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一只受伤的麻雀（今天我是一只麻雀）

今天，我是一只麻雀

作者简介丨丁兴才，上海儒学研究会儒商分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副院长，2000年复旦大学国政系在职研究生。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应邀参加《首届全国经济哲学30人圆桌论坛》会议上的发言，文中内容不变，语气略有修改。文中主要涉及经济哲学中的几个问题。一是民营经济在中国的身份问题；二是中国经济体量已是世界第二，中国经济学家如何依靠理论突破，让中国经济取得世界身份；三是中国资本的二重性问题。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共同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事实，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不相符。亟待理论界和研究经济哲学的学者取得突破。

会议发言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我是一只麻雀；二是，回首往事，继往开来。

一、我是一只麻雀

刚接到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儒商高等研究院院长张雄教授让我参会的电话，心里是有点慌的。为什么？会议通知上写着《首届全国经济哲学30人圆桌论坛》。后来又联系财大负责会务的朱璐教授打探消息，这次参会的老师，主要是全国顶级的做经济哲学、经济学、马列哲学的大牌学者，这更使我惶恐不安。

耐心的朱教授怕我吓到，鼓励我说：你就以企业家的身份，简单谈谈对中国资本的亲身经历和体会。这是经济哲学的老师最关心的，即使讲得有点离题，他们也会理解。

关于亲身经历，讲工作体会？还是讲我做企业的心路历程？各位都是经济哲学的大家，估摸着你们最感兴趣的话题，还是企业家的经济生活和我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活动。

参加这次发言，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定位，权当我是一只麻雀，供各位解剖。这只麻雀，虽有不怎么漂亮的羽毛，但有健全的肢体，可放飞天空，又会在地上觅食（企业家必须自己找生意），五脏六府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好有坏（企业家中也有害群之马）。有时会唧唧喳喳地叫几声（企业家面对不公，也会大声疾呼），请各位不要放弃，因为展示在你们面前的，就是一只真实的麻雀（企业家如同满地觅食的灰麻雀，到处可见）。

记得那年的元旦假期刚过，上班后的第一次例会，我向公司员工宣布了数项福利，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员工手册。其中福利部分包括：一是，上班的员工每隔两年，调整一次工资。目标，员工的工资涨幅不低于国家物价上涨幅度；二是，工龄补贴标准，大于国家规定，主要是想留住员工；三是，凡是公司员工，每年组织一次体检，确保员工身体健康；四是，参照外企标准，年终考核过关的员工，除了应得奖金之外，最后一个月实行双薪奖励。

我那时的想法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则。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团队合作，员工的收入是他们最关心的，企业的发展目标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实现的。所以，那时的首要任务，留下好的员工，与我共同打拼，共同努力，共同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第二，企业是我们事业的发展平台，也是员工的事业平台，取得成功，学会分享；第三，通过员工和我的共同努力和拼搏，在我临近退休时，将公司带入亿元企业。实现每年向国家上缴利税千万，我个人和员工，实现财务上的真正自由；第四，建章立制，制定公司制度和员工手册。

经过短短十八年的艰苦奋斗，公司得到快速成长，员工从不足十人，迅速发展到上百人。公司资产从无到有，逐步壮大。

今天参会前，我让公司财务总监粗粗地做了个统计。公司成立近十八年，累计上缴国家税收数亿元，员工工资上涨了十多倍，公司资产数十亿元，对外负债率不足30%。现在公司进入良性发展状态，初步达到了理想和预期。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除了自己 我个人的艰苦奋斗，员工的共同努力外。最最重要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的时光，遇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及由他创导的改革开放政策；遇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渐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理论突破。使我这只普普通通的麻雀，能够在市场经济的世界里自由飞翔。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企业，是国家发展的真实反映。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经济40年的快速发展，无论是放在历史上，还是放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都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

在座的各位都是经济哲学大家，有一位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经济研究的对象，就是活生生的人的行为，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我在网上查到：经济哲学是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学进行反思的一门学科。你们是吃这碗饭的，我们企业家非常希望有人去做好这些研究，讲好这些中国故事。

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站在经济哲学的角度如何去看待？这只普通的麻雀，是不是值得去解剖？

像马云、马化腾等这样的金丝鸟在中国太少，而且投资背景复杂。而像我这样的麻雀，在中国太多了。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民营企业占全国经济总量超60%，金融网站曾刊登过一篇《民营企业实现从0到56789的成就》的文章（文章中的数字，各位应该非常熟悉），文章很好地总结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许多企业家，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放飞出来的。

其二、站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济发展新路子。中国学者近水楼台，在此基础上，面对新的世纪，可否拓展出新的理论制度体系。

第三、放眼世界，把中国的成功，放在新冠疫情之后，世界政治格局、经济形势正在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之中。如果要对世界以往的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进行反思，中国是否是一个最好的案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实现全球第二，中国经济是否具有世界身份？

