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光成炬战疫前线的点灯人（追忆曙光在即血染沙场的爸爸）

作者：李里

1947年5月21日，是爸爸胡里光烈士血染沙场的日子。

这年春天，时任冀东第12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的爸爸当选为中共冀东地区党代表，随冀东代表团出席中共冀察热辽分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5月20日大会结束，冀东代表团在返回途中住宿在今内蒙古赤峰市以西45公里的柴胡栏子村。

谁知第二天，即5月21日拂晓，正值英雄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之地的隆化市刚刚获解放，从战场上败退下来的一支国民党军队及数股土匪武装突然窜到爸爸他们宿营的村外，与准备出发的代表团遭遇，敌军立即把这个仅有30余户的小村子团团围住。代表团除十几名代表外，加上警卫和工作人员，总共70多人，武器只有3支步枪，7颗手榴弹和十多支短枪。面对一千多人、兵力大过自身十多倍的敌军战斗部队，爸爸和所有代表团成员面无惧色，迅速凭借院内围墙或房屋门窗向敌人猛烈反击。有几人在有限的子弹即将打光时，留下最后一颗给自己，最终饮弹殉身革命。爸爸用他随身携带的枪向敌人点点射击，不幸被一颗罪恶的敌弹打中，当即血染柴胡栏子。

这次遭遇战夺去了我们二十多个同志的宝贵生命，其中五位是这次会议代表，爸爸是几位代表中最年轻的，年仅30岁。有叔叔告我，在一次战斗中就牺牲了5位师以上干部，这在我军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而且他们之中有包括爸爸在内的三、四人是长征过来的幸存者，故被称为轰动一时的柴胡栏子事件。毛主席和中央得到此事件的报告后，十分震惊和痛心。

我的爸爸胡里光于1917年出生于湖南浏阳高坪镇乡下。祖父是个贫苦农民，靠租种地主的4亩田养活一家8口。但他有着不错的木匠手艺可补贴家用，经济条件尚可，爸爸因此得以在乡间读到初小毕业。但随后家里没钱供他继续升学了，他便跟着几个哥哥姐姐们上山捡柴，下田种菜，在家主动帮大人挑水干家务活，受到父母喜爱，街坊邻里也都夸他是个灵巧懂事的孩子。

我的祖母是个勤劳贤惠而又性格开朗的妇女，在四里八乡很有威信。她深明大义，于大革命时期积极参加农民协会活动。大革命失败以后，1928年，浏阳高坪地下党组织冲破敌人的重重阻挠，又开始秘密恢复活动，乡党支部成员时常深夜来家里秘密开会。年仅十来岁的爸爸半夜醒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天真地问祖母这些叔叔伯伯为什么这么晚来我们家啊?祖母告诉他，这些人都是好人，他们在想办法让穷人永远过上好日子。

爸爸从此暗下决心，要向这些叔叔伯伯们一样也做个好人。以后每逢开会，不等祖母吩咐，爸爸就到屋外放哨，即使深更半夜也从不打瞌睡。祖母告诉他，如果发现有不认识的人就赶快发信号向开会的人报警，或者大喊大叫不让进来。有一晚，担任高坪乡党支部书记的李贞妈妈第一次到这里开会。爸爸从来没见过她，也没听祖母交代过，便大声嚷着死活不让李妈妈进门。祖母听见屋外一通嚷嚷声，赶紧跑出来看究竟，原来是李贞妈妈。祖母知道她是自己身为地下党员的女儿，也就是我姑姑胡里秀亲如姐妹的亲密战友，赶紧把她迎进屋。李妈妈看着这个还不谙世事却又如此认真负责的半大小子，笑着对祖母说，有这么个好的小把门儿，我们开会怎么能不放心呢？

1929年春，中共高坪区委会秘密成立，各群众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爸爸担任了这个区的少年先锋队长。有一天爸爸听到区委领导人说现在最缺的是枪。而敌人的联防队、挨户团都有枪，咱们干革命仅凭几杆梭镖可不行。爸爸听了记在心里，于是找来几个少先队员商量到哪儿去弄枪。他们打听到高坪联防队的东街哨所人数不多，便假装成捡柴的孩子，白天侦察好了，夜里悄悄到来哨所附近，等门口哨兵打瞌睡了，便轻手轻脚溜进哨所。这时团丁们正呼噜酣睡，几个小鬼头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取走了挂在墙上的4支步枪。

