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需要你什么都懂吗（我所在行业里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为什么认为铁原不配？

因为人不能无耻到一边言必称自己是灵魂工程师、是用文学在帮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一边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却又做得很“小人”。用方言说就是“既要偷汉又要树牌坊”。这种人配与文学某个领域的某个标杆人物比肩？

但铁原腆着脸要往上靠，有枣没枣都要打一竿，能捞着啥就啥。数十年追求不舍，塑成金身。他在地方行业里成为“文艺三宝”之一宝（另外二宝：一为画家、另一为舞蹈家）。

大环境如此，我要在这行业立足着实让人捏一把汗。

群众文化，要热闹，要人气。文化馆每天像过节似的。这活动那活动，舞台就没空过、没清静过。喇叭高奏，鼓乐声振。馆长老孙看着、听着就喜欢。老孙外号“大浪头”。他有非要把一朵小水花弄成滔天大浪不可的劲头。就拿当年招聘我为该馆创作员这事来说吧。那时候，毕业生大家都往企业、公司投档，那些地方经济效益好、收入高、奖金多。我之所以选择靠“死工资吃饭”“择业冷门”的文化馆，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后来事业单位的收入大大赶超了企业\公司），而是我毕业时已成大龄青年，我上学比同龄人晚，择业就不容我折腾了，再一个原因是我的父亲是某名星企业的开创者，我已没必要为增加收入想尽办法了。我只想找一个地方安静地写作，完成我计划中的“鸿篇巨制”。现在想来，我的书生意气实在不合时宜。老孙当时发话：“我愿意把这种人养起来。”我这样的人对他有什么用呢？

有用。就招聘这事来说，老孙的“大浪头”发挥到了极致。那时进事业编招聘手续较为简单，双方“双向选择”互相看中，达成意向，然后通过“市人才中心”几个来回、填几张表、把学生档案调入、批复，“入编”就办成了。不像现在那样笔试面试体检……繁复得很，中间要做个“手脚”弄个“猫腻”那就更烦人了。老孙不愿简单放过这个招聘机会，他要用好这个机会，他把“招聘”弄得比现在的“考编”过程还复杂、还声势浩大。老孙遍请业界大佬、地方高校名师、局分管领导，组成招聘团队的评委，对我进行面试。设置这种招聘环节，当时仅文化馆一家这么做。我应约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面试。只记得黑压压坐了一屋子人。我前面是一排评委，我就孤零零坐在“被审席”上。评委们轮番提问，我一一作答。对我的回答，他们不时地打分记在表格内。从语言的发展到文学创作实践都有被考问；用中文发问也有用英文发问。还好，考题没有超出我所学专业的范围。考场后排坐满听众。后来和同事熟悉了，同事告诉我，那场招聘会全馆人员都被要求出席做听众、做学生，老孙对他们说：“是听课！你们要有危机意识，你们将来是与这样水平的高材生共事。他是211高校毕业，知道什么是211么……他在高考前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当时还没985，要是有，相信老孙还会不放过炒一下概念、新名词的，后来和他熟了，知道他很关心国内外大事、关注前沿学科、关注公共知识分子，尽管那些都与群众文化不搭边，但他接受、包容性强，似懂非懂也没关系，反正他会以他的方式在全馆大会上抛出来。）我是文化馆自成立以来通过“双向选择”方式招聘来的第一个本科生。文化馆原有人员的结构：一部分是市里领导干部的亲朋、一部分是“老文化工作者”的子女、一部分是乡镇文化站条线上调入的、一部分是回城知青（当时刚好文化馆办“农业学大寨”展览，部分知青借来做讲解员，适逢“知青返城”政策落实，他们就留下来了）、还有退伍的文艺兵、跟随家属回乡迁入者也有数人。真正一辈子在文化系统转圈的人员也有，处在“余额不足”状态，都离退休不足十年了。我的加盟无疑是“新鲜血液”，文化馆一下子像充电充满了格，电力十足。文化馆借招聘的东风，让一艘沧桑老船又鼓起了风帆前行了。船长就是老孙。老孙“求贤若渴”的壮举传遍业界。

无论怎样，老孙是收留我的恩人。无论他怎样做足文章，弄“大浪头”造势，为他自己张目，但我也是具体的“受益人”。

要不是那天我和良主编聊天时提及我报名参加某月某日“市人才中心”的“双向选择”招聘会，也不会是这个样子。良主编是个爽快人，一听就说：“哎，我们单位也要去设摊招聘创作人员。我带你去见馆长。”立马起身招呼我跟她去馆长家。我迟迟疑疑：“这样合适吗？”良主编说：“去认识一下，让他知道一下你的情况，算不上违规啊。”我就跟着良主编到了孙馆长的家。是一栋公寓的底楼。

许多年后，有人在老孙退出岗位后对老孙在位时的某个做法提出质疑。质疑他的信仰、质疑他是否还是党的干部。怎么一回事呢？老孙在位时，搞过基建。文化馆原是利用杨家的宅邸做的办公场所。杨家是大户人家，南从学前街起、北至周神庙弄整整建了三进洋楼、三个院子、附房无数，刚建好日本人就打进来了。日本人拿来做了“宪兵队”队部。解放后杨宅做过县人民政府办公楼、县人民医院等机构，后为县（市）文化馆所在地。文化馆建筑面积大则大矣，但它是缩在小街小巷里，虽然后来面向大街（县南街）破墙另开了大门，但还是不够大气，结构风貌上也与日益发展的城市建设不匹配。老孙在位时拆迁了周边住户，然后整体把文化馆的西侧在车水马龙的县南街亮相了，他当手造了“市青少年艺术中心”大楼。代价是把杨宅彻底拆了。一来杨宅是大户，二来杨宅做过日本宪兵队（后院有监室、水牢），多少冤魂在黑暗里游荡，无人知晓。拆杨宅前夜，孙馆长带领馆班子成员在杨宅客厅焚烧纸锭、香烛，然后跪下磕头祈祷。这一切借着夜色的庇护悄然进行的。然而第二天一上班就传遍了全馆。一下子议论纷纷。这像什么话。但老孙在岗位上还是有一定定力的，无人敢怎样，嚼嚼舌根罢了，那就由他们去。待等老孙到年纪退出岗位，情形就不同了。有人要“踏沉船”了。

我当然不能无动于衷。我当即写了篇文章，力挺老孙。文章对老孙当年所做的、引来非议的行为作了正面解读。老孙有个管理理念，他提出过“文化馆就是我的家”的模式，增强全馆的凝聚力。他是代全体馆员一跪，他是为各馆员的小家平安祈祷。各员工的小家平安，才会有馆的大家庭平安。反过来，也只有文化馆这个大家庭的平安，各位的小家庭跟着受到庇护。老孙来自乡镇，他对传统文化有敬畏之心应当予以理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得到加强的今天，尤其不能对老孙的行为进行简单化否定。……我写此文时，没跟老孙打招呼。发表后，也没和他说。直到有一天，老孙到我后来供职的单位小坐，我才找出那本杂志送给了老孙。

老孙开心一笑。他大约没想到当年也就一“双向选择”的招聘还会埋伏着这样有力的“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