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苏辙的感天动地兄弟情（苏轼与苏辙何当夜雨对床）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公元1076年的中秋节，苏轼酒后即兴抒怀，在这首《水调歌头》的小序里苏轼点明“兼怀子由”，于是这两句名句通常被认为是向身处异地的弟弟苏辙（字子由）传递了深情的安慰和祝愿，当然，词句本身意境之高远，哲思之深邃，情感之深厚，使它早已超越了特定的内涵而指向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愿景。

千年而下， 苏轼苏辙这对兄弟的手足深情也如这脍炙人口的佳句为后人激赏，传为佳话。在中国历史上，兄弟之间因为利益、权力等反目成仇、甚至自相残杀的不乏其例，骨肉亲情在现实利害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但苏轼兄弟不论人事变迁、仕宦浮沉，始终相知相随，患难与共，人性中至真至纯的手足亲情弥足珍贵，感人至深，“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情至真处深处，自然会抒之于笔端，苏轼苏辙兄弟一生留下了很多抒写兄弟情谊的诗篇，后人读之，颇多慨叹。

手足相依之情与知己相伴之乐

苏轼的父亲苏洵一生的经历颇为传奇，他自幼好读书，少时即有用世之志，然而又对学习科举考试的种种“套路”不屑一顾，于是弃学四处游荡；等成年突然醒悟后又发愤读书，重拾少时应试出仕的梦想，却又连续落第。后苏洵父亲去世，苏洵回家服丧，终于放弃应试，潜心钻研古籍，精心培育两个儿子。

苏轼在父亲的指导下，很快显露了非凡的才学，他的出类拔萃使他自己都感叹“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只有弟弟可以和他交流切磋。在一起接受父亲教诲、读书的日子里，兄弟俩手足相依，有如知己相伴。

1056年，苏家父子三人从家乡四川眉州出发，踏上赴京应试的路途，用“厚积而薄发”来形容苏轼也许再恰当不过，22岁的苏轼“一鸣惊人”，赐进士及第，苏辙赐同进士及第，“三苏”名动京城。不过，这时苏轼母亲病逝的消息从家乡传来，他们返乡，等守丧期满，1059年父子仨再次出川赴京，这一次兄弟俩都带上家眷。

到汴京后，苏轼兄弟又参加了朝廷特别举行的“贤良科”制举考试，苏轼取得了宋代此科考试的最高等——第三等（一、二等都为虚设），此时他26岁，“苏氏昆仲连名并中”，再次轰动京城，此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条前途无量的通衢大道。

在《沁园春》（孤馆灯青）这首词里，39岁的苏轼回忆了兄弟俩早年赴京城应考时的志在必得与胸怀天下的抱负：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夜雨对床”之约

很快，苏轼接到朝廷的任命状，任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而苏辙的任命遇到了一点波折，再加上父亲在京修礼书，便以侍奉父亲为由留在京城。于是，手足相依的兄弟俩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分别，子由送别兄嫂，一直送到离京都一百四十里的郑州，有太多的不舍和牵挂，也许对他们来说，除却骨肉亲情，一起成长、读书形成的默契、志趣相投，才是更令他们不舍的。

苏轼写下了《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刚刚开始仕宦生涯的苏轼，回忆起往昔兄弟应制科试，寓居驿舍某天寒灯相伴时，读到唐人“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诗句，便约定日后对床共听萧瑟夜雨的情景，提醒弟弟不要忘了“夜雨对床”之约，千万不要贪恋高官职。

此时的苏轼，本应豪情万丈，踌躇满志，却早早地就有了早日退隐官场与弟弟团聚闲居的“夜雨对床”之约，这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与弟弟第一次分别的不舍，但也许他已敏感地预料到了身居庙堂之高的身不由己。

后来兄弟俩都在他们的诗作中“追感前约”，在时隔十多年后，苏辙送苏轼赴徐州任，在徐州住了一百多天后将离去时，写下了《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其中有诗句：“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此次兄弟相聚，是在“不见者七年”之后，短暂的相聚让兄弟误以为“夜雨对床”之约已实现而喜，但此时他们依然身不由己，宦海浮沉，“漂泊”至此而已。苏轼和诗的诗题提到：“以为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