区领导表扬了他们，并利用这4支枪成立了高坪区赤卫队，12岁的爸爸便成了一名赤卫队员。不久，赤卫队并入浏阳游击第二支队。1930年浏阳游击队编入湘东独立师第一团，此时爸爸想顺理成章随游击队参加这个红军作战部队。李贞妈妈得知后，嫌爸爸太小，把他撵了回去。但是没过多久，爸爸又背着李妈妈跑回部队，并参加了所属连队在萍乡新店的战斗。爸爸虽然年龄小，却在战斗中表现非常勇敢。次年2月，以大安里山区为根据地成立了湘东南苏维埃政府，14岁的爸爸奉调任湘东南少年先锋队副总队长，次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爸爸对少年先锋队的工作十分热情而又认真负责。他把少先队组织看成是红军的预备力量，经常深入各区乡基层指导少先队发展组织和开展活动。这年11月，湘东南特委发动了湘东南起义，爸爸将各级少先队组织按军队体制编为支队、大队和小队，配合湘东南独立师向萍乡、茶陵等县出击。爸爸率领少先队协助红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运送粮食和弹药等，为红军克敌制胜发挥了积极作用。战后，14岁的爸爸破例被批准为中共党员，并调任红六军团政治部政卫连政委，后又担任保卫局政治指导员、政治部宣传队队长，是当时军团中最年轻的政工干部。

从1931年到1934年6月，爸爸带领宣传队随部队开展游击斗争。宣传队员们既能打仗又能做群众工作，很受部队欢迎。爸爸常和宣传队员一起一手提石灰桶，一手拿把刷子，红军开到哪里，墙头标语就写到哪里，不断用宣传鼓动来激励部队战斗士气，宣传党的政策，取得各基层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于此同时，他们还向敌军发动政治宣传攻势，瓦解敌人军心，在粉碎国民党对湘赣根据地的围剿中，爸爸率领的宣传队发挥了积极作用。随后他奉调红六军团，担任直属队俱乐部主任。

爸爸兄弟姐妹共四人，他们都先后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我们党在家乡浏阳一带领导的武装斗争。姑姑和姑父是在地方武装，爸爸和大伯父、二伯父都先后参加了红军。当时国民党四处追杀红军家属，祖父祖母被迫东躲西藏，居无定所，于是组织上劝说大伯父回乡照顾家中老人。后来也就是大伯父活了下来，二伯父、姑姑、姑父和爸爸都牺牲了。祖母有一次被国民党军抓住要杀头，幸好祖母在四里八乡德高望重，深受当地一位很有势力的乡绅敬佩，他放出狠话，谁敢动孔老太太，决不轻饶！就这样我祖母活了下来。这位救我祖母一命的乡绅就是后来长期在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秘书的叶子龙将军的哥哥。正是他保护了这个为革命献出四位至亲家人的烈士母亲，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乡亲们都不为难他，从没有把他当作地富反坏分子批斗。我们家人也一直和他非常友好。

1934年7月，爸爸调入红三军团并随所在部队退出湘赣苏区，3个月后与红一军团会师，开始长征。在一次和前来围堵的敌军作战时，爸爸腿负了伤，行走异常艰难。他柱根拐棍咬着牙拼命跟着队伍。可是无论如何努力，却离部队越来越远，眼看部队没影了，刚好军团首长彭老总骑着马路过这里，看到孤零零满头大汗的爸爸一瘸一拐掉队了，关切地问道，“小鬼，你怎么了？”爸爸说，“腿负伤快走不动了”。军团首长说，“那我让人用担架抬你一个星期，行不行啊？”爸爸欣喜万分说：“不用一个星期，三天就够了！”于是爸爸在担架上躺了两天。到第三天，他实在不忍心让忍饥挨饿、骨瘦如柴的战友们如此耗费体力地抬着他攀沿崎岖山路，虽然自己的腿伤远没好利索，他无论如何再也不肯上担架了。然而正是这不到三天的时间，让爸爸翻过雪山，走出草地，最终到达陕北，与红军战友们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先后到达甘肃会宁。为了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爸爸领导所属的三军团俱乐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组织剧团连夜赶排并演出小型文艺节目，受到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爸爸非常激动，竟然即兴扯着嗓子给大家演唱了一首名叫《十恨民团》的浏阳山歌。歌声时而高亢激越，时而悠扬绵长，获得指战员们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全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到达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爸爸所属的部队编为129师385旅。他受命担任旅政治部宣传科长。于是他又干起了老本行，时常带领宣传队员们提着石灰桶，拿着粉刷子，不分昼夜到处刷标语，搞宣传。不久，385旅编入肖劲光司令员领导的延安留守兵团，爸爸又调任联防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有趣的是，由于是在大后方，延安部队的气氛较当年红军艰难时期要活跃轻松不少。部队系统的老干部们经常互相打趣开玩笑，戏称爸爸与耿飚、丁国玉、李桂林为延安留守兵团四大美男子，而爸爸又名列这四大美男之首。耿飚大家都熟悉，不用介绍，丁国钰后来是新中国第一批将军大使，出使过挪威、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李桂林也是开国将军，曾任解放军后勤学院负责人之一。

