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林谈南开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

【访谈】

周志强 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院（原南开大学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文系副主任，东方审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流量算法对欲望的规划，往往是坚持匮乏

读 ：最近一大堆所谓佛媛、病媛、幼儿媛、校媛、雪媛等“媛文化”大行其道，这其实也是一种算法营造出来的。您将这种“人们的经验（快感）必须借助算法才能按部就班地得以实现”的现象称为“快感错位”，为什么这么说？

周志强：“快感错位”，说的是一个文化现象表面提供的意义和实际上实现的意义存在差异。就像苹果手机给富裕阶层的人们带来的快感，远远小于低收入人群因为拥有这款手机而获得的“成功人士幻觉”所带来的快感。所以，越来越多的文化公司，不是以“文化”为指归，而是以精确计算人们的消费欲望为指归。比如一部电视剧本来旨在美学和社会内涵的生产，但制作者却通过计算明星的流量，定位作品的价值，剧本还没写出来，投资者却已经疯狂抢投，这种诡异的现象也出现了。

“媛文化”的泛滥同样如此。量身定制的“宁静”、精确计算的“闲适”，恰恰是快感错位的后果。“欲望在被精打细算”，同时，“把欲望固定为精确的流量”，这是一个双向的工作：欲望不仅仅被规划，也被固定化。

读 ：“最美的汉堡包存在于海报上，最好的生活存在于算法中”，您将算法社会的逻辑称为“抽象压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内在矛盾？

周志强：一旦欲望被流量算法管理，它本身就成为一种“高高在上又似乎唾手可得”的东西。但是，欲望不能真的被满足，否则牟利的图景就被斩断。所以，流量算法对欲望的规划，并不是一种以满足为目的，而是坚持匮乏。人们想要的越多，而得到的越少；生产出来的欲望越精致，满足的方式却越粗鄙不堪。这就有了“抽象性压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想要的比能得到的多；也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处在莫名的焦虑之中。

听歌的人不再是安安静静地用耳塞听歌，而是要讲究器材设备的保真，或者现场歌手的激情，乃至必须辨认每个声音背后隐含的细微变化，或者感受现场歌手Bass的指法差异；吃饭的时候要品尝每一片叶子的口感或每一口酒的年代；电子游戏演绎人生的愤怒和欢乐，符号性的存在要比真实的人生更令人肝肠寸断或者执迷不悟。这种欲望的客体化，已经潜移默化地被标高。想象中的男朋友帅气宠溺，婚礼上要有兰花绽放和百鸟啼唱，电视机里的高档社区、广告中的雅致生活、歌声里的辉煌成就、橱窗中的富贵人生……在这种高标的欲望客体中，人变得非常渺小孱弱，卑微无力。

这种欲望的客体化标高所带来的压抑是抽象的。没有具体的对象成为压抑人的生活的东西，却总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找不到令人沮丧的现实原因，却总是无法从不安中解脱。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大量生产充满诱惑力的欲望，总是用伟岸、浪漫和美好来构建人们的生活动力，那么大家就很容易陷入“抽象性压抑”。

“百度脑”“谷歌脑”往往让知识给固化了

读 ：算法为什么会在当今社会变成一种文化逻辑，或者说，为什么算法是“正义”的？对于算法，普通人感受最深的便是“投其所好，看到他想看到的”以及“杀熟”等大数据现象，一方面便捷一方面控制，背后有着怎样的荒谬？

周志强：“算法正义”其实说的就是“算法”是一套虽然由人来设计，但其计算过程却不容人来干涉的状况。这样，基于算法的社会管理，依据的是“客观计算”的过程，管理就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就出现了“算法正义”。

这是很多人遇到过的情形：只要算法没错，这件事情就无可置疑；只有不符合算法的事件，才值得讨论。尊重算法，变成了新的“科学道德”，也是无奈的结局。算法可以让人们管理超越人的能力来管理社会，或者说，现代社会太复杂了，人们已经无法不通过算法来管理它和组织它。

