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黄河治理文化（元朝治理黄河本是利民之举）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在工部尚书贾鲁的指挥下，朝廷发动十五万百姓与两万士兵共同开凿出二百八十余里河道，试图改变黄河南流的趋势，将其导回故道。这项繁重的工程仅耗时半年就完成了。元顺帝立即派贵臣前去祭祀河伯，并招贾鲁回京。为了歌颂功德，贾鲁献上了一幅《河平图》，而翰林院的欧阳玄也大笔一挥，写出了《河平碑》及《至正河防记》，盛赞朝廷的恩典与贾鲁的功绩——欧阳玄写道：

“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费，不吝高爵，为民辟害。”

正当朝廷欢庆治河胜利的时候，民间的态度却大相径庭，老百姓丝毫不体谅朝廷的难处——据《草木子》的记载，那时候流传一首无名氏写得讽刺诗，诗云：“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就在开工修河的第二个月，有人在黄陵冈撬出了一尊独眼石像，应了当时的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刘福通与韩山童于五月在颍州起兵，李二、彭大和赵君用在八月攻破徐州，徐寿辉则在两个月后建国天完、自称皇帝，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正式爆发，大元帝国走向灭亡。

贾鲁治理黄河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

黄河泛滥在汉朝时已是重大的民生问题，那时汉武帝号令万人修筑河道，堵塞决口，导引黄河北流，恢复《禹贡》所记载的故道。到了宋朝时期，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黄河屡次改道，河道逐渐南移，不可逆转。《宋史》云：“一时奸臣建议，必欲回之，俾复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屡塞屡决，至南渡而后，贻其祸于金源氏。”这说明，奸臣们即使自负到敢与大自然对抗，但仍无法改变河道南移的趋势，最终“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

到了元朝之时，河身日益高涨，导致淮泗之水被注满，因而经常发生洪灾。据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元朝时候朝政腐败，朝廷把黄河泛滥视为常态，而“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谁都想利用治河的机会来捞取政治资本，一旦堵住决口便可宣布胜利，待到他年再次决堤时，自己早已经升官调往别处了。

元顺帝继位后，贾鲁作为“司水之臣”，于至正九年巡游河道，考察地形，向朝廷提出两条修河的对策：第一条比较省钱省力，那就是加固北岸的河堤；第二条则较为大胆，想要采用疏塞并举的做法，与大自然战斗，使黄河恢复故道，但“其工数倍”，结果朝廷都没有采纳。

黄河屡次改道，导致水灾泛滥

至正九年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涨，东注沛县，引发水灾。那时的右丞相脱脱“慨然有志于事功”，他毛遂自荐，向元顺帝请求让自己来负责治理黄河之事，得到了嘉赏；脱脱便召集群臣商议对策，贾鲁又重申了之前的第二条建议，声称“役不大兴，害不能已”，想要在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黄河泛滥的问题。于是，脱脱说：“此事非子不可”！他向群臣发出布告，说：

“皇帝方忧下民，为大臣者，职当分忧。”

要求群臣统一治河的意见，但反对派还是很多，于是脱脱命工部尚书成遵与大司农秃鲁前去实地考察。二人沿着黄河行走数千里，测量河岸之深浅，并“博采舆论”，回来后宣布“河之故道断不可复”，并且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来警告说：

“山东连岁饥馑，民不聊生，若聚二十万众于此地，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河患者。”

脱脱听后大怒，骂道：“汝谓民将反耶！”有人劝告成遵说：“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责，公勿多言，幸为两可之议。”然而成遵还是本着良心说：“腕可断，议不可易”，于是脱脱便将其贬官离京，让贾鲁继任工部尚书，治理河道。

脱脱独断专行，定下决策

在庙堂之上，脱脱把治理黄河说成上为君父分忧、下为黎民造福的伟大工程；但在民间，老百姓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这表现的就是一种官民之间的隔阂。