研究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者，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创造性地让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轨道。

其中，邓小平同志的贡献尤为重要，在中国改革最为关键时刻，通过马克思的实践观，通过“真理标准”讨论，以及经济哲学的深入思考，使经济发展的理论取得重大突破。

二、回首往事，继往开来

回首往事，中国改革初期，如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依然争论不休，弄不出个所以然，那将是多么的可怕。邓小平同志对姓“社”姓“资”的多视角论述和理论突破，真的救了中国。因为邓小平的坚持，中国才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一直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才打开了中国经济喷涌发展的洪流。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生长在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真是倍感欣慰。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见经济学上的理论突破多么重要。

在前一阶段，有些大学知名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消灭“私有制”，这让不少民营企业家不寒而栗。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没有民营企业家的创造和成绩，是不可能的。

只有回首往事，才能继往开来。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天天与资本打交道。面对社会上很多人对“资本”的审视，以及尚有不少人主观上的认识，“资本”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象征，必须“消灭”，这让我们这些企业家感到非常困惑。

恒产者，有恒心。国家一项制度的建立，需要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面对中国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亟待理论界和研究经济哲学的学者给予一个正面的回答。

事实上，民营企业的地位问题，就是中国资本的二重性问题，理论界一直未找到合适的答案。造成民营经济在中国没有一个很好的身份。

由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社会制度的经济形态都采用市场经济这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现实的不相符，两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的一些共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事实，在理论体系上没有进行创造性的对接。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向今天在座从事经济哲学研究的老师们请教，面对我们的这个时代，该如何作答？

我是一位私营企业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的阶级属性是不是资本家？我现在投资的企业属于私人拥有，资本的生产过程，能够带来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我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剥削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员工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中国私营企业中的劳动者，身份又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在面对我们今天的新形势、新经济状态下，有哪些需要中国化的内容，需要更新的方面？

面对企业家的这些困惑，是不是需要回答？谁来回答？今天，召开“全国经济哲学30人圆桌论坛”，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纳入“21世纪资本范畴的哲学思考”？这些属于经济哲学范畴的问题，在强调理论创新的今天，研究经济哲学的老师，是不是可以跨前一步，理论先行？

我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什么非常急迫地提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客观存在，同时又急需回答。我们需要理论的引导！我一直认为，没有科学的理论、信仰和主义引领的企业家，格局是有限的，是做不成大事的。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只要受过高等教育，长期在政府机关工作，对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知识并不陌生。但我们的下一代并非知晓和明理，特别是即将接手父辈事业的企二代、富二代。有的从国外留学回来，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能并不如我们了解。而我们的事业，国家的未来，都需要依靠他们承前启后。

前一阶段，我重新翻阅了马恩的一些著作和邓小平关于姓“社”姓“资”的一些论述。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根据我的浮浅理解，马恩著作大部分着眼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理论核心是揭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灭亡的规律，想着力解决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课题。

社会发展到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许多事物都已经时过境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中国则因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坚持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政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使社会主义走出困境。

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距今已经过去244年，马克思撰写《资本论》距今已有153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史，真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揭示的一样，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西方盛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世界仅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许多经济学家对其制度的合理性都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用大量历史数据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出了极大的疑问。托马斯·皮凯蒂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再造机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等。

无论怎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目前的体制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始终觉得，关于中国重大现实经济学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经济学都不能缺位，更不能逃避。

从这个角度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以哲学分析的视角和方法，对经济重大问题做出回应，是现在最大的一个理论挑战，也是最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地方，也是我们这些一线的企业家，最为需要的，我们真的需要理论的引领。

况且，中国人具有独特的经商文明和历史积淀，中国人又有独特的财富观。中国取得的成功，不仅包含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特色，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中国重大的经济学理论，需要中国人去自主创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往往源自哲学理念的创新。如果中国经济想取得与西方国家一样的地位，仅靠体量、块头是没有用的。必须依靠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现代经济学问题上的理论突破，中国经济才能取得世界身份。

企业家只注重创业实干，企业家不可能像马克思或在座的各位一样，去对资本以政治学的角度或经济学的角度有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或者像经济学家一样用经济哲学的范畴去分析、去思考。

更多的企业家出来创业的理想很简单，只是想实现自身的价值，想实现与上班族稍微不一样的梦想。而这种梦想的实现，需要被大家所认可，需要被国家政策所允许，需要一定的经济学理论所支撑，也需要建立健全可持续性的制度。

企业家们非常担心，如果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再被扣上过去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的所谓“帽子”，那我们心里是缺乏主心骨的。以上唧唧喳喳的话语，权当一只麻雀的呼叫，如果是一种杂音，听过也罢！

谢谢大家！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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