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夏洛克讲的是什么(平原上的夏洛克)

平原上的夏洛克讲的是什么(平原上的夏洛克)(1)

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剧照

“都市”霸屏的时代,“乡村”如何走上电影?影片《平原上的夏洛克》似乎给出了答案。喜剧、悬疑两种经典类型元素“遭遇”乡村,“平原”与“夏洛克”错位混搭都让这部影片看起来有那么一丝丝不同寻常。该片由青年创作者徐磊编剧、导演,并在第13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获最佳电影文本奖。影片的故事灵感来源于导演徐磊老家河北衡水的一个真实事件,华北平原上夏洛克与华生的两位化身——超英与占义为了“仁义”穿梭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只为帮助遭遇车祸的好友树河找到逃逸的肇事司机。该片以小人物为底色,透过两位“土嗨”侦探破案的表皮,隐藏着“仁义”与“人情”的现实和诗意。

作为一部兼具侦探、喜剧、公路等类型元素的乡村电影,《平原上的夏洛克》是一部反类型的类型片。导演徐磊“搬爹上阵”,全部采用农村素人,将农民与侦探二者身份巧妙融合,为我们上演了一出带有“土嗨”情怀的荒诞喜剧。所谓的“土”在电影中贯穿始终,当然此处的“土”是带有喜剧性与褒义性的。从电影片头黑幕中的“拖拉机”声音中“土味”就开始出现,电影第一个镜头是一头即将被运走的牛,而影片的第一次人物对话也是始于一口“土味”的河北方言。不论是“赤膀干杯”的三位大叔,还是瓜田绿地的神秘村庄,导演徐磊都在用他冷静克制的镜头去完成对乡村“土味”的表达,也正是这种土味的表达为影片的真实质感涂上了厚重的底色。而所谓的“嗨”无非就是超英、占义二人荒诞式破案中所带来的黑色幽默性,尤其是占义这一人物饶有趣味,如果把超英叫做“闷油瓶”,那占义就可以称之为“鬼机灵”。整部电影当中的“嗨”趣味都集中在这位身材瘦小、长相似谐星的“大爷”身上。不论是他被当做破案分析师,还是假扮外卖小哥混入高级住宅被抓的情景,抑或是两人混入高考宣誓学生堆的桥段,都为这段小人物的破案之旅附上了黑色的幽默趣味。更让人捧腹大笑的是占义用“口水焗油”的一段戏谑性场景,成为这部乡村电影草莽质感中的精华。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部电影来自于河北衡水的真实事件,在这些“土嗨”趣味的表皮之下更多夹带着导演对现实的洞察。可以说,其中很多桥段正是对当代农村社会现状的剖析,比如翻盖新房、靠人情办事、找神婆问事等等。徐磊在受访以及路演活动中多次表示,长期“北漂”的他对于父辈们每天忙不完的人情事儿感到不解,他认为这些人情往来充实了农民们的生活。当时正逢自家亲戚出事,让徐磊对农村现实的“人情味”产生了新的认知,就是说在“人情味”的背后其实也渗透着一种现实的温情。而影片的这种“人情味”又与超英、占义二人的“仁义”紧绑在一起。

的确,在当下社会很多人都会发出像买马者说的“仁义值几个钱”的声音,但他殊不知正是“仁义”才使得超英等人立足于这个小村,也正因这份仁义情怀才会有更多的人来帮助超英翻盖新房。对于一贯仁义的超英而言,好友树河是因为给自己帮忙而遭遇的车祸,因此他情愿放弃翻盖新房,用自己卖牛换来的17万元为树河垫付医药费,正是他的仁义情怀使得他真正成为了该片中夏洛克式的“超级英雄”。尽管残酷的破案现实令我们看到丝丝荒诞,更令这一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感到丝丝无奈,但他仍能够践行其骨子里的仁义道德,不论是面对城市环境管理条例,抑或是“不义之财”的诱惑。此外,该片在对农村人情社会的剖析与仁义情怀的现实表达之后,还折射了创作者对城乡差异现状的思考。穿梭于农村与城市的二人,感受到了农村的“自由”与城市的“束缚”,回到农村可以赤膀来一杯小酒、一碟花生米;而到了城市需要履行城市环境的管理条例,不能随意进出高级住宅小区。年轻人流向都市而独守空巢的大叔留于日益凋敝的村庄,如此的城乡空间对比映射出当下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可以说,徐磊具有对现实敏锐的捕捉力,这部处女作能够在喜剧的外壳之下折射出导演对人情、对仁义、对诸多社会现状的洞察与沉思。

除却这些令人深思的现实内核外,徐磊更是在为这种“土嗨”式喜剧埋下了些许诗意且浪漫的软内核。《平原上的夏洛克》是一部地道的乡村电影,同时也是一部荒诞式喜剧。该片在对小人物的书写中既流露出了小人物追求“美好生活”的诗意瞬间,同时也蕴藉了创作者内心的诗意情调。影片中有多处诗意的象征令人印象至深。例如,向日葵花路中蹲卧着的占义、树河在苏醒前做的“瓜田之梦”、超英头戴草帽在月下策马、超英家“屋顶上养金鱼”,以及尾声处三兄弟相互搀扶着走向洒满阳光并象征希望的瓜田之野。尤其是影片中超英在屋顶的遮雨布上养金鱼,可谓是该片经典的诗意性桥段,他未能完成妻子生前关于“美好生活”的夙愿而选择在苟且中发现生活的小美好,尽管喜剧中渗透着丝丝悲伤,但此种向阳的生活态度又何尝不是对银幕前观众的点醒。正如电影海报所见,即使生活不易,三轮车上的三兄弟仍在向日葵花路中奔着希望驶去。

《平原上的夏洛克》是一部有个性的电影。这种个性与乡村的题材有关,也与荒诞喜剧、悬疑与乡村的杂糅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以两位“土嗨”式侦探的视角去窥探了中国农村诸多的现实问题,在对现实洞察的同时对影片进行了跨越现实的诗意性处理,用自然的美好景致来熨平三兄弟的内心,用田园式的诗意镜头带领观众走进了风吹麦浪的神秘村庄。

(作者系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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