畜屠宰场，天天能听到被宰杀的牛凄惨的叫声。

我懂事后听母亲说，我是生在一家医院里的，生肖是鼠。因为是半夜生下的"鼠"，预示着自己是一个比较活泼好动的"鼠"。

父亲三十得子，从小对我呵护有加。我的名字叫云宝，小名叫"宝宝"，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几乎没有叫过我的大名，而一直是叫我的小名。

我们家的所有亲戚也都是这样叫，结果以后我的弟弟妹妹，包括左邻右舍，不论大人小孩都是叫我的小名。（二十多年后，在我有了女友之后，女友见我的弟弟妹妹都叫我"宝宝"，深感不解：这么大的人还被弟弟妹妹叫"宝宝"！经我解释后她也笑了。）

　　长大懂事后，我的姑母经常开玩笑地对我说"小时候的你真是很'作'，可苦了你娘。"

她告诉我几件事：一是我从小患有皮肤瘙痒症，经常莫名其妙地浑身皮肤瘙痒起疙瘩，晚上睡觉时又哭又闹，搞得一家人及四邻无法安睡。

为了让我安睡，母亲经常彻夜不眠地抱着我，轻轻地拍我哄我睡觉。在我三、四岁时，母亲回到乡下老家生我二妹，把我和大妹也一起带到乡下。

我因为水土不服，浑身皮肤瘙痒还脱皮，整天哭闹。尤其到晚上，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夜啼郎" 。

为了让我安睡，刚生了二妹的母亲，既要照顾二妹，又要照顾我，常常是彻夜不眠，一边哄着我，一边轻轻地为我挠痒。

（我至今只去过乡下二次。一次是小时候母亲生二妹时，再一次是母亲因工去世后，我和大妹妹、弟弟与父亲一起回了一次老家。我一到老家便水土不服，浑身皮肤瘙痒。而几天后一离开乡下，乘车到了杭州，我水土也服了，皮肤也不痒了。）

二是嘴巴刁，怕腥，从小不吃河里的鱼。据说是小时候出痧子(麻疹)，母亲为了给我增加营养，经常炖鲫鱼汤给我喝，结果喝得倒了胃口，一闻到河鱼的味道就要吐，以后再也不吃河里的鱼 (这个习惯我保持到1969年3月下乡到吉林省延边农村后，才逐渐改变了)。

父亲年轻时非常喜欢钓鱼，经常利用工休和节假日约上几个要好同事到郊外钓鱼（有时还带着我一起去），每次都能钓回好几斤各种各样的鱼。

晚上的饭桌上就有红烧或清炖的鱼，弟弟妹妹都吃得好开心，唯独我怕腥不敢吃。这时母亲总是另外给我做一些我喜欢吃的菜。而弟弟妹妹都知道我不吃河鱼，从不与我争吃。

小时候经常做这样的梦：我坐在一条装饰非常漂亮的大龙船的船头上，船的周围都是彩色的云，我的脸朝着船尾，许多人都对着我笑。突然间我觉得自己从船头上掉了下去，耳边有呼呼的风声，忽然眼前又是一片光明，然后便惊醒了。

由于经常做这样的梦，梦中的一切又都是那么的清晰，自己感到很困惑，便经常把梦中的所见所闻讲给母亲和祖母听，想问问这说明什么。母亲听了只是笑，祖母却一本正经地说，大概你是落水鬼投胎吧！

小时候的一天下午，我一个人正在家里的阳台上玩，四周突然响起尖利刺耳的警报声，我吓得大哭大叫，母亲急忙从屋里奔出将我抱回屋里。

接着便听到一阵持续的爆炸声和枪炮声。我非常害怕，母亲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

很多年后，我经常想起这恐怖的情景，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我上小学后，老师告诉我们，这是1950年2月6日发生在上海的"二·六"轰炸。这天，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派出许多飞机轰炸上海的发电厂。

前不久，我查阅了《二十世纪中国大博览》，里面有如下有关 "二·六"大轰炸的记载：2月6日，台湾蒋匪军空军对上海实行轰炸，出动17架美式轰炸机，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集中对杨树浦电厂、闸北水电公司、南市华商电气公司、卢湾法商水电公司及吴淞等地滥施轰炸，炸死炸伤居民千余人，毁坏房屋1000多间，杨树浦发电设备1/3遭破坏。