投其所好式的“信息茧房”乃是算法社会的典型症候。大数据的使用，方便了信息的流通，更方便了社会流动性的科学化、便捷化。但是，算法推送日积月累形成的“信息茧房”也存在另一个问题：算法社会正在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设计化”“标准化”和“平面化”。

有学者提出“全球脑”问题：人们越来越通过百度和谷歌来填充知识，形成百度脑、谷歌脑。

在这里，知识固化了，知识的更新变得更难。同时，越是经验性的知识，越容易获得认同。而且，人的视野被限定了，看不见自己生活欲望之外的“存在”了。“完美贫穷”“完美受害者”等等问题也就出现了。这正是算法社会带来的荒谬性的一面。

事实上，“投其所好”“杀熟”，这背后都存在算法社会中的“数据管理方式”的问题。数据是客观形成的，但是，谁能掌控数据和如何使用数据，却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亟待加强的方面。

芯片化的社会正在成型

读 ：算法自古就有，我们为什么要以“算法”来描述当今社会的文化形态？

周志强：算法确实自古就有。但是，日常生活中说的“算法”和“算法社会”中提到的算法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它不是指一种加减乘除的方式，或者一个计算的途径，而是指由特定的数学逻辑来确定的序列关系。所以，“我们正在从互联网时代飞速走向算法社会”，主要说今天的世界越来越由算法来组织、管理和引导。

我前不久参加乌镇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极大地震撼于算法对社会的巨大改变。一个大型的矿区，模块化的管理，让工作的人员只有十几人；精确的数据，可以让银行定位客户的资金去向和使用途径，并提供更加可靠的投资管理意见；一台缝纫机，可以接收来自不同地区的衣服需求，只要提供准确的布料、尺寸、样式等，就进入数据化的工作模式；汽车通过卫星掌握地面车辆和人的流动信息，从而实现真正的自动驾驶；手机正在成为个人数据化的集合端口，个人的存在会变成一组组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节目定制、广告推送、购物习惯、浏览行为、兴趣爱好都可以被精妙编制。

实际上，芯片化的社会正在成型，芯片的核心则是一个个不同的算法。汽车、手机、电脑、手表、天气、交通、电池、企业、科研……都逐步纳入算法的系统来整合。所以，今天的文化已经逐步演变为数字文化为核心，也就是基于算法的文化。过去，人们的社会行为决定于自己的选择，或者依照一种习惯，今天的行为，乃是越来越通过他人引导完成。画家绘画，开始考虑是市场销量或者同行评价、作家写作注意流量或价值判断、电影电视剧需要借助于投资预测来完成拍摄……我们的文化正在被文化之外的力量引导，人们的生活逐渐被一种“客体化的力量”决定。这正是算法社会的基本情况。

读 ：算法社会是怎样形成的？有着怎样的特征？

周志强：严格意义上的算法社会，指的是必须借助于各种各样的算法，才能实现其内在的组织化职能的社会。算法社会的形成有特定的历史过程。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大规模的工厂，把原本不认识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生活，这不仅造就了现代城市文明，更改变了人类以血缘伦理为核心的聚集方式，带来了人类聚集的“空间化”：人们依照空间区隔分类居住，而不再依靠姓氏或种族聚集。与此同时，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也不再是“分封式”的，而是工业化的：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方式，重新组合了国家与族群的联系，跨国交往、跨（种族）社会交往成为常态。

在这里，“可测量性”的建立，乃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关键。人类必须采用特定的算法来实现对现代社会的管理。从生产到市场，从生活到经验，从购物的习惯到饮食的方式，都在这种可测量性的基础上确立。如高斯函数，就无处不在地渗透到现代社会中，成为社会分配和流动的关键性算法。按照这个函数算法：中间值总是数据量大，远离中间值则数据量小。

事实上，算法社会的根本性特点正在于此：如何通过基于算法的管理，令社会处于“中间值化”。这却导致了以“是非”“好坏”为第一的价值取向，而不是以“对错”为第一。换言之，“认同性”被强调了，即大多数人认为好的东西，就是对的东西；“真理性”有可能被削弱。

