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永远的校长蔡元培（觉醒年代北大灵魂）

在热播剧《觉醒年代》中，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派代表和复古派代表在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之风下，相互碰撞、相互交锋、相互理解、相互融合，最终汇成了北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并间接推动了五四运动，唤醒了民众，进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而开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教育新风尚的先驱者，正是北大的“灵魂”校长——蔡元培。

全剧中，关于蔡元培，我印象最深的，有五个方面。

其一：一心为公，致力于通过教育改革实现教育救国梦。

就任北大校长前，他和好友汪大燮详谈。

他说，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人才救国，正是他蔡元培之追求的理想。

汪大燮劝道，当今中国百废待兴，开风气之先的莫过于陈独秀所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普及科学与民主，根子在于教育，蔡元培要是能借北大这块宝地改革创新，重振中华民族就有了依托和希望。

蔡元培正色道：伯棠兄之所言，正是蔡元培之心志。

好一个胸怀国家、胸怀天下的教育家！

正是因为有心报国，有心救国，才有了后面一系列强硬的教育改革，才有了一个大家辈出、思想迸发的北大。

其二：开宗明义，厘清大学的性质和目的。

蔡公上任伊始，就开宗明义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就职演讲：“我有三件事要告诸君，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三条原则，奠定了他实行教育改革的大方针。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来北大求学的宗旨是做官发财，那这个宗旨就错了，求学的路就必然走偏了，平时也有考试来了才去翻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潦草塞责……如果不打好基础，勤奋求学，万一为生计所迫做了教员，则一定会耽误学生哪！你进入政界，则一定会耽误国家呀！这是耽误别人，误人误己。”

一段话掷地有声，让中国的大学有了独立的精神：大学就是大学，不应把它当成是权利的依附，更不应该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这段话放在今天的中国，同样一点也不违和。

其三：求贤若渴，不拘一格为北大网罗人才。

为说服陈独秀来北大任教，蔡公“三顾茅庐”，三次冒着风雪来请陈独秀。

第一次，俩人开门见山，对坐恳谈，蔡公知道陈独秀惦记新青年杂志，回去想办法解决陈独秀来北大任教和办好《新青年》杂志的两全其美办法。

第二次，陈独秀宿醉未醒，蔡公怕打扰他休息，独自坐在门外打盹，还是汪孟邹看不过去，叫醒了陈独秀。蔡公建议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到北大 ，实行教授同人编辑。

第三次，陈独秀敞开大门，迎接蔡公入内，终于答应了蔡公的盛情邀请，去北大任文科学长，同时把《新青年》带到北大。

为招揽更多的人才，蔡元培提出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分批、分等次、分不同途径聘用包括国内知名大家（如章士钊、杨昌济等）、即将回国已有名气的留学生（如蒋梦麟、胡适、徐悲鸿、李大钊等）、虽无正规学历但却有真才实学的人（如梁漱溟、刘半农等）等三类人才。

对于北大聘任的教员，蔡元培重视其学术造诣，但对个人性格、政治观点等则不予计较。

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下，蔡公力排众议，留下了留长辫子穿马褂的辜鸿铭、整日在课堂抨击新文化的黄侃、参与支持袁世凯“筹安会”的刘师培等人。

他对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正因为“兼容并包”，才形成了北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他给予了新文化派和复古派表达思想的同等舞台，让他们在学术范围内争相输出各自的观点和思想，让新旧派思想在争辩中搏斗、碰撞，最终引导学生们拨开思想的迷雾，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

其四：管理科学，民主治校，开启大学管理的新创举

在学校领导体制、学制及课程上，蔡元培兴起了许多“破天荒”的改革，使北大向现代化大学更进了一步。

他推行“教授治校”，成立评议会。

评议会由校长和各科的学长及教授评议员组成，在学校每五个教授中间选出一名评议员，校长是评议长。

凡是学校的重大事情，都得经过学校评议会审核通过，比如制定各种规章条例，决定学科废与立，教师的学衔，学校的经费预算等。

此举可谓是“破天荒”的改革，既充分发挥教授们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这是对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德先生”大旗的无声响应。

他对教师实行聘任制。网罗各类人才，把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北大。裁撤不合格的教授，开除了不合格的外籍教师克德莱，劝告消极授课的辜鸿铭。

他鼓励学生们用各种形式传播新文化运动。学生们演出的活报剧大获成功，他带头观演，高度赞赏了学生们的演出，特别夸赞了柳眉女扮男装的演出很有新意和勇气，同意和支持他们去进行公演。

他允许学生来旁听北大的课。在改革原有的招生制度之余，更向社会开放大学之门，鼓励非北大学生前来旁听，只要具有最小限度的学力，便“得依其志愿，于各系中选听愿习之功课”。

其五：外柔内刚，温和坚定，坚持自己的立场。

在《觉醒年代》中，大多数时候的蔡公都是一团和气，笑容慈祥，彬彬有礼，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

但是，你要是因此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老好人”，那就错了。

在原则性问题上，或是他坚定要推行的改革上，他都表现得十分倔强，温和而坚定地持续推行自己的主张，令人十分佩服。

在生活上，他对老师和学生的生活十分关心。

蔡公注意到李大钊先生为人慷慨，经常拿自己的工资帮助穷苦的工人、学生。所以，他做主每月扣出30块大洋，让人转交给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帮助补贴家用。

陈独秀为《新青年》熬夜写稿，伏在桌上睡着了。蔡公不忍拍醒他，竟然唱起了歌：“叫声阿哥侬快起呀床，太阳出来照在侬呀屁股上……”成功将陈独秀从梦中唤醒。真是好一个雅致的兄长呵！

毛泽东前来北大旁听课程，蔡公不仅欣然应允，还为他的生活操心，推荐他到北大图书馆给李大钊先生做助手，每月可以获得8块大洋做生活费。

在工作上，他坚持自己的原则。

在辞退外籍教师克德莱时，他坚持不退让，组织教授团上阵与英国大使朱尔典等人对质，面对段祺瑞的责难，他宁可上法庭也不罢休，最后逼得英国大使退步，让克德莱到北大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签署解聘书，以正纲纪。

为营救被捕的学生，他一次次奔走呼告。带着北京各大高校的校长们，站在吴炳湘的军事警察厅前，坚定地抗议，要求保释被捕的学生。

这样一个校长，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梁漱溟评价蔡元培：“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胡适的导师、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说：“在全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中，以一个校长的身分，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的作用，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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