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

撰文|赵固仁

鼎，自古以来就是国之重器的首要象征，斑驳陆离的青铜世界隐藏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往事越千年，我们依旧能够从鼎的模糊图文看到当年那些具有饕餮的凶猛和霸气。

此外它也包含了中国人诚信重义的象征，比如一言九鼎，大名鼎鼎、鼎盛时期、鼎力相助、春秋鼎盛，钟鸣鼎食等等。

此外鼎被视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鼎”字也被赋予“煊赫”、“ 尊贵”、“盛大”等引申意义。此外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当时的盛况，堪称真正的以青铜为纸的书写载体。

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集中登场

“钟鸣鼎食”是中国青铜礼乐文明的集中表达，体现了古代社会日常生活与礼仪制度之间的重要关联。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鼎在商周时代逐渐成为最重要的食器和礼器，并一直延续到两汉乃至魏晋，是沿用时间最长的青铜器之一，是解读中华民族生活历史的重要的器皿。

历史上的鼎虽然贵重却也终究难免颠沛流离的命运，幸好，它们最终能够回家团聚，比如这次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三大青铜圆鼎首次齐聚北京，让我们在感慨之余也看到了代表我们民族重要文物的文化自信。

子龙鼎的归国始末。

子龙鼎是近年来所见的商周青铜器中最好、最具有历史价值的1件青铜艺术品。该鼎高大峻挺，颇有气势。通高103、口径80厘米，重230公斤。通体厚重，其形作圆腹，底部微圆，口内敛，折沿方唇，向内略作倾斜，腹部外鼓，口沿上有一对微向外张的立耳，耳的下部内侧伸入器腹，三柱足下部略内束，与足对应的内底有三个15.5厘米的深孔，耳外侧饰两道凹槽，颈部有六道短棱脊，饰兽面纹六组，每组两种，一种有，一种无身，足上部饰羊角兽面，兽角翘出器表，均以云雷纹填底。

子龙鼎

子龙鼎器形之雄伟，铸造之精湛，纹饰之优美，是它的最大看点。2006年4月底，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工作取得重大成果:流失海外近百年的青铜瑰宝、商代青铜重器子龙鼎成功征集回国。

子龙鼎的成功回归，是我国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又一重要举措，是海外中国文物回归史上的一件盛事。子龙鼎据传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出土后即流人日本，多年来深藏不露。据了解，此鼎经由日本专门从事中国文物国际贩卖的山中商会运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私人藏家之间有过秘密转让，但从未公开露面，销声匿迹近百年。

子龙鼎铭文

2002年后，子龙鼎照片通过多种渠道传至中国，已有学者见到。但此鼎实物直至2004年6月，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陈佩芬先生访问日本期间，在日本企业家千石唯司氏家第一次见到子龙鼎，惊叹之余，当时即有收购回国之想法。当月，千石唯司氏将其收藏的青铜镜和其它青铜器在大阪以“大阪美术俱乐部”的名义举办规模很大的私人收藏品展览，子龙鼎首列其中，展览出版《中国王朝之粹》展览图录，子龙鼎为第一器。这是子龙鼎的首次公开亮相。2006年4月，子龙鼎搭乘飞机回到首都，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抢救下，沦落异域他乡的国宝子龙鼎终于回到故国的怀抱。

左宗棠与大盂鼎，将它送给救命恩人潘祖荫。

潘祖荫是1852年的探花，也是咸丰时期的工部尚书，尤其在钟鼎文字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是著名的金石学家。潘祖荫得到大盂鼎后，搞清楚了鼎身上的铭文，并将其命名为“大盂鼎”。

那么这个大鼎是如何落入他的手里呢？这事还要从左宗棠说起。道光初年，有两只带有铭文的青铜鼎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出土。

后世以其铭文的大来命名，大盂鼎通高101厘米，口径77.8厘米，重达153.千克，为西周时期的炊器。折沿，敛口，双耳立于口沿上。深腹中空，内壁有铭文，足上有扉棱。整体造型庄重大方，纹饰简洁质朴。作为已知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大盂鼎堪称国之重器当之无愧。

大盂鼎

大盂鼎最有名的当属它的铭文，291字的铭文有证经补史的重要作用。内容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追溯文王受天命和武王灭商的功德，周王强调自己要秉承先王美德:第二部分追溯盂早年学习的经历，盂深受周王恩泽、周王告诫盂要效仿他的祖父南公;第三部分是周王册命盂铺佐上司荣氏，要勤于奉公、恪尽职守。命盂继承祖父南公的官职，掌管军队、负责诉讼，辅佐周王治理天下。

大盂鼎出土后几经流离，直到被晚清重臣左宗棠买下，作为礼物送给潘祖荫后才真正为世所知，成为无价之宝。其实， 在此之前，左宗棠井不认识潘祖荫，他甚至不清楚大盂的巨大价值。那么，这件宝物是因何被送到潘祖荫之手的呢?这就要从“樊燮案”简单提几笔。其实这个案子不复杂，就是因为左宗棠做湖南巡抚骆秉章首席幕僚后，由于心高气傲竟然对湖南永州镇总兵二品武官樊燮没和他一个普通师爷请安，招致左宗棠掌掴并辱骂“忘（王）八蛋，滚出去。”