然而，恰恰就在苏轼接到徙知徐州的任命前，苏轼本是密州任满要赴京述职，临近京城却接到“不许入国门”的命令。世间沧桑，人事纷扰，仕宦难期，苏轼兄弟终究没能实现“夜雨对床”之约，人生无常，世事有太多的偶然，太多的难以把握，而苏轼其实早就领悟到了。

“雪泥鸿爪”之慨

苏辙送别兄长回到京城后，写了一首诗《怀渑池寄子瞻兄》，苏轼依照这首诗的原韵写了《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中由感慨而生发的议论蕴含深刻的哲思，成了流传千古的名篇。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其实，人生便如这“雪泥鸿爪”一般，有太多的偶然，太多的无常，但人生总是要向前看的，正如飞鸿偶然在泥上留下的痕迹，很多过往也会被忽略或者淡忘，“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他们当年赴京城应举路过渑池县，在僧舍投宿，在僧寺的墙壁上题诗，而今老僧已去世，他们当年题的诗也因为墙壁坏了而不见了，这不就是“雪泥鸿爪”吗？然而，“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那时候，路途崎岖，人也困乏，骑的跛驴又不停地嘶叫着，苏轼问弟弟：当年的这一情景你还记得吗？人生虽然有太多的偶然和无常我们难以把握，但我们携手相伴，一起经历困难的情谊却会长留心中，成为彼此最可贵的记忆，慰藉我们的心灵，令我们有力量面对未来。

苏轼在三年凤翔签判任满后回到朝廷，当时的皇帝宋英宗对他颇为重视，后苏轼经过考试在史馆任职。苏辙也外任大名府推官。不料，这一年苏轼妻子王弗病逝，第二年又遭逢父亲苏洵逝世，兄弟俩把父亲的灵柩运回四川故里，又在家服丧二十七个月。服丧期满，苏轼又续娶王弗的堂妹王润之，然后与苏辙一起还朝，此后，他们未再还乡。

但等他们再次回到京城，政坛已风云变幻，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在这场对此后整个北宋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王安石变法中，苏轼由于强烈反对而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新旧”两党的政治斗争中。后来，苏轼遭政敌弹劾，虽然结果查无实据，但由于坚决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对苏轼印象已极差：“苏轼非佳士”，在此种情况下，苏轼只能乞补外任。

苏辙还朝后一开始被任命为主持变法的机关“条例司”的属官，可见宋神宗对他的赏识，但之后因为苏辙反对新法的一些法令而自动离职，先是获准外任河南府推官，后又经陈州知州推荐赴任州学教授。

苏轼兄弟在政治立场上的站位始终一致，如果说青少年时代维系他们的手足情主要还是骨肉亲情和知己之感，那么，当他们身处北宋政治漩涡的中心，依然立场一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这才是手足情得以“长久”，历经考验而弥深的重要原因。

患难与共之真

苏轼赴任杭州通判，先到陈州与弟弟相见，兄弟俩又一起至颍州谒见恩师欧阳修，在告别子由时，苏轼写了《颍州初别子由二首》，其中一首写道：

离合既循环，忧喜迭相攻。语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

聚散是人生的常态，人们也因此或喜或忧。正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而对于此种人生的无奈，也只好长久地叹息，人生就如飘转的飞蓬啊！此种人生境况，让人不免联想到苏轼当年“雪泥鸿爪”的议论。

苏轼在地方任职长达八年，任杭州通判后，又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可以说，作为政治家，苏轼在地方任上的建树足以令他名垂青史，为民请命，为百姓谋福祉，真正的政治家是活在老百姓的口碑的。在《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二首》中，他说自捕蝗入山，疲累不堪，却欲诉无门，便更想念弟弟，想和弟弟谈谈又音讯难达，然而就算身心俱疲，他还是愿意为老百姓做实事：“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一词中，既表达了他早年的用世之志，更流露了中年时经历了复杂的政治纷争后退隐的意绪。在密州任上，苏轼创作了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尽管人间有很多不平和坎坷，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人间依然值得，对苏辙的想念，更激发了他对人间美好的祝愿和祈盼。

兄弟自颍州一别，至再次相见整整过了七年。就在1077年的中秋，兄弟俩终于在徐州团聚。苏轼不禁感叹：“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阳关曲·中秋月》）既有兄弟团聚的激动欣喜，又有对不能长聚的遗憾。