读 ：我们该如何适应这种存在方式而又不至于变成“数字人”？

周志强：在我看来，算法社会的逻辑趋向于把自己变成由他人（算法）决定的人，人就会越来越“远离自我”。每个人的能力和价值都不允许被自己证明，而需要数据的印证。胸前要画着耀人眼目的标签，身上要背着光彩四溢的名号，嘴里要说起伟大人物的会见……错位的认知方式，让人的自我评价完全没有了意义，人的价值卓立意识被破坏。

在一个“欲望被标高”的时期，“自洽”这个词似乎已经很难成为主导自我生活和欲望方式的关键词。简而言之，不再通过小屏幕看大世界，而是通过“大世界”来理解“小屏幕”；不是通过抖音来快乐，而是通过快乐来使用抖音。处处彰显自己生命情感的印记，不是在算法社会中“吃网红”“看网红”“听网红”……而是塑造自己的品位与个性，摒弃“人家都这样”，赞同“我就不这样”。我想，对于“个性自我”的张扬，可能是算法社会中更值得推崇的东西。

第四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领先的“硬核”科技与现代展示艺术相结合，尽显科技之美。新华社记者张建松 摄

制造“流行”的算法

一段时间，各种“媛”文化在自媒体短视频中流行，从佛媛、幼儿媛到病媛、校媛、泳媛、雪媛……这些“媛”借着网红的颜值、出位的打扮而构建起身份差，赚取流量，博取噱头。大众反感了一个“媛”，另一个“名媛”人设接踵而至，似乎只要背后的推手、相关的产业链不停手，下一个“X媛”依旧会出现，依旧难辨真假。

生活中的“流行”文化有一个特征：共见，什么流行什么不流行，什么是跟风什么是独立，一眼看得见看得明白，人们可以自主选择追不追逐流行；而“算法”文化不一样，它的特征：屏蔽，人们喜闻乐见自己想看到的。信息越多，算法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做出的选择越强大。这一次手机上对于某一“媛”的15秒的停留，下一次就是无数同类“媛”的疯狂推送，无论喜不喜欢，你都被“流行”，成为流量的推力。

每个人的流量推力汇集起来有多大？这两年流行一个词儿：信息茧房，算法根据个人喜好帮助每个人从互联网海量信息中选择出自己有兴趣的信息，进而对其他内容排斥与无视。人们在“信息茧房”中选择和接触与自己意见相同或近似的人群，采纳符合自己预期的观点，于是逐渐形成“回音壁现象”：个人所认同的意见和观点，以及所感兴趣的事物，都会在这种传播场域中得到“正反馈”式的激励和放大。就像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圈”文化让人越来越难以“出圈”。

所以，包括“媛”文化在内的诸多网络畸形审美，真正令人担忧的不在于大行其道的“流行”，而在于背后精密准确的“算法”，利用“信息茧房”和“回音壁现象”，将文化从“量化大众”到“量化自我”，由“共同画像”到“私人画像”，通过大数据手段，对个人生活中有关生理、当前状态和身心表现的状况进行长期追踪和深度分析，求异存同，细描个体的“私人画像”。这是大数据时代的算计和操控，用研究者的话说，虚假需求以“用户画像”为先导所向披靡，我们进入到了一个似乎“事事被算计”的算法社会。

“算法正义”的悖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就是研究算法社会新趋势、新现象，“社会如何思考算法，个体和文化如何应对算法化的生活”的众多学者中的一位，他研究中国当代大众文化形态、数字时代的艺术等课题，而无论哪个课题，最后都绕不开“算法社会”。算法在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方式，也在改变着智能传播时代的文化走向。在这个热门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里，他更在意“算法”本身的“逻辑”。

他举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关乎大家切身利益的例子：2019年我国开始实施新个人所得税法，提高了个税起征点，也实行了免税额度，同时采用年终总计的方式征缴个人所得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流程，但每个人下一个App就能一目了然，背后在于“算法”将各种程序、过程一键完成。这时的算法不仅便捷，而且代表了“部分消除收入不均衡可能带来的社会负面效果”的政策理念，呈现出“算法正义”的内涵：一方面，税收不仅是政府资金的来源，还是情绪政治的潜在杠杆，无形地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另一方面，税收通过算法的科学性逻辑，令政策的“执行”获得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算法正义”正是算法社会的文化逻辑：我们相信“算法”会为社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美好、便捷，可了解一切可预测一切，是人类社会的古老的梦想，但只有在算法社会才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