抗战逐渐进入高潮后，延安宝塔山吸引来越来越多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为了充分发挥他们有文化的长处，把抗日宣传工作做得更加有声有色，联防军政治部成立了宣传队，简称联政宣传队。头两任宣传队长是红军时期的老干部，他们资格老，作战经验丰富，却是没文化的大老粗。瞅着那些朝气蓬勃、说话动不动就引经据典的文化人，他们自认为难以服众，干了一阵就先后要求调离宣传队，回到原来的战斗部队去了。也许是爸爸在老家读到初小毕业，肚子里多少有点墨水，还能镇得住那些在老干部看来有些自视清高的文化人。特别是爸爸干过多年颇受好评的宣传工作，较有经验，便被调去当这个老干部发憷的联政宣传队队长，成了兼任联防军政治部主任的肖劲光司令员的直接下属。

1939年9月的一天，联政宣传队又新来了几个文化青年，其中一位年仅十多岁的小家伙自报姓名李强，梳着小分头，大大的眼睛，颇有几分英气。晚上该休息了，队领导二话没说就将其分配到男队员宿舍就寝。可是熄灯很久了，这位新队员还坐在炕上不肯脱衣睡觉，有人问：“你怎么还不睡啊？”只听一声气嘟嘟的回答，“我又不是男孩子，为什么让我和他们睡一屋？”分队领导才知道原来这是个小姑娘，赶紧把她送到女队员宿舍去了。

这位名叫李强的假小子就是后来我的妈妈。她是距延安百十里地的陕西华县人，年仅14岁，本在西安读书。初中没毕业，受当时身为地下党员、在西安领导学生运动的李连璧叔叔指引，来到延安参加八路军。先在黄华主持的青训班学习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爸爸的联政宣传队，当上一名红色战士宣传员。连璧叔叔后来也是我外交部派驻比利时、联合国、刚果等几国大使，后来回到陕西省，任省政府和省人大主要负责人。

妈妈本姓王，为了感恩她的革命领路人，自作主张改随连璧叔叔姓李，又由于她从小被其祖父当男孩子养，性格很刚强，便取名李强。妈妈背着家里偷偷跑到延安参加八路军，最疼爱她的祖父不知怎么打听到她的下落，跑了百十里路追到延安妈妈的驻地，硬要拉她回家。妈妈吓得躲在屋里的桌子底下，任凭老爷子在外面如何连吼带骂，死活不肯出来。可怜老人家无可奈何，一路哭着回去了。参加革命后仅过了一年，15岁的妈妈就亭亭玉立开始引人注目了。不少因多年残酷的战争延迟了婚姻问题的单身老干部纷纷找到女队分队长穆萧阿姨，求她帮忙给妈妈递条子，这当中自然也有爸爸一份儿，但都被穆萧阿姨一连串的“不行，不行，太小了！”毫不客气断然挡了回去。此后数年，在延安男多女少的艰苦环境中，穆萧阿姨一直是妈妈青春少女时期的保护神。这位穆萧阿姨的爱人郝德青伯伯，是后来出使朝鲜、伊朗等多国的新中国第一批大使。

联政宣传队以青年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受的教育相对比部队战士多，比较有文化，但他们没受过演艺方面的训练，大多不懂表演。为了提高队员们的演技，以便能以更生动更形象的多种不同形式，到部队及边区各根据地进行政治宣传，鼓舞战斗士气，爸爸分期分批选派队员到著名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妈妈也有幸获得了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因而认识了不少当时及后来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和作曲家，例如深受广大根据地群众及部队战士们喜爱的《游击队员之歌》的作曲者贺绿汀，解放后写出至今脍炙人口、传唱不止的《上甘岭》、《英雄儿女》等电影插曲的刘炽等等。后来妈妈还带我去他们各自的家，上门求教学钢琴。这是后话。

从延安时期组织成长起来的联政宣传队经过多年的战斗洗礼，为部队培养了众多文艺骨干和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多个部队文艺团体，如总政文工团、空政、海政及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特别是广州军区文工团的不少负责人，是爸爸当年在抗日烽火中培养锻炼出来的文艺宣传兵。

