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没有周恩来的四封信（若没有周恩来的四封信）

1946年，周恩来居住的南京梅园新村30号大门口，一位妇女抱着孩子冲了过来。

门口的国民党士兵呵斥：“站住，干什么的？找谁？”

“我要找里面的亲戚。”妇女说道。

妇女自称周恩来的妹妹，当她在门口被万般阻拦时，院子里一位同志正好走出来，过去挽住妇女的胳膊，带她走进院子，见到周恩来。

妇女将随身带着的篮子里的几十个麦饼倒出来，一个接一个地掰开，从中找到一封信，交到周恩来的手上。

等一字一句读完信，周恩来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的心飘向苏州看守所，飘向看守所里的新四军战士们......

图|1946年，周恩来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民盟代表

1946年，周恩来入驻梅园新村

1945年10月11日，《双十协定》签订后，毛主席从重庆九龙坡机场出发，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先行返回延安，邵力子、张澜、陈诚等人到机场送行。

毛主席离开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以求尽可能地争取和平。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从重庆迁往南京，邓颖超、董必武、陆定一、李维汉、廖承志等人纷纷抵达南京。

代表团成员还有吴玉章，他留在重庆领导驻渝办事处，继续工作；叶剑英则回到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

图|重庆谈判

中共代表团抵达南京后，国民政府安排大家住进梅园新村17号、30号，他们还设立监视据点，严密监视代表团的行动。

而且，代表团人员众多，国民政府安排的房屋太少，完全住不下。代表团提要求，希望能增加房屋，结果被他们拒绝。

无奈之下，代表团以廖承志夫人经普椿的名义买下梅园新村35号，又在国民政府提供的17号、30号，自己买的35号三座小院内加盖了一些房子，这才满足大家的住房需求。

周恩来、邓颖超住在梅园新村30号，董必武、廖承志、李维汉等人住在35号，代表团军事组、新闻组、妇女组都在17号，周恩来一般都是在梅园新村17号的会议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

谈判时期，周恩来在梅园新村30号办公，每日的工作都十分紧张忙碌。

图|周恩来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

就在周恩来刚入驻梅园新村不久，一位妇女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挎着篮子，出现在梅园新村30号大门口。

门口站岗的国民党士兵把枪一横，凶巴巴地呵斥她：“站住，干什么的？找谁？”

妇女战战兢兢地答：“我是从苏州乡下来的，我来找里面的亲戚。”

国民党士兵一边用枪杆将妇女往外推，一边大声呵斥：“什么亲七（戚）亲八的，这里是办公机关，走开！”

妇女焦急地喊叫起来，直呼自己一定要进去找亲戚，推搡的动静将她怀里抱着的孩子吓得哇哇大哭。

妇女大喊：“放我进去，请放我进去，我的亲戚住在里面，他就姓周......”

国民党士兵当然知道周恩来就住在这里，一听到“周”，推人的动作显然停了下来，赶紧询问妇女的亲戚是谁？

“我亲戚叫周恩来，他是我大哥。”妇女说道。

图|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

国民党士兵正思索话语真假时，妇女抓紧机会就往里面冲，恰好此时院子里走出来一位女同志，听到那位妇女叫嚷着周恩来的名字，走到国民党士兵的面前，喝止住他们的粗鲁动作：“做啥？”

这位女同志姓李，是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小李走到妇女身边，挽住她的胳膊，亲切地说：“原来是大妹子呀，好久没见了，快请进来吧。”一边说，一边将妇女带了进来。

小李将妇女带到会客室，放开胳膊，面色严肃地问：“你是谁？从哪里来？找周恩来到底有什么事？”

事实上，他们二人素未谋面，互不相识。妇女说自己叫宿惠芬，女儿叫安珍，是为了给周恩来送信而来的。

她将随身带的篮子里的几十个麦饼统统倒在桌子上，再一个接一个地掰开，最终找到一封信，此举是为了避过国民党的检查，她千里迢迢赶来，要亲自将信件交给周恩来。

信是一位叫李觉的人写的，李觉是宿惠芬的丈夫，此行她正是受丈夫之托，来南京给周恩来送信。

图|周恩来、董必武在梅园新村

发生在苏州看守所里的故事

李觉，吴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辖的黄桥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抗日战争时期，李觉作为一名抗日战士，与日军殊死搏斗，但此时的李觉却正身陷苏州看守所，性命难保。

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按照协定，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都北撤到江北，苏南地区只留下一部分人坚持斗志。

