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景之馆右下角的石头解密（从意外发现城南书院故址）

我那天登临天心阁，有一个意外发现。就是在天心阁外围靠蔡锷南路一侧，发现了“城南书院故址”碑牌，它几乎湮没在荒草丛中，如果不注意的话，我就会跟它擦肩而过。值得庆幸的是，我不经意地发现了这块不同凡响的碑牌，由此引出一段历史的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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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碑牌所说的城南书院，当年曾与岳麓书院遥遥相望且齐名，但它却被大多数人遗忘了。培育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湖南第一师范，其前身就是城南书院，只不过校址有所变更。

城南书院不是在妙高峰吗，天心阁下怎么会有城南书院的旧址呢？带着这个疑问，我扑进了历史的烟云之中，去寻觅那曾经忘却的书院。

据历史记载，城南书院原是南宋大儒张栻及其父张浚于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建于南门外妙高峰，与岳麓书院隔江面对，张栻和朱熹曾在此讲学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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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妙高峰，风景优美。《城南书院志》证：“城南之肇自宋，与岳麓相等，隔江对峙，各藉先贤之声以俱永……”书院有屋宇、引所、基地26处，监院、讲堂、书房六斋；有纳湖、月榭、卷云亭、所雨舫、采菱舟、养蒙轩、丽泽堂、禁蛙池等10景。

1936年《长沙市指南》载：“卷云亭在妙高峰中学之门楼上。城南十景，惟此独存。亭仅方丈，可容三四人坐憩。湘水前横，麓山在望，春夏之间，凭窗西眺，烟波云雾，叠叠重重，在湘滨向麓顶上升，如卷绵焉，此或‘卷云’之名所由来？” 南阜是妙高峰的绝顶，卷云亭亦在妙高峰上。琮争谷在卷云亭后高阜之右，朱熹称此处，“倚仗忽琮争，竹深无觅处。”纳湖即今天鹅塘。塘水与老龙潭相通，老龙潭水经过在椿桥，又直通“朱张渡。”朱熹来访，常与张栻留连往返于十景之中，举杯痛饮，遂有十景的唱和。张栻《月榭》诗云：“危栏明倒影，面面涌金波。何处无佳月，惟应此地多。”

后来，张栻召为吏部员外郎，离开长沙，十景逐渐荒废。到元代，南阜上的“苍然观”改为“高峰寺”。此后，历代长沙的治官都试图恢复城南书院昔日盛况，但终无结果。

清乾隆十年（1740年），杨锡绂任湖南巡抚，将都正街的都司衙门空署改建成书院，因该书院在城之南隅，乃称“城南书院”。这就是城南书院与天心阁结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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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年（1822年），巡抚左辅认为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邻近善化县治，市嚣嘈杂，不利学子静修，于是将城南书院从天心阁下复迁至600余年前的创始地妙高峰上。天心阁城南书院旧址则改建为“刘猛将军庙”。刘猛将军即元指挥使刘承忠，相传“祷蝗有验”，清雍正间始列入祀典。

道光皇帝御书“丽泽风长”匾额，从此城南书院步入了它的辉煌时代。继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之后，湘中一些知名之士孙鼎臣、余廷灿、贺熙龄、何绍基、郭嵩焘等先后讲学于城南书院。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张百熙以及黄兴等曾在此修藏或就读。民主革命家黄兴、陈天华，著名教育家杨昌济、谭云山等亦藏修于此。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城南书院与湖南师范馆合并，称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次年改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湖南第一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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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历史的迷雾，从城南书院的校址变迁可以看出，城南书院自创办以来，其校址经历了“妙高峰时期”、“天心阁时期”和“妙高峰时期”的变迁。今天如果要恢复城南书院旧址的话，我以为建在天心阁附近更为合适。

书院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自唐至清未存在了一千多年。唐时书院从《全唐诗》中考证有十一所，从地方史志中有记为十七所（以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和王镜第著《书院通证》及周书舲著《书院制度之研究》三文所列十七所为准）。古代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一般跟古阁名楼连在一起。譬如，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有爱晚亭；衡阳石鼓书院有禹碑亭；河南嵩阳书院有大唐碑和嵩阳寺；江西白鹿洞书院有大成殿、思贤台，等等，不一而足。莘莘学子们读书累了，登塔入阁，望远抒情，岂不乐哉？

我喜欢古代书院。每到一个旅游景点，凡是有古代书院，不管其名气大小，无论其年代远近，我都要进去参观一番。每看一座古代书院，我对当年那些创办书院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都报以崇高的敬意。他们那种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豪迈展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思想的光芒。许多古代杰出的知识分子不像今天一些人那样唯利是图、曲意逢迎、上媚下陷，迎合着权贵和低俗的社会需求。他们那种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甘洒热血的激情和血性永远值得颂扬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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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长沙市政府已决定在天心阁附近恢复城南书院旧址。现在停用的都正街小学正好是原城南书院所在地，且其建筑布局大体与书院当时布局相似，可进行恢复性改造，再现城南书院历史风貌，还将按照历史依据再现书院所在的文昌阁。利用城南书院的历史名气打造成景点，让人们记住城市变迁过程中留下的“乡愁”和“书院”情结。

历史留痕，人去物非。岳麓亦在，城南早毁，千秋功过欲问谁？盼望城南书院旧址尽快恢复，给人们提供一个缅怀先贤、瞻仰书院和怀旧旅游的优雅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