延安鲁艺学习之后，被战友们戏称为国际美人的妈妈已是年过十八的大姑娘了，此时穆萧阿姨再也挡不住了，便由着多次托她递条子、穷追三年锲而不舍的爸爸与妈妈定下终身。他们确定恋爱关系后，两人一起去看望老上级肖劲光司令，向他报告说他们准备结婚了。多年来爸爸和妈妈一直是肖司令喜爱的部下。肖伯伯曾亲口告诉我，妈妈那时在全队年纪最小，被他认作干女儿。他听说两人即将结婚，非常高兴，对妈妈说，“把你交给胡里光我就放心了！”多年以后，昔日的老战友们相聚重逢时，他们还当着我的面互相开玩笑，揭发哪个叔叔伯伯向妈妈穷追猛攻没到手，让爸爸近水楼台先得了月。

抗战胜利后，爸爸调离延安，到冀东12 军分区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冀东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保护解放区，做好打退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准备，爸爸率领分区宣传队深入农村，动员青年参军支前，为保障前方物资供应和补充兵源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深入调查研究，发动贫苦农民，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分配土地后，他又强调贯彻拥军优属政策，对军政干部、战士的家庭给予照顾，为缺少劳力的家庭组织代耕，安排好他们的生产生活，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好评。

分区司令员张伯伯和爸爸从红军时期就是最亲密的战友加最好的朋友，那时他年龄一大把了还没结婚，连对象也没有。爸爸比张伯伯还着急，立即从他直接管辖的军分区政治部宣传队精心挑选了一个长相好、有文化、又出身于革命家庭名叫左林的女队员介绍给他。左林阿姨的父亲是早年和李大钊一起革命的中共元老。爸爸和妈妈分头做两人的工作，爸爸对张伯伯说：“如果我没和李强结婚，肯定会娶左林。”然后让妈妈对左林阿姨说：“如果我没和老胡结婚，一定会嫁给张司令员。”没多久，爸爸妈妈就顺利把两人撮合到一起了。

跟随爸爸到冀东后，生性好强的妈妈不愿在爸爸身边受其呵护，像别的首长家属一样，顺理成章就近在分区司令部或直属单位任职，因此被派往离司令部好几十里外的一个被服厂当指导员。由于交通不便，加上经常生产任务紧，妈妈很少回司令部，两人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我是1946年爸爸妈妈结婚将近两年后，在部队从延安调往冀东的路上出生的。当时爸爸见生出个小丫头片子，就随口叫我小丫，这便成了我的小名。每次妈妈带我回司令部看望爸爸，他极为珍惜这个稀少难得的父女相聚之机，一抱上手就舍不得放下。为了不耽误工作，在有限的两三天里，他经常抱着个把月大的我到办公室处理文件。爸爸本有一个从敌人那缴获的照相机，可是不知为什么竟没有抱我照过相。虽然我有不少幼年时期在冀东的照片，却没有一张胡小丫和爸爸的合影，实在是遗憾！

1947年初，爸爸当选为中共冀东地区党代表，将于同年春天随冀东代表团参加中共冀察热辽分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临走前特地让警卫员牵着马去被服厂接妈妈和我回来见一面。可是那时正值冬去春来部队即将换装之时，被服厂正马不停蹄为部队赶制春、夏季被服。考虑到厂里任务紧，工作量大，这一走起码要好几天功夫。她不愿自己离开，让女工们日夜加班加点赶任务，何况当天她还要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于是把警卫员打发走，自己决定留在厂里不回司令部和爸爸告别了。可是到了晚上，妈妈思来想去，这次代表团去开会要个把月时间，路上还要穿过敌占区和中间地带，总是不那么安全保险。终于，妈妈不忍心让爸爸失望，抱着我连夜回到司令部看爸爸。谁知，如果不是妈妈对爸爸情深意切，内心的女性柔肠战胜了外表的刚强秉性，就会痛失这最后的诀别。

爸爸这一去差不多三个月了，可是翘首以盼的妈妈却等来了爸爸不幸牺牲的消息。当军分区首长把噩耗告知妈妈时，妈妈悲痛万分，提笔写下“一封永远寄不到的信”，被军分区所在地发行的《冀东子弟兵》报刊登出来，引起很大反响，甚至陕甘宁地区多家报纸都转载了。