李觉接受组织的安排，留守小苏北地区（小苏北，是指京沪铁路以北，无锡荡口以南，吴县东桥、浒关以东，苏州、常熟公路以西方圆30多华里的地区），继续坚持斗争。

与李觉一起的还有另外5位同志，他们6人组成黄桥武工队（共产党领导的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一种精干灵活的武装小分队）。

6人中，金瑞生为队长，王明为副队长，李觉为指导员，杨阿考、薛水度、吴国俊为队员，他们在黄桥、东桥一带坚守岗位，秘密展开活动。

图|武工队

要知道，国民党并非诚心追求和平，他们一边假意与共产党合作，一边却积极备战，对我们的战士们毫不留情。

1946年1月，李觉等人来到梅林寺住宿，寺庙里的和尚却悄悄向黄桥的保安队告密，等翌日李觉他们醒来，已经被保安队30多人紧紧包围。

以寡敌众，他们毫不畏惧，与敌人展开作战，激战中，队长金瑞生牺牲，李觉、杨阿考不慎被捕。

时任国民党吴县县长的逯剑华高兴极了，赶紧向上级王懋功上报领功。

图|武工队的同志们

1946年2月，李觉被转移到苏州司前街江苏省高等法院看守所，这里还关押着三百多位同志。李觉结识了新四军二师敌工科长陈子谷、三师滕小良，还有同样负责武工队工作的郑重。

郑重只比李觉早进来10天左右的时间，1939年郑重就参加了革命，抗战胜利后，郑重参加武工队的工作。1946年1月，郑重在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西夏墅区大队逮捕，后来被转送到司前街看守所。

滕小良是一位新四军战士，1941年时，滕小良参加革命工作，为家乡盐城附近的党组织、新四军输送情报、武器等，抗战胜利后，滕小良就被国民党抓捕关押起来。

在监狱里的大家，几乎都是未犯其罪，却都被国民党无辜关押，为争取自由，狱中的同志们秘密组织起来，抗议国民党的无理关押。

图|周恩来

与此同时，驻守在梅园新村的周恩来，正在与国民党方面交涉谈判，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我们的同志们。

而在苏州看守所内，大家也没有放弃斗争。为了追求自己，狱中的共产党员、新四军战士们联合起来，一连三天滴水不进，还高唱《国际歌》、《新四军军歌》等。

等到了第四天，国民党方面不得不答应他们的一部分条件。内外施压下，国民党确实释放了一百多人。

但敌人是“狡猾奸诈”的，为了不释放更多的人，他们想办法给他们扣上“杀人”“放火”“强盗”的罪名，随即让他们转移到另外的看守所，不得被释放。

就这样，李觉、杨阿考、郑重等人被转移到桃花坞看守所，而陈子谷、滕小良则被转移到桃花坞吴县地方法院看守所，大家分别被冠以不同的罪名，甚至被判处死刑，要被处决。

李觉他们当然也清楚国民党的阴谋，坚决斗争，反抗其无理的判决。大家商议决定，如今领袖周恩来正在南京梅园新村与国民党谈判，他们要想办法将信息传递出去。

图|周恩来在梅园新村

李觉悄悄写了密信，然后装病，要求敌人允许妻子宿惠芬前来探监，李觉将信交给宿惠芬，叮嘱妻子前往南京梅园新村，将信交到周恩来的手中。

就这样，按照李觉的嘱咐，宿惠芬来到梅园新村，称自己是周恩来的亲戚。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她将李觉的信藏在麦饼里，最终成功将信交给周恩来。

信中，李觉主要说明了几件事情：

第一，说明他的身份；

第一，敌人假意释放放人，实际上暗地里分散迫害；

第二，介绍了看守所里陈子谷、郑重、滕小良、杨阿考等几位重要同志的情况。

读完李觉的信，周恩来心情久久无法平静，他没想到在苏州看守所内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国民党一方面声称会释放犯人，一方面又暗地里向我们的抗日战士们举起屠刀。

周恩来握住宿惠芬的手，平易近人地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你的爱人和其他同志。”

图|周恩来

周恩来的四封“救命信”

7月19日，周恩来亲笔写信，交给国民党和谈代表、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请他转告国民党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要求释放新四军战士李觉、杨阿考等人。

力子先生惠鉴：

敬启者，敝方人员李觉、杨阿考二君在去年底江南新四军部队北撤时复员回家，于本年1月15日在苏州县属被保安队拘留，曾解江苏高等法院按照政治犯处理，现又解苏州地方法院，则以破坏交通杀人等罪名于6月28日提起公诉，闻有处死可能。