但“算法正义”本身具有一个很大的悖论：我们把数据交给算法，结果不知道算法在干什么。用周志强的话说，复杂社会中，对于算法的检讨变得非常艰难：就像Windows操作系统一样，每个局部的算法都是清晰的，但是，没有人——包括专业人员和决策团队——能完全掌控千百万个算法集合，最终的结果就是，只有算法本身可以控制算法，人类的能力已经无法知悉计算机自身发生了什么。股票、基金、人口流动、就业、行业扩张、物联网、高铁运营调度、物流运输调度……不同的算法交织在一起，当只有借助于算法才能“感知”其他算法时，诞生了一条无法撼动的“铁律”：除了尊重算法，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普通人无选择，而算法的编程者和操纵者却有选择，从平台的精准推送到大数据杀熟，从流量剧的热播到“标题党”的偏执，从“娱乐至死”的狂欢到“玩乐劳动”的普及，我们看到了逐利之下的同一性选择：掌握算法者利用了大众对于“算法正义”的尊重，也强化了“算法陷阱”“算法黑箱”的无奈。他们将算法当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悄无声息地安排着决定着人们的生活。

面对深度算法社会

从善到恶，其实就是扭曲了人与算法的关系。我们的初心是“生存算法”，利用算法精确匹配个人的需求和偏好信息，帮助人做出最优化选择；但往前一步，就变成“算法生存”，算法局限于对个人行为的筛选和总结，使人们的未来面向被限定。

很多人的感觉可能不是这样，我拿着手机刷屏，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很随意很消闲，没人规定我限制我啊。这是“算法生存”的聪明之处，它隐藏于背后“穷尽并重塑信息由传者生产、传播再到受者接受、理解，甚至是给予反馈的全过程”，信息的供给两侧正在被直接牵引，信息和受众可以完成直接匹配。其核心在于对用户的洞察，以用户乐意接受并可能喜爱的信息文本类型和内容，实现对用户需求的满足。这一需求本身就限定在了用户的主观偏好，凭借着定制化和自动化的优势将用户深刻嵌入单向度的日常交往场景中。

文化学者们造了一个词儿：剩余快感。算法社会如果走向自己初衷的反面，就会制造大量的“剩余快感”，用周志强的说法，算法社会中的人，在各种各样的算法面前，只能以剩余物的形式享受由算法程序执行的快感，“人的快感经由算法这一种客体化的欲望过程才能实现”，“就像马克思所说，如果剩余价值去掉了，那么价值就没有了；同样，算法社会把主体的欲望客体化了，即除非你在算法社会的客体程序中获得满足，就再也没有满足的可能性了。”

于是，面临深度算法社会，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如何与算法共存，更要在与算法共存中找到不是受控、受限的和谐之道，强化人的全面发展。

没有人，皆无价值

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过之处无不留下数纹，对算法而言，一道数纹就是福尔摩斯盯上的一件证据，它在为你精准画像，喜怒哀乐性情癖好，都描摹得穷极细微，既能知过去，也能测未来。再用这幅画像对你的生活“扫脸识别”，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无不在它的意料之中。从此我们的生活似乎一样，又似乎不一样了。

据统计，2020年短视频爆款话题和点赞过亿的故事文本，发现不过三大内容趋向：颜值即正义、奇观即期待、隐喻即特质。如此多样的世界，流行不过三类。而在这“爆款和点赞过亿”中，计算力和人工智能只算是算法的两轮，大数据也只是算法的燃料，点火踩油门，蹚出一条算法社会的大道：人的数纹依托算法。

但人类最伟大之处在于，无论经历怎样的技术变革，人永远是主体。所以有人根据阿西莫夫机器人三原则，也提出了算法社会三原则：人决定算法之用，人承担算法之责，算法不得危害人。

数据也罢，算法也罢，没有人，皆无价值。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编辑：贺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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