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治安官现状（在印度性工作既不是非法）

在印度这个强奸案件频发的国家，三哥警察在公共场合对女性工作者任意殴打，甚至要求提供免费性服务来换取保护，更是屡见不鲜。

在距离孟买一百多公里远的纳希克（Nashik）市区巷弄里一栋阴暗潮湿、不甚起眼的两层楼小民房，1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与5个年轻女孩，无精打采地盯着地板。记者和社工的到访，让这些女孩回过神来，瞪大他们美丽的眼睛。

老鸨指着占据房间一隅的3个目测不到25岁的女孩，说她们是上个月才从尼泊尔南杜尔巴尔（Nandurbar）搬过来的。女孩们则是看到社工就懂了，知道不是为寻芳而来，只是个突兀的访客，开始用一种兴味盎然的眼神打量。社工看到，无声地笑了。

“没有被警察打吧？”

“没有。”

其中一名女孩回答。他们是记者遇到的第三批遭到警察强拆妓院后，通过老鸨间的私人网络，转移到其他城市妓院的性工作者。

壹在印度性工作既不是非法，也不是合法

在印度，法律并没有对于性交易做出任何的规范，性工作既不是非法，也不是合法。性工作者在印度加尔各答参加了娱乐产业工作者会议。在这场会议中，许多女性工作者称自身的工作属于“娱乐”产业之一。

然而，在实务上警察在面对性工作者时，无论是基于个人的道德判准，还是受到公众投诉的压力，也或者是想收取保护费等非法利益的驱使，都会借口“维持社会秩序与公序良俗”，对性工作者进行任意、甚至非法的拘捕。甚至，印度警方在公共场合对性工作者任意殴打以建立权威感，亦也时有耳闻；要求性工作者提供免费的性服务换取保护，更是屡见不鲜。

上述的情境，对于身处红色区域内的女性工作者来说，在2014年前却不甚常见。事实上，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警察暴力并不是女性工作者生活中会面临的问题。然而如今，女性工作者遭受警察暴力的频率，却节节攀升，这又是为什么呢？

答案，或许可以从特殊场所与印度警察之间“利益网络的变调”开始说起。

在印度的《非道德人口贩运防制法》（Immoral Trafficking Prevention Act，简称ITPA）的界定下，经营特殊场所是种法律上明文界定为非法的行为。

根据该法，只要“3人以上的女性工作者，在同一个空间内从事特殊交易”，即为特殊场所。经营特殊场所或者参与经营，都是属于人口贩运的重罪。其中，成年人如果受雇于特殊场所从事性工作，也是会被广泛认定为参与经营，“协助”人口贩运的一种方式。特殊场所里无论是管理者或者是受雇者，理论上来说，都随时可能被警方直接逮捕并检控。

对于印度警察来说，特殊场所就是个不合法的存在，随时都可以正大光明地将其铲除。这种百分之百会成案的刑事风险，是永远存在于特殊场所与警察的关系之中，且警方随时可以用此来逼迫特殊场所任其摆布。

加上栖身于红色区的特殊场所，有着固着且难以隐藏的空间特性，也难以如流莺或个体户女性工作者般，能灵活地避开警察，勉强躲过警察暴力的威胁。

这些理由，反而使得警察不会积极地去扫荡妓院。因为对他们来说，只要有特殊场所存在的一天，他们就永远都可以使用《非道德人口贩运防制法》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周期性地从那些场所捞得完全不需要成本的保护费等好处。

对特殊场所的管理者来说，定期支付保护费，就可以换取地方上最大的“流氓”——警察——给予的安全承诺，甚至也因此免去了部分来自黑社会的威胁。而特殊场所丰厚获利的潜力，更让地方政治人物，或多或少有在背后插股撑腰。

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印度警察：球员兼裁判、以贿赂换取保护

在球员兼裁判、以贿赂换取保护的供需逻辑下，让法律上最具被逮捕危险的特殊场所，反倒因为是警察与政治人物在地方上的金母鸡，而成为最安全的性工作执业场所。

在这种情境下，权力关系是个由下而上缴纳保护费，换取由上而下给予的保护承诺的结构。这种共犯结构，在首都德里、加尔各答、孟买等特殊场所主要聚集的都市区都行之有年，是一种维持和平且非暴力关系的共生。

