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反对修铁路（加修铁路为何加速了大清的灭亡）

曾有人对明朝和清朝的灭亡做出过经典的总结：明亡于庙，清亡于道。所谓“明亡于庙”意思很简单，明朝末期太监魏忠贤把持朝政，随意杀害朝廷重臣，还命人到处修建寺庙来祭拜自己。他将自己摆在了与神明同等的地位，而明朝最终也因为长时间的积贫积弱而灭亡。

魏忠贤

明亡于庙，这很好理解，而“清亡于道”又该作何解释？

道者，铁道也，更是道义也。中国铁路的出现始于同治四年（1865年），当时被称为“西方铁路之父”的麦克唐纳.斯蒂芬生向慈禧太后进言，建议以汉口为中心，修建一条从上海直通印度的铁路。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沿着护城河先修建了一条“展览铁路”。这也是中国出现的第一条铁路。

中国第一条铁路建成

然而铁路刚修建没多久，就有大臣上奏称“火车乃怪物，惊扰先帝，破坏风水。”不久，朝廷以“观者骇怪”为由拆掉了铁路。斯蒂芬生失望至极：“中国的铁路时代尚未到来。”。

光绪二年（1876年），英商在未经得朝廷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修建淞沪铁路，全长15公里。经营刚满一年，朝廷便再次以“百姓担心破坏风水为由”将其赎回后全部拆除。

此后的数年间，不断有朝廷大臣向朝廷上奏，列举修建铁路之危害，其中甚至包括前清朝驻德国公使刘锡鸿。刘锡鸿在他的奏折中详细陈述了中国修建铁路的“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其中的观点包括“传统车夫失业，花费巨大，百姓乘车者少。”洋洋洒洒七千字，震惊朝野。

如果说朝廷原本对于修建铁路的态度还在摇摆当中，那么刘锡鸿的奏折就彻底当破了双方僵持的局面，使得中国铁路的修建推迟了数年。《清代之竹头木屑》记载称：“中国铁路之不能早开，实因刘锡鸿之所阻，四万万人为奴之祸，实基于此。”在刘锡鸿上奏过后，清王朝甚至将修建铁路上升为意识形态的高度，将之归为“道”所不齿的“奇技淫巧”。

数年后，面对外敌压境的紧迫形势，清王朝不得不考虑修建铁路。原本就支持修建铁路的大臣也适时的上奏，陈述修建铁路之必要性，中国之铁路时代才正式开始。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王朝感到了空前的危机。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朝廷称：“日本变法成效之快，实属铁路之功绩。”南洋大臣刘坤一更将铁路视为中国在十年内富强的唯一办法。而此时民间也开始改变了当初对铁路的恐惧态度，开始联合起来呼吁清王朝修建铁路实现富强。

因为光绪皇帝的大力支持，讨论了几十年的“借洋债修铁路”事宜终于被允许，清政府也开始了大力修建铁路的进程。到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铁路总路程由甲午战争前的490公里增加至9100公里，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铁路总局设立。

四川保路风波始末

为修建铁路，清政府不只是借用大量外债，还同时放开了民间集资修铁路的禁令，到1905年前后的数年间，全国15个省份总共成立了17家铁路公司。但实际上，在成立的这些公司中，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打着修建铁路的名头做着无本生意。百姓争相投资，而官商却中饱私囊，铁路收效甚微。不止如此，官商之间的矛盾，还进一步阻碍了修建铁路的进程。

面对如此态势，清政府改变了原本对民间铁路的支持态度，准备将铁路收归国有。

为了将铁路收归国有，清政府再次大量借用外债，民间虽然反对不断，但清王朝始终不曾改变计划。但在川路收归国有时的资金补偿方面，因为存在存款不还，倒账不问等问题，而且官府对待川民如同强盗，处处威胁，最终导致了四川保路风波的爆发。

四川民众与官府激烈对抗，罢工、罢市、罢课，最终愈演愈烈变成了武装起义。为了镇压川民起义，湖北军队紧急进入四川，但这反而导致湖北防备空虚，武昌起义也因此得以顺利进行。

武昌起义的爆发，最终推倒了了清王朝数百年的统治，清王朝也最终“亡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