从时间来推算，当时的我为二周岁。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父亲带我去郊游。

那时我才四、五岁，父亲轮到休息天，汽车一场经常派出车辆组织职工到昆山、松江等地郊游，常常是一大早出去，下午三、四点钟回来，而且可以带孩子去。每逢这时，父亲经常带上渔具带着我去。

开往郊区的汽车常常是由父亲驾驶的，我由其他叔叔抱着，坐在父亲司机座位的后边。

我记得当时有这样的儿歌"啷啷啷，骑马到松江······"当时的松江有个骑马场，到松江主要是玩骑马。

到了骑马场，有专门负责训养马的人将马牵来，告诉想骑马的人注意事项，然后将骑马的人小心地扶上马，再由专门负责训养马的人牵着马慢慢地向前走。

马有大有小，大人骑大马，小孩骑比较矮小的马。

刚看到马时我非常害怕，直往后躲，怕马会咬我踢我，在养马人和父亲的一再动员说服下，我才鼓起勇气往前靠，由父亲将我抱上马，并在旁边用双手扶着我，再让专门负责训养马的人牵着马慢慢地向前走。走了几圈，也就不害怕了。

有时大人们到河边钓鱼，我们便坐在大人的旁边，边吃零食边看大人钓鱼。到了中午，大家便围坐在一起吃饭，饭是公家供应的，有面包、香肠、荷兰水（即汽水）等，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

午后，便乘车返回。

我们弟妹五人中，只有我在小时候上过二个学期的幼儿园（即小班和中班）。我上的是天水路幼儿园，位于四平路与天水路路口，离我们的家不远。

大约是五周岁时，父母亲把我送进幼儿园。我的幼儿园老师姓陈，是个很年轻的女老师。幼儿园的设施条件是比较好的，教室里有崭新的桌子椅子和小床，有风琴和各种各样的玩具。操场上有滑梯、沙坑、翘翘板。

每天早上母亲把我送到幼儿园的门口，由陈老师给我们围上围兜，再把我们接到教室。

上课时我们按照陈老师弹的风琴的节拍，唱着"陈老师我坐好了"，然后聚精会神地听陈老师给我们讲各种有趣的故事（如大灰狼、老狐狸、狼外婆的故事），教唱各种儿歌（如"小蜜蜂""大公鸡""好阿姨""我是好宝宝"等歌曲），教我们在教室里或者操场上做各种游戏。

在幼儿园我还担任过班长。小朋友出操我负责敲着腰鼓喊口令，上、下午小朋友们吃点心（有饼干、生煎馒头和豆浆等）前，由我负责致辞"谢谢老师，谢谢阿姨，现在请大家开始吃"。

吃好午饭后，陈老师让大家在小床上午睡。下午三、四点钟时，母亲便会到幼儿园的门口来接我。

在我的印象中，陈老师既可亲可爱，有时又很严肃。如放学前小朋友要先排队，如果队伍不整齐，有人随便说话，她就要罚大家站队。有时要站到家长来才让回家。

我上了二年的幼儿园，大约在1955年的夏天，我们家搬到父亲场里建造的、位于四平路1230弄的公交新村，我才离开了天水路幼儿园。

在公交新村，我家是48号1室，是底楼的大户室，有前后二间。

当时我有二个妹妹（金凤和凤莲）二个弟弟（大弟弟叫金宝，出生才七、八个月的小弟弟名叫耀宝）。

这年的秋天，母亲领着我到抚顺路小学报名上学。就在开学前几天，我要母亲给我买一只新书包，母亲没同意，只是给了我一只当时慰问志愿军用的红布包。

小时候的我不懂事，为此我哭闹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妈妈要到厨房做早饭，让我抱一抱二弟。我迷迷糊糊抱着二弟到屋外玩。后来妈妈又叫我，我抱着二弟进屋时不小心被门前的台阶绊倒了，二弟的头不巧正撞在台阶旁的一根铁铸的落水管上。二弟大哭，我的手臂、腿部也受了伤。