以德干高原马哈拉施特拉邦普那（Pune）的一间妓院为例，每周警察来收的保护费，名目上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向老鸨收的，以特殊场所为单位的保护费，费用的计算方式为按照特殊场所提供的性工作者数量，一名性工作者会征收妓院500卢比（约42元）。

与此同时，警察也会向特殊场所里的女性工作者个别收取500卢比的保护费，这笔钱名义上则是女性工作者给予警察的，为了方便行事，往往会一样由老鸨代垫，并从女性工作者的工资里扣除。可以发现到，这笔钱背后的涵义是，警察不只是治理特殊场所，也将其统治触角直接深入个别的性工作者。

这个行之有年的恩庇模式下，警察与妓院之间也发展出了高度的默契，来避免警察因着承受公众的道德压力，而仍得对已经缴交保护费的女性工作者施暴。这个默契是：

只要女性工作者不在特殊场所之外公开揽客，则警察绝对不会找特殊场所里的女性工作者麻烦。

这样的默契背后蕴含的意义是，只要女性工作者不要抛头露面，以免让来往的居民在道德上感到不适，这是警察对特殊场所的态度，就可以在不被公众质疑之下，持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相较于警方对特殊场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必须自行揽客的性工作者，则面临更高的被逮捕风险。对于公开揽客的特殊场所或女性工作者，警察则会毫不犹豫地处罚，以彰显公权力。

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要不涉及未成年性交易这种不得不处理的“大事”，红色区那些楼房的门内，可谓非常平和的一个场域。

但另一方面，可想而知这种不可以公开揽客的底线，对于处在红色区街道上的流莺来说，会是在工作上遭遇高警察暴力的原因。尤其当警察选择性执法时，为了业绩，往往就会挑最弱势的流莺下手扫荡之。

1956年拍摄的照片与近照显示，现年70岁的萨比塔年轻时也十分迷人。

对特殊场所而言，门外流莺处境的悲惨，也反过来成为老鸨用以对特殊场所里的女性性工作者恫吓、规训且剥削的一个好的名目。警察在恩庇体制下选择性地施暴，是强化特殊场所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约束力的助力。

叁全国性扫荡妓院，谁来当替罪羊？

不过这样的权力关系，如今却遭到了扭转。这股扭转的力量，主要来自2014年莫迪总理上台后，推动的全国性扫荡特殊场所的政策。莫迪宣示将动用全国的执法力量与调查单位，瓦解南亚的跨国人口贩运运输链。而作为人口贩运的需求端，特殊场所不可胜数的红色区域，也自然成为了政策里最显眼的整治目标。

印度政府将“阻止跨境人口贩运”与“未成年性工作防治”列为工作重点，也并非毫无根据，跨境人口贩运情形在印度相当严重。

在印度调查机关将“阻止跨境人口贩运”与“未成年性工作防治”列为工作重点后，一旦辖区内被查到或遭通报有非自愿或未成年的性工作者，基层警务人员将受到非常严重的处分。在由上而下的政策压力，与中央政府调查机关情报网由下而上的两面夹击下，基层警察对于自保的迫切需要，凌驾了维持红色区非法利益网络的动机。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印度这个广袤且行政效能不彰的地方，调查机关与中央执法单位的人力毕竟有限，有着数万性工作者的印度各大城市里，即使查获人口贩运时有所闻，但只要偶尔拆几个妓院，有成绩上缴中央政府，基层警察来自上头的紧迫盯人压力，自然也会放松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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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当代罪羔羊呢？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无权无势，既非当地政治人物在后面撑腰，上缴保护费也不多的小本经营的特殊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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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乎，在这种根本不论妓院内有无未成年或非自愿的女性工作者，只是挑个代罪羔羊的考量下，警方对于辖区内无权无势的性工作者与老鸨，展开了日益频繁的非法骚扰，企图以私底下的恐吓，强迫搬离。

华丽的栏杆显示出这座城市的繁荣美丽，但是其周围摇摇欲坠的外墙却暗示出这里的人们极度贫困。

要驱离特殊场所，最直接的就是将其从某处土地上移除，而这又会因特殊场所管理者是否拥有产权，而会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情境。有些是向地主承租土地或空间单位；有些则深藏在公寓大厦内，公寓中每层楼产权分属不同的特殊场所管理者。