妈妈在信中写道：里光，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们已经离别三个月了。你走后，我每天都在积极地工作，要拿出我的成绩来迎接你。虽然我干不出多少，但只要大家都说个不坏，对你都是莫大的安慰。前天中午，接到了王副政委的来信，说有工作要谈，我就来了。同时我想该是你回来的时候了，我有许多的话要对你说，有许多的问题要请教你，因为你是我的爱人，又是我的上级，还是我的老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了。然而，谁又能想到，听到的竟是你牺牲的噩耗。里光，我简直变得神经质了，我的脑子迟钝了，耳朵聋了，我身上发着高烧，吃不下饭……但我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我只憎恨敌人，恨不能立即去杀死个敌人，来出出这口闷气。我为什么会这样呢？看起来似乎是感情太脆弱了，不是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我们的感情是在革命工作中培养成熟的，即使有一点渣滓，可它都在我们共处的过程中被淘汰着。我们是在1944年8月17日结婚，婚后20天就离开了。为了革命我们愉快的分离。在离开的过程中，你时刻关注着我的进步。由于我不愿意在宣传队工作，你就告诫我说：“一个革命者，如不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就等于不忠实于革命，如不安心在工作中学习，那就等于落后。”这一棒不轻，提醒了我，使我至今难忘。在日本侵略者投降后的一天下午，我们俩坐在延河岸边一块较高的草地上，面对延水，背靠夕阳，你向我讲述着前方的情况，我全神贯注的听着：“假如被敌人抓住，那就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你严肃地看着我说。此时我已经不是在跟爱人谈情，而是在战场上，听着指挥官的命令。我猛地抬起头看着你的眼睛发誓：“我绝不背叛革命。”夕阳照着延河水，放射出万道红光。我是早准备好了，而你的血倒先我而流了。……2月28日你派人接我，我们正在总结工作本不打算去，可是看了你的信，说你要到遥远的地方去，于是，天黑时我去了。夜11点见到你，你也很忙。第二天我俩照了个相，后来没空说话就分别了。这次仓促的离别，谁知竟成了诀别？中国人民就要获得彻底的解放，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而这一切，你却看不见了……里光，革命使我们结合，我们又为革命而分离。你死得那么壮烈，一千多敌人包围了你们，为了大家，你勇敢地拿起枪，直到牺牲。里光，你应该活，可是敌人却终止了你的生命，我的悲痛是难以描述的。你已经为革命献出了你，我更要为革命献出我们的孩子和我自己……

爸爸的牺牲令妈妈悲痛欲绝，她长时间精神恍惚，根本顾不上我了。那时我才刚刚满一周岁，哪能离开大人的照顾？分区司令员张伯伯和左林阿姨不能眼看我没人管，更不愿由着不懂事的我天天雪上加霜去烦扰妈妈，便把我领去他们家。白天让警卫战士带我，晚上哄我睡在他们俩中间。吃饭时，张伯伯最喜欢喂我。我那时肚子不好，经常是上面吃着，下面稀哩哗啦一裤裆。于是饭后张伯伯又亲自擦洗。我们住房前的地面坑洼不平，一下雨就积水。每到这时我高兴坏了，立马把衣服一脱就钻到泥水里乱扑腾，把自己滚成个脏泥球。然后又是张伯伯给我洗澡换衣服。

司令部安排带我的小战士经常给我打着小绑腿，弄个小帽子给我戴上，把我打扮成小八路的样子，还训练我一听到有情况，就把他给我卷好的小被子背上，然后窜到队伍后面等待出发。

那时为了保密，不暴露军事实力，规定上下对司令员一律称呼队长。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叫他队长。后来妈妈不顾战友们的一再挽留，执意带我离开十二分区这个爸爸牺牲的伤心之地。一路上，我整天拼命哭喊着：“我要队长！我要队长！”妈妈说我那时日夜想队长都想得发高烧了，可见我对爸爸最亲密的老战友多么依恋。左林阿姨也说，他们两人对我的感情超过了后来他们自己的亲生孩子。我知道，他们也和李贞妈妈一样，把对枪林弹雨中同生死共命运的革命战友的怀念，化作对我的百般呵护和疼爱。

解放后，赤峰市政府在柴胡栏子事件爆发地附近修建了纪念此事件烈士的主题烈士陵园，又于 2018年特地请著名雕塑家设计制作了数十高米的巨大花岗岩烈士群像，矗立在园内苍松翠柏之中，供各界群众瞻仰纪念，成为当地有影响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今年5月21日是爸爸牺牲73周年纪念日。在此纪念日即将来临的清明节前夕，我把爸爸妈妈生前最亲密的战友们多年来陆续对爸爸的点滴追忆，汇集成此文，来纪念豪气英年、义无反顾为革命献身的爸爸。

202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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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