元朝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摘录当时一首“自京师至淮南，人人能道之”的《醉太平·小令》，体现了当时民间的态度：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得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辍耕录》又写道：“至正十一年，遣工部尚书贾鲁役民夫一十五万，军二万，决河故道，民不聊生”。在朝廷看来，明明是黎民需要感恩的伟大壮举，结果在民间看来却是折腾得民不聊生的苛政工程。

权衡在《庚申外史》中则揭露出治理黄河的初衷根本就不是为了民生，而是高层政治斗争的产物：脱脱再度拜相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他需要迅速取得政绩，而贾鲁也“素有进取志”，所以二人一拍即合，并且能够力排众议，坚持要使黄河恢复故道，从而才酿成了大祸。在当时还有一个叫龚伯遂的小人，他向脱脱献计说：“丞相大兴利除害可也，然必大有诛赏，始可以摄伏众情。”于是脱脱利用治理黄河的机会，兴起大狱、谋害政敌，又借机沙汰吏胥，暴力改革，才导致天下大乱。而脱脱之所以要大兴土木，追求政绩，又是迫于元顺帝的压力。顺帝自继位以来，受制于权臣，虽然最终都能把他们扳倒并诛杀，但对宰相依然存有猜忌心理。脱脱在第二次官拜宰相之后，为了治理好国家，让顺帝知道自己不可或缺，所以才急功近利，采用贾鲁的冒进方略，兴师动众来治理黄河。

叶子奇的《草木子》则记载了当时的民间困境，他先是说：“至正庚寅间，参议贾鲁以当承平之时，无所垂名，欲立功于世”，便劝脱脱开河北水田，募民耕种，结果因山洪漂没，几坏都城；之后又建议脱脱制作新钞，结果导致物价腾贵；几次折腾之后，急功近利的脱脱与贾鲁仍不知收手，又继续大兴土木，治理黄河。当时朝廷修河道，所费亿万计，府库一空，而大部分工程款都被官吏克扣，百姓不仅荒废了农业，而且还拿不到修河的工资，尽皆愤恨。韩山童等便趁机宣传造势，蛊惑人心，“是时，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于是治理黄河最终成为了农民起义爆发的导火索。

最终，脱脱遭到贬谪，贾鲁也在征讨濠州的途中猝死于马上，元朝之灭亡，不可补救。

红巾军起义

《元史》在评价治理黄河之事时，曾为贾鲁辩护，反驳“议者”们的说法，认为元朝灭亡是积弊已久的结果，皆因上下因循、纪纲废弛以及风俗偷薄，并非一朝一夕之故。这样说当然是正确的，但属于正确的废话，没有说清楚治理黄河对于历史走向的影响。

元朝本是胡虏入居中国，即使元世祖在讨伐南宋的檄文中借口“天开一统之期”，把宋人污蔑为叛离分子，并征服了南方。但元朝的四等人制度始终造成南北官民之间的隔阂，正如《元史纪事本末》所说，元朝“催抑汉人不得为正官......华夷之情不相流浃，卒虐用其民以底于乱”，而大兴土木，无视民间疾苦，发民丁数十万来治理黄河正式这种统治逻辑的体现。

在元朝内部屡次陷入变乱之后，脱脱等人不知道，当务之急是震之以清净，使百姓能够恢复正常生产与生活。相比于饥荒来说，黄河水灾反而是小害了。然而脱脱等人却不顾官民隔阂、民不聊生的衰世现实，想要像盛世时期那样建立起伟大工程，将二十万贫苦农民召集起来开凿黄河水道，最终激起了民变。

当起义爆发后，脱脱与大臣议军国事，“每回避汉人、南人”，甚至还出榜宣布：“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进一步激化矛盾。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朝廷轻视百姓、官民隔阂所造成的荒谬统治逻辑。多尔济巴怒斥脱脱说：“今倡乱者止数人，顾乃尽坐中华之民为叛逆，岂足以服人心！”可谓一语中的。

素来藐视汉人百姓、将百姓视为绵羊的元顺帝与脱脱们是不可能真正为了民生而治理黄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