如果是前者，则警察驱离的手段就相对简单，他们只要威胁地主，将以伙同参与人口贩运的罪名移送法办，或者动员黑道对地主施暴，就可以逼迫地主停止与妓院管理者的租约，让妓院不得不迁移。

为避重蹈覆辙 印度为性工作者女儿举行集体婚礼

然而，如果特殊场所管理者本身就拥有产权，甚至是那种产权分属多个经营者的形态，则警察就必须以各种恫吓的手段，来让特殊场所无法营运下去，以达到迫迁的目的。

这些手段其实就是肢体暴力与言语恐吓。警察通过随机且频繁地非法拘留顾客，让顾客对于红灯区敬而远之，特殊场所的生意自然也会一落千丈。警察也开始以有人检举特殊场所里有未成年性工作者为由，屡屡出入妓院内部，并恣意逮捕性工作者。

在警察局里以暴力刑求的方式，迫使性工作者愿意接受警方的收容转介政策，离开妓院返回家乡，抑或甚至强迫她们作伪证，指控老鸨雇有未成年性工作者，并以这些非法刑求得到的伪证反过来威胁老鸨，要求限期搬离妓院，并同意强制拆迁。

一位性工作者的女儿正在练习舞蹈，很多人已经将卖淫当成家族事业。

肆能否有效打击人口贩运？

所谓的“对强拆表示同意”，指的是要求老鸨承诺，对于公部门任意剥夺私人土地地上物的作为不予追诉。事实上，印度虽然保障私人产权，但在实际的执法情境里，印度公权力普遍认为公共利益必优先于对私人权利保障，故司法系统对于警方这类的妓院拆迁侵害到私人财产衍伸的争议，大抵都不会受理。

在纳希克，一位妓院遭公权力部门夷平的老鸨，哭着说：

“警察威胁我，要我在一天之内搬离，否则就要逮捕我跟我底下的性工作者，把我们跟7个月被查获的未成年性工作者人口贩运案件牵连在一起。让我们吃上助长人口贩运的罪名。”

朱穆尔正在妓院中等候客人上门，而自称23岁的白莎吉正在房间中拍照。

因为畏惧于警方的淫威，她只好遣散底下的5名女性工作者，连夜搬出自己的特殊场所，并眼睁睁看着警方在约定的时间找来怪手将之拆除。当地由女性性工作者组成的社区组织员工则补充说道：

“光是关在警察局里被刑求殴打，就足够让女性性工作者们吓得半死。而这就是杀鸡儆猴，透过散布被抓所带来的恐惧，让警察得以在非法的情况下，顺利地拆掉妓院交差。”

对警方来说，妓院不能一次全部清光，否则接下来会没有办法交付每个月固定上缴的拆迁绩效。这也让性工作者人心惶惶，尤其是那些后台缺乏有力政治人物支持，过去都纯粹依靠与警方的恩庇体制过活的妓院，更是对于随时可能到来的拆迁，感到惶惶不安。

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比较有良心的老鸨，会在遭到强拆时，紧急打给其他认识的老鸨，协助收留性工作者。但绝大多数在妓院的性工作者，就会因此流落街头，在无足够的盘缠回到家乡的情况下，成为承受更高的警察暴力与顾客暴力风险的流莺。

面对警察无预警且日益频繁的驱离，红灯区内退无可退性产业业者，将最后一丝的希望，寄托于宪法的人权保障。对这些经营了妓院将近二三十年的人而言，即使终究得面临拆迁，则事前的告知与预警，至少是让他们能够及早准备，不至于流落街头的必要举措。无预警的强拆，严重影响其生存权。

然而，对于性工作者要求提前告知的主张，最高法院却认为，一但拆迁必须要事前知会并给予缓冲期，则拆迁妓院的本意——查缉并杜绝人口贩运，将会因为给予人口贩运者事前充足的时间，把非自愿性工作者迁离，而无法落实。因此，最高法院的裁决书写道：如果必须通知（每个妓院的经营者），那么彻底落实人口贩运防制法将是不可能的。

“我不搞人口贩运，也没有未成年的性工作者，但他们却拆了我的妓院。”

每个一脸颓丧的老鸨，都重复着如是的愤慨。

如今，有钱有势的妓院仍然屹立不摇，人口贩子还是频繁地在贫困乡村里出没。莫迪的妓院拆迁政策是否能有效打击人口贩运，尚在未定之天。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社会中最弱势的一群人，已付出惨烈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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