妈妈急忙把我们送到场的医务室，但医务室的医生以为二弟只是一点皮肉伤，给他简单地包扎一下就算完事。几天后二弟病情加重了，经公交医院检查，确定为脑膜破裂发炎，需要注射"盘尼西林"。

当时"盘尼西林"的价格很贵。为了给二弟治病，父母卖掉了家里许多稍微值钱的物品。我至今都还清楚的记得，半夜里二弟病情发作时经常抽风，发出尖利的惨叫，我和弟妹都感到非常恐惧，有时我都吓出一身冷汗。

每当这时，母亲都起床抱着二弟，哄他入睡。父亲则不断地叹息。几个月后二弟终于不幸夭折（我至今都忘不了二弟走的这天的情景：这天凌晨二弟又抽风尖叫，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他大声地对二弟说："儿啊，你能好就好起来，不能好就太太平平地走吧！"说也奇怪，父亲这样一说，二弟便再也不抽风尖叫了）。

第二天的上午，二弟便永远离开了我们。这天，母亲哭得很伤心。后来来了一辆小车运走了二弟。场里派来了医生到家里来帮助消毒，二弟睡过的摇篮也扔了。

对二弟的不幸夭折，父母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我，父亲有时对我们说，大概是耀宝这个名字没取好，结果"摇"掉了。

几十年来，我对耀宝弟弟的不幸夭折，一直怀着深深的内疚之情。如果耀宝弟弟还在，我们应该是三兄弟三姐妹，他也是快到五十的人了。耀宝走后不久，我们的家又搬到新村的23号6室，这是二楼的二室户。

自从耀宝走后，我从上小学到上初中、高中，直到下乡、参加工作，几十年来我很少再使用书包，也很少买书包之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小时候的我，曾经为了一只书包，惹出了一场让我终身难忘、终身难以弥补的大祸。

小时候我玩过的游戏，想得起来的有打（玻璃）弹子、刮（纸）刮片、盯橄榄核子、弹弹皮弓、滚铁环、抽"贼骨头"（一种用木头削出的螺陀）、打菱角、打气枪、做纸飞机、玩泥巴、捉"金龟子"、抓"知了"、抓蟋蟀斗蟋蟀、养"小毛鱼"、养蝌蚪、养"蚕宝宝"、养"洋虫"等；玩的游戏有"老鹰捉小鸡""官兵捉强盗"、捉迷藏等。

小时候唱过的儿歌不少，如"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啊鞠个躬啊，你是我的好朋友"；"落雨了，打烊了，小八腊子开会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本来要打万万记，现在辰光来不及，马马虎虎打十记，一、二、三、四······"；"一歇笑，一歇哭，两只眼睛开大炮"；"笃笃笃，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吃侬肉，还侬壳，张家老伯伯，问侬讨只小花狗"。

上小学后，我学唱的第一首歌是"小鸭子"，歌词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咱合作社了养了一群小鸭子，我每天早上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小鸭子向着我嘎嘎嘎地叫，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

童年时期我喜欢的歌还有好多，如"欢乐的夏令营""可爱的苹果""小树小树快快长大""小燕子""让我们荡起双浆""我们的田野""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

我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二弟耀宝夭折）。

大妹名叫金凤，只小我一岁，生肖为牛。大妹属于粗线条类型，胆大敢为，从小敢想敢说敢做。

我们五个子女中也只有她敢于顶撞老祖母，并宁可挨打，坚持不向老祖母认错。

她从小勤劳肯干，经常帮助母亲做家务。当时家里饲养过鸭子、兔子，挖蚯蚓，捞蝌蚪，捞小鱼，拣菜皮，她没有少出过力。其它如到菜场买菜，到粮店买米，主要也靠她（她相当会"插队"）。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小时候有点好吃的，她舍不得自己吃，经常留给弟弟妹妹吃。如果有谁胆敢欺负弟弟妹妹，她肯定会冲出来"拼命"。她艰苦朴素，从来不讲究吃穿。她读的是四平民办小学，但读书认真刻苦，以后还考上了杨浦中学。

"文革"中，大妹为了破"四旧"，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志红"。"文革"初期的1966年年底，她和二妹一起到北京"大串联"，终于见到了毛主席。当时父亲被派到北京为红卫兵开车，她们见到了父亲，还和父亲一起照了好些照片。