左宗棠

鼎可能还是最早的征信符号。

直到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左宗棠致信潘祖荫，再次表达了诚心相赠之意。此时的潘祖荫仕途已经颇为失意，由于户部行印遗失，他被部议革职留任，又遭降二级留任。而此时的左宗棠是西征军的总指挥，正是无限风光，赠礼自然不是出于主动巴结之意。潘祖荫改变了主意，表示愿意接受馈赠。

同治十三年左宗棠的亲自安排下大盂鼎终于顺利交接到潘祖荫的手里。

光绪十五年( 1889)，西周大克鼎在陕西宝鸡县渭水南岸出土，潘祖萌又以650两银子购得，可谓好事成双，高兴之余，他刻了一枚“天下三宝有其两”的印章以示纪念。

潘祖荫于光绪十六年(1890)去世后，因无子嗣，藏品由比他小了整整40岁的弟弟潘祖年掌管。直隶总督端方闻讯后，以多种手段威威逼潘祖年出让两只大鼎，都被断然拒绝。在潘祖荫的夫人去世后不久，潘祖年将大部分藏品秘密运回苏州，安置在南石子街的旧宅内，谨遵家规，绝不轻易示人，连至亲好友也不例外。

大盂鼎铭文

抗战期间，潘祖年去世。为确保国宝不落人敌手，他的两个孙子花了两天两夜，将大盂鼎、大克鼎藏于二进院一间久无人居住的堂屋地下，又将室内恢复原状，整个过程极度保密。日寇侵占苏州的次日，就冲进潘家搜查，前后7次，始终未能发现宝藏。

时光到了1951年。潘祖荫的侄孙媳给上海市政府写信，表示将家藏的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至此，两个宝鼎再度成为国之重器。

大克鼎

顺带再说说大克鼎的风格，大克鼎又名膳夫克鼎，是西周孝王时，膳夫（官名，专管周天子的饮食）克为追述其祖父师华父而作的礼器。器的内壁铸有铭文28行，计290字。铭文 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韵文，克歌颂 其祖父师华父帮助周王室的功绩，又说靠了师华父的余荫，周孝王委派他出任膳夫这个出入王廷的重职；第二段是赐命辞，说他做官以后，受到孝王的册命和大量服饰、土地、农人的赏赐。这段 铭文是周天子把土地赏给臣民的记录，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社会制度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大克鼎铭文

通篇铭文布局在整齐的网格之中，每格一字，字迹端庄质朴，笔划均匀遒劲，堪称青铜器铭文的典范。大克鼎是鼎中重器 ,形制厚重，充分表现出了青铜鼎威严、庄重的礼器特性。大克鼎的器形应该是由商代晚期 戍嗣子鼎的形制 逐步发展而来的，从考古资料来看，戍嗣子鼎出现了厚沿、蹄足的形式，改变了长期以来圆鼎作薄沿、柱足的式样，使鼎的器形显得沉稳厚重 , 并成为西周早期圆鼎 , 特别是大圆鼎的常见形。

鼎可能还是最早的征信符号。

关于“鼎”的来历及作用：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中国人自古讲究“人无信而不立”，因此随着时代发展，从内在到外在逐渐出现了最早的“征信”。古代虽然没有“征信”这一称呼，但是做法大体相当，就是双法要遵守一种“契约”，在双法的互相认同之下开展合作。所谓的契就是雕刻的意思，一般指的是用笔或者刻刀在金属或者木材、纸帛上写下双方的约定，内容言简意赅，最后一式两份，比如将两块木条拼合一起组成数字 ，双方各执一份，因此这算是古代的最早“征信系统”，虽然简单却也完美体现了契约与认同的一种精神。

在古代，所谓契约还有许多称呼，比如叫“书契”或是“分支”。因此双方二合一就是一份完整的契约，里面虽然缺乏一些监督机制，但是这种精神的内涵源自于周代的各种礼仪教化。在古代最多的就是关于借贷方面的契约，而且防范也作为严密。古代把债务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欠负”和“负债”，二人责任对等，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持有契约的债务人有权向官府控告。如果出现借款人无能力还款时，由官方出面强制借款人履行债务，如同今天的判决书和强制执行差不多。如何借款人资不抵债，债主就被赋予了夺取债务人的财产和牲畜权力，但不得超出借债范围。此外，还有“役身折酬”，也就是欠钱人去债主家干活偿还劳动力。鼎，作为国宝，在多个方面展示着其独特的魅力。它们辗转流传，反映出时代的浮沉变幻。与鼎有关的人和事，构成一幅幅生动的画面，记录着国宝的命运，承载着历史的信息，让谈及人久久不能平静，鼎里面的这些铭文，为我们了解西周初年的历史， 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一直闪烁着历史幽暗而又精彩的光环。

参考资料《中华文化史》、《青铜器历史》、《潘祖荫研究》、《左宗棠传》、《能静居日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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