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难吃的黑暗料理（这道食物自古以来毒死了无数人）

河鲀，俗称“河豚”，硬骨鱼纲鲀科鱼类的统称。它在我国资源极为丰富，中国沿海产54种，年产量约达300——400万吨，沿海一带几乎全年均可捕获。在长江、珠江则在春、夏之间出现汛期，为沿海及江河中下游的主要渔业对象之一。

所谓物极必反，谁能想到：体含剧毒物质的河豚竟是天外珍馐？听说过河豚之味的朋友，肯定会对这种奇特的食材又向往又惧怕，想要一饱口福却不敢冒生命之险。

在中国的《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中，就对河豚有着明确的规定：“河鲀鱼有剧毒，不得流入市场。捕获的有毒鱼类，如河鲀鱼应拣出装箱，专门固定存放”，所以，河鲀鱼还是不吃为好。仅有少数人是拼死吃河鲀，但多数人是因不认识河鲀鱼而不小心吃了引起中毒。

其实，古代老饕的想法跟我们差不多，早在宋朝就已出现了“冒死食河豚”一说。《示儿篇》里就有这样一个典故，说的是：宋朝大文豪苏轼，偏爱河豚这道美味。常州有一名士，烹饪手艺绝佳，据说，他有一套“独门秘方”，能将河豚之鲜美烹调到极限。

这人听说苏大学士好这一口，于是，便送出邀请函，希望苏轼光临寒舍，品评一下自己的手艺。美食家苏轼欣然赴宴，围观的人络绎不绝，大伙都藏在屏风外，想听听苏大美食家如何品评。于是，大伙都不敢吭声，生怕错过苏轼的点评。

然而，苏轼只是埋头大吃，根本不发一语，一通狼吞虎咽后，一盘河豚已被吃了个精光。围观群众非常失望，没想到，苏轼并未少做点评。突然，苏轼放下筷子，打了个饱嗝赞道：“值得一死！”仅一句话，便赞出了河豚之味美，竟不惜以命相试，可见这位名士手艺极佳。

围观的人听到后都非常高兴，连说：“苏轼不但点评独到，就连胆识也十分过人。”

可惜，古代没有保鲜措施，远离河豚产地的人很难尝到河豚。有许多听说过河豚美味的文人并未尝过此味，例如：汪曾祺、高阳，都是无缘吃到河豚的文士，汪曾祺甚至还大感遗憾：“我在江阴住了两年，竟没吃过一次河豚，不得不说这是人生一大憾事。”

然而，河豚的毒性对人可不友好，古人早就明白这一点。

例如《三都赋》里对河豚就有这样的注解：“鯸鲐鱼状，如蝌蚪，大者尺余，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黄纹，性有毒。”而《酉阳杂俎》里又说：“河豚的肝和鱼子均有毒。”而其他作品中也出现了“有遇毒者，往往杀人”以及“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的说法。

当然，这些早期的作品对河豚的毒性只是有些粗浅的认识，并不如明清时期人们对河豚的了解更详细。比如：《本草纲目》里对河豚毒的记载就有更深入的解释：河豚的油脂会让人舌头发麻；鱼子会涨肚；而河豚的眼睛会让人眼花。此外，李时珍还专门说道：“绝对不能吃河豚的鱼子，曾将河豚鱼子泡在水中试验，一夜之间鱼子就已芡实。”

清朝的名医王士雄彻底揭开了河豚剧毒之谜，这位名医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经亲自尝试后得出结论：“河豚的肝脏、鱼子还有河豚血都不能吃，只要将这三个部分去除，然后，仔细清洗剩下的鱼肉，就能去其毒性，方可安心食用。”

那么，古代人如果贪嘴吃河豚中毒怎么办？不同朝代有不同朝代的解法，每一种都莫衷一是，很难辩其真假。

比如：前文我们说的那本《酉阳杂俎》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偏方：“取芦根、粪清、甘蔗、橄榄四物榨汁，随后，将其混合服用，有一定效果。”而元朝人则认为：鸭血是解河豚毒的良方。而《辍耕录》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秘方，就是：用槐花、胭脂捣成粉末，用水吞服，传说有奇效。这些解毒的方子很多都缺乏科学理论，所以，并不可信。

总而言之，面对这种口味绝佳的剧毒之物，即便大伙都知道吃河豚有生命危险，但是，尝试者仍络绎不绝，死在河豚上的古人数不胜数。

或许是觉得为了美食而放弃生命太不值，于是，有许多人站出来反对食用河豚，梅圣俞就是这样的“反河豚主义者”，在《戒食河豚诗》里梅圣俞如是说：“将河豚塞进嘴巴里，就像是将宝剑插到喉咙里一样危险，大家都说河豚美味无比，谁又提起死在河豚下的人有多少呢？”

范成大也是个典型的“反河豚主义者”，在他的《河豚叹》中表明：“早晨想吃河豚鱼子，还没等到河豚煮熟就囫囵吞下，到了晚上睡着后长眠不起，已成了孤魂野鬼，为了口舌之快放弃性命，这种死何足道哉？”

即便“反河豚主义者”示威抗议，古代老饕们仍不悔改。

清朝有个天津人曾写道：“每到清明前后，河豚上市，前来一品其味的人络绎不绝，人们都以效仿苏东坡为美谈，将冒死吃河豚视作佳话。”还有清朝人杨光辅，将吃河豚而死比作“死在西施的怀抱里”，将这种冒险精神刻画地非常传神。