至希急电江苏省王主席转饬苏州地方法院，即予释放为荷。

周恩来谨启

七月十九日

邵力子收到周恩来的信件后，被周恩来关心战士的情义所打动，再加上愧疚之意，邵力子立刻致信王懋功，要求他释放李觉等人，但国民党高等法院久久没有回复。

图|邵力子等民主人士与周恩来的合影

就在周恩来、李觉都等待释放时，狱中又传来一个噩耗：李觉、杨阿考、郑重、滕小良四位新四军战士都被判处死刑。

周恩来再次提笔写信，交给邵力子：

“如果当局一意孤行，必欲置几人于死地，势必影响敝方对于贵方被拘人员之处置。”

周恩来用词激烈，邵力子要求王懋功暂缓执行对李觉几人的死刑，王懋功也不敢惹事，生怕触怒周恩来，到时候蒋介石又会问罪。

王懋功随即给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孙洪霖、首席检察官韩焘致信，并附上周恩来、邵力子的信件，让对方感受急迫程度。

最终，在周恩来的紧急解救下，李觉、杨阿考的死刑被延后，暂时保住了生命安全，但依然被关押在监狱中。

图|王懋功

周恩来不仅要营救李觉、杨阿考，也没有忘记其他的战士们。

1946年9月，周恩来又写了第三封信，是为新四军战士滕小良证明身份，他在信中写道：

“滕小良与此案无关，特此证明，希即予以释放。”

周恩来将这封信交给地方法院，结果吴县地方法院仍然继续无理关押滕小良，拒不听从周恩来的要求。

11月，周恩来再次提笔，寄出第四封信，再次证明滕小良的身份。

“请贵院迅予释放滕小良，经维司法尊严为荷。”

周恩来积极营救狱中同志们的焦急心情可见一斑。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大家都免于死刑，但仍然要受关押之苦。

图|周恩来

而且庆幸的是，李觉他们得到了家属探监的机会，也就是说，宿惠芬能够时常去监狱与丈夫见面联系。

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写信给李觉他们，鼓励他们勇敢坚持斗争。此外，周恩来还专门派了一位同志，负责苏州监狱的联系工作，向李觉他们提供笔墨纸张以及生活用品。

1946年11月，宿惠芬再次来到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坚定地告诉她：“苏州被关押的同志肯定是要积极营救的。”他让宿惠芬转告大家，一定不要放弃斗争，等待着被释放的那一天。

宿惠芬从南京回来的第5天，她去监狱看望李觉，并为他带去了《中央日报》、《锡报》等好几份报纸。

宿惠芬不认识字，不知道报纸上写了什么，只是转告李觉说：“这是南京李大姐让我带给你看的报纸。”

图|周恩来

李觉赶紧打开报纸，几个醒目的黑色大字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为杀人犯李觉呼吁缓颊。”

“缓颊”，即为人求情之意也。报纸上将周恩来如何营救新四军战士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周恩来公然表明态度，也是对国民党方面施加压力。

李觉紧紧盯着报纸，心情激动，双手微微发抖，视线逐渐模糊，他没想到，周恩来会为了他们如此公然喊话。

李觉将周恩来奋力营救他们的消息告诉狱中的难友们，大家情绪振奋，欢呼雀跃，不由得地激动起来，一群人不由自主地高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

仿佛，已经看到了自由的曙光。

不久后，国民党高等法院改判李觉等人的刑罚，原本李觉、郑重、滕小良都已经被判为死刑，后来分别被改判为20年、15年、7年。

事实上，几人也并未在牢狱中关押那么久。

图|人民解放军渡江

1947年11月19日，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军，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们受组织之命，离开南京。

周恩来离开他居住许久的梅园新村时，坚定说道：“南京，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如周恩来所言，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1949年，国民党在人民解放军的勇猛战斗下被逼的节节败退，国民党败局已定。

经过党组织的奋力营救，1949年3月21日，渡江战役前夕，李觉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最终他被关押了三年之久。一同被解救的还有杨阿考、郑重、滕小良等很多新四军的战士们。

1949年4月23日，胜利渡江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多年反动统治的终结。

图|人民领袖——周恩来总理

李觉、杨阿考、滕小良等人与全国的百姓们一同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后来，周恩来成为深受百姓敬仰的周总理，更是他们不能忘记的大恩人！

许多年后，李觉每每回忆起周恩来苦心营救他们的事情，总是激动不已，感怀在心......

险风恶浪虎窟凶；

生死攸关仰周公。

回天巨力镇鬼妖；

世代铭记永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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