1968年底，她报名到黑龙江省密山县的855军垦农场，被分配在农场的医院工作。大妹参加工作后，相当节俭，经常将自己不多的工资寄给父母，补贴家用。

她工作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和先进工作者。她热爱生活，尤其喜欢摄影，经常给家里寄来各种照片。1969年3月我到吉林省珲春县插队后，她经常来信，还给我寄来一件草绿色的军用棉衣。

她在军垦农场入的党，又和一位同在农场、来自浙江宁波的青年陆定定结为伉俪。一直到1979年父亲退休，在上海无线电四厂工作的陆定定的父亲正好也退休，他们俩同时顶替双方的父亲回到了上海，并分别进了自己父亲的单位工作。

大妹先在场的组织科工作，以后被调到公交公司的组织部门工作，一直工作到退休。

　　二妹名叫凤莲，生肖是兔。由于她生在乡下，小时候我们曾称呼她"乡下人"。加上小时候她走路摇摇摆摆，我们又给起了个外号叫"摇舢板"。

凤莲从小体质较弱，生性胆小怯懦，人又非常老实。小时候有时遇到被人欺负往往只会哭。

小时候二妹妹曾经得过"猩红热"，病情相当危急，全靠父母亲及时将她送进交通医院治疗，又经过母亲的细心照料，才转危为安。

凤莲上的也是四平民办小学，以后也考取了杨浦中学。"文革"开始后，她也改了"革命化"的名字，叫"继红"。

二妹没有上山下乡，在大妹去了黑龙江省的军垦农场后，她被安排进了国棉十二厂当了工人。有一段时间她还被安排在厂的医务室工作过。

她在厂里入了党 ，还被提拔为干部，负责过厂工会的工作。

弟弟原来名叫金宝，小名大弟，生肖是蛇。弟弟身体是比较好的，力气相当大。从小勤劳，很能吃苦。有段时间家里曾经饲养鸭子和兔子，为了养好这些鸭子和兔子，弟弟出了不少的力：到菜场拣菜皮，到河里捞水草和小鱼小虾，到野地里去挖蚯蚓等等，他是相当能干的。

"文革"开始后，弟弟也改了"革命化"的名字叫"卫红"。他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家里，对无线电、电视机之类很感兴趣，经常钻研。

在我和大妹已经到东北的情况下，弟弟于1970年末主动报名到黑龙江省逊克县的高滩大队插队。不久他在农村入了团，还被选为大队的团委书记和副大队长。

第二年他所在的生产队遭遇水灾，大队让他带领一批身体较好的知青和当地青年到逊克县的粮库扛麻袋"生产自救" 。由于劳动强度大，伙食又很差，不久他就患了肺结核，而且病情比较重。后来被驻黑龙江省的上海慰问团的干部送回上海治疗。

回到上海后，经四平街道的领导的一再动员，后来他的户口被迁回上海，并担任了街道的团委书记。

工作学习之余，他刻苦钻研电子技术，学习英语，学习和装修各种收音机、电视机等家电，很快他就成了公交新村一带小有名气的维修家电的能手。

1978年5月30日在汽车一场工作的母亲不幸因公去世后，弟弟从街道被调入汽车一场，担任电工工作。不久又被调入同济大学电教室工作，负责为学生放映电影和维修学校的电子产品。

他原来是工人编制，由于他工作认真，技术过硬，又有大专文凭，以后被转为干部编制，并担任了学校电教室的主任。

小妹原来名叫小凤，生肖是猴，"文革"中改名为"敬阳"。

她是我们五个子女中的"阿末头"。因此从小为父母、弟妹所喜爱。

小时候我经常牵着她的小手出去玩。在我的印象中，小妹是在不知不觉中长大的。她聪明伶俐，从小不仅读书成绩好，而且善解人意，又很有自己的主见。

她的中学也是在五十六中学读的，初中毕业后分配在上海国毛五厂当工人，以后也是在厂里入的党，提拔为干部，长期从事工会的工作。

我们兄妹五人，从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同胞手足之情。在我们各自成家之后，更是如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这是极为难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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