那么，古人又是如何烹饪河豚的呢？

宋朝人喜欢做“羹”，就是一种介于汤和炖菜之间的烹调方式。宋朝的河豚羹通常会配以荻芽，这种做法至今仍有老饕效仿，据说最为鲜美。而明朝人口味较重，喜欢用红烧、酱焖之法烹饪河豚。由于，这种做法滋味更丰富，所以，至今仍是河豚的主要做法。

红烧河豚起初由一“牙行”（古代市场中间人）李子宁发明，他的这一手红烧河豚让无数美食家为之倾倒，一时间，明朝大厨纷纷效仿。想要做好“李氏河豚”，必须得准备一坛上好的黄酱，提前一年准备最上等的黄豆若干，但凡有颜色不对的或者品相不佳的黄豆都要筛除。

之后，将这些豆子一粒粒地精挑细选，只要个大饱满的黄豆，煮熟后加淮麦搅拌，撒上盐后做成酱方，在太阳下暴晒数日，最后，塞进坛子里压实，将坛口密封。如此这般，第二年才能获得一坛上好的黄酱，用以佐河豚之用。

在烹调之前，还得盛来几盆清澈的江水，用来漂洗厨具和烹饪河豚。一番繁琐的准备后，这才开始处理河豚，先将河豚的眼珠挖去，然后，刨开肚子取出鱼子，最后，从河豚脊背下刀，将河豚身体里的血液清洗干净，不能留一点血丝，这一步骤马虎不得。

接下来就是烹饪，将处理好的河豚剥皮，但却不能将河豚皮丢掉，而是放在滚水里汆烫，瞬间捞出用小镊子挑去鱼刺，然后，切成小块。将切块的河豚皮、肉、骨一并用猪油爆炒，最后，放进准备了一年的黄豆酱，焖锅烹熟。

其实，“李氏河豚”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讲究，那就是开锅时不能直接掀开锅盖，必须得先拿一把伞盖在锅上，否则，锅里的蒸汽散发出来，有灰尘掉入锅中，会加剧河豚的毒性，食者必死。当然，这只是古人的臆想罢了，毫无科学道理。

都说，夹生的河豚有剧毒，那么，古人是如何判断河豚是否熟透呢？

检验之法非常巧妙，就是用一根纸捻蘸些河豚上的汁水，如果，纸捻能被点燃，那么，就说明河豚已熟透。这个方法看似荒谬，实则巧妙，如果，纸捻能被点燃，则说明河豚内的水分已尽数蒸发，剩下的汁水无非是一层油脂罢了，所以，才会沾火就着。

相传，李子宁的这道“李氏河豚”一经推行，大伙纷纷慕名而来。李家每天都要烹煮好多条河豚待客，且没出现过毒死人的情况。每年二月间是河豚上市的时候，来李家拜访的宾客络绎不绝，竟然，将去李子宁家吃河豚当作一年一度的盛宴。

日本人也偏爱河豚，而且，有一套严格的河豚处理工序。

相传早在丰臣秀吉远征高丽时，军队来到盛产河豚的下关，士兵们管不住嘴一通大吃，竟毒死了一大半。而二战时期，日军在远征西澳时，也是因为士兵贪食河豚而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后来，日本人在处理河豚时非常谨慎，每一个有资格烹饪河豚的厨师必先经过重重考试才有资格上岗，有了“河豚执照”后才有资格烹饪河豚。

现今，一吨鲜河豚肉出口价高达3千多美元，在日本，每斤活河豚合人民币40多元且供不应求。日本有关机构，甚至，为了满足日本人民对河豚的需求，多次与我国有关方面协商，希望从中国进口河鲀鱼。除鲜食外，它也可腌制、腌制成咸干品，食用更为安全。腌制方法是：把洗净之鱼肉，加5——10%的盐腌渍，半月后出晒，能更有效地破坏河豚毒素。

前文我们说到的汪曾祺也是个大美食家，他生前曾说：“人的口味要宽一些，杂一些。”如此，才能吃遍东南西北酸甜苦辣，尝到人间百味。可惜的是，汪曾祺一生无缘河豚，不得不说这是一大遗憾。

苏轼就属于口味比较宽的美食家，对各种美食来者不拒。

在被贬惠州时偶然吃到了牡蛎，觉得非常美味，便给他的弟弟写了封信道：“千万别让朝中的大官知道，如果，让他们听说了牡蛎之味，恐怕会争相南下。”看样子苏轼打算“独吞”这一美味，竟像个小孩子一样不愿与他人分享。

苏轼先生将生平吃过的美味分做三六九等，而排在第一等的正是河豚。

某年四月苏轼在吃完新鲜荔枝后诗兴大发，吟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这句诗被岭南人传作佳话，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其实苏轼在写下这首诗后还做了一段注解：“我尝过荔枝后，感觉荔枝宽厚的口味堪称一绝，水果中没有能与之相比者。只有淮江的瑶柱，和河豚有这种美味。”

一个大美食家在尝过果中珍品后，仍对河豚和干贝念念不忘，这种“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老饕，对美食之道的追求已臻化境。可以说，相比于历史上其他文豪，苏轼无疑是最有口福的。

古往今来，随着生态环境的变迁，淮河、黄河的河道及入海口多次改变。黄河故道还遗留在江苏涟水等地，江苏的洪泽、淮阴、淮安、金湖、阜宁皆位于淮河下游，但是，人们在黄河、淮河中再也没有见到过河豚。据笔者查阅资料，现黄河流域和淮河两岸，根本就不认识河豚，也不会食用河豚。

参考资料：

【《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示儿篇》、《三都赋》、《本草纲目》、《酉阳杂俎》、《辍耕录》、《戒食河豚诗》、《河豚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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