因反对新法，苏轼在诗文中表达了他的一些见解，新党的一些官员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告发苏轼“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元丰二年（1079年），44岁的苏轼在湖州任上被逮捕入狱，审讯他的谏官罗织罪名，欲置之于死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苏轼在御史台（乌台）被羁押共一百三十天，苏轼入狱后预感性命难保，写下了可以称之为“绝命诗”的《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里面写道：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

“夜雨对床”之约是无法实现的了，往后余生子由你只能在风雨萧瑟之夜独自神伤了，我们兄弟来生再续未了的手足情吧！多么地痛彻心扉，又多么地震撼人心，他们的手足情是具有穿越时空的巨大的穿透力的！

当时正任应天府判官的苏辙闻讯立即上书宋神宗：“臣早失怙恃，唯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得免下狱死为幸”。患难之中，唯见真情，面临生死的考验，人性更能散发耀眼的光芒。

苏轼就是苏轼，当时杭州百姓为他做道场累月，朝廷一些元老重臣更是纷纷上书营救，宋神宗祖母太皇太后曹氏也出来替苏轼说话，神宗最终从轻发落，责授苏轼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文。苏辙也被贬往筠州监盐酒税。

生死相依之难

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苏轼离京，先与苏辙相会，然后独自带长子苏迈到达黄州，五月，苏辙送兄长的家眷到黄州，停留十天后赴筠州任。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以旷达、超脱的心态面对现实人生的困境，著述颇丰，成就了文学创作上的高峰，兄弟俩分工进行经典注释的工作。

时隔四年，苏轼接到量移汝州安置的命令，路途中赴筠州与四年未见的苏辙相会并居留十日，苏辙的处境并不好。不久，神宗英年早逝，哲宗即位，神宗的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执政，苏轼兄弟时来运转。于是，苏轼迎来了仕宦生涯的“巅峰”，而一向沉静克制的苏辙更是逐步升迁，后来官位还在苏轼之上，官至执政宰辅。在朝廷任职时，苏轼偶尔也在与苏辙的唱和诗中流露厌倦官场、渴望隐退的思绪：“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然而，随着司马光的去世，旧党内部分裂，形成了元祐党争的局面，苏轼不愿牵扯太多，主动请求外任，1089年获准出任杭州知州，任满后回朝廷不久又外任颍州知州，不到半年又改知扬州，但不到半年又被召回京师，官至礼部尚书，这也是他一生中最高的官职。由于遭到御史的不断弹劾，苏轼一再请求外任，在1093年获准任定州知州。在离京前，苏轼已预感到政局有变，在《东府雨中别子由》中，他说：

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

他再提夜雨对床之约，然而，兄弟归隐团聚依然遥不可期，因为何去何从他们都身不由己。而此次离京，真的如他所言，“白首归无期”，他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原来，在苏轼赴定州任前，太皇太后离世，宋英宗亲政，他似乎对他的老师苏轼没有好感，拒绝老师的面辞请求。随后，元祐党人遭遇了严厉打击，先是苏辙被罢相，出知汝州，苏轼随即连续五次遭到贬责，惠州安置。苏辙又被贬至筠州。

在惠州，苏轼再次展现了超越磨难和痛苦的人生范式，然而，正当他打算终老此地，并把家小都接来时，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先是苏辙责授雷州别驾，雷州安置，随后62岁的苏轼被贬至儋州（海南岛）。兄弟俩应该不会想到，人生的最后一次相见竟是如此的凄凉，他们在滕州相遇，同行至雷州，苏轼受痔疮困扰，苏辙劝兄长戒酒，相聚一个月后苏轼渡海，他在《和陶止酒》中说：

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

人生的走向非“我”能主宰的，随遇而安不失为自处、自适的妙方。谪居海南三年，时局再变，宋徽宗即位，苏轼遇赦北还，而苏辙已先他北上。

1101年苏轼于常州病逝，苏辙去世后被安葬在一起，他们终于兄弟团聚。

也许人生的很多境遇都如雪泥鸿爪，然而历史自有它的审视和评判。“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于苏轼苏辙而言，相知相随的一生，手足情深，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得一兄弟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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