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战后的皇帝修了一块碑（一位天子一位活佛）

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风光秀美的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西南部），十七世纪东亚土地上两个最为强大的政权，大清帝国和准噶尔汗国在这个距离北京不足千里的地方，展开了一场决定命运的大战，史称乌兰布通之战。

在此之前，康熙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打退俄国侵略者，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基业。然而这次他要面对的对手，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实力已然远超其他对手，更为重要的是，噶尔丹真的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位真实确切的活佛，也正是因为如此，康熙三次御驾亲征，来面对噶尔丹。

乌兰布通之战，是大清帝国和准噶尔汗国的面对面碰撞，也贵为天子的康熙与尊为活佛的噶尔丹之间的直接较量，这场天子与活佛之间的争斗，注定了这将是一场谁都输不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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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有四大派别，即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最晚创立的格鲁派“后来者居上”，在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了占有主导地位的派别。特别是在顺治九年（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率领西藏三千僧众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并且受到顺治皇帝的册封开始，藏传佛教格鲁派也就是俗称的“黄教”，成为了大清王朝的国教，格鲁派的四大活佛世系，即统领前藏地区的达赖喇嘛、统领后藏地区的班禅额尔德尼、统领青海内蒙的章嘉呼图克图、以及统领外蒙地区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也成为了整个国家最受敬仰的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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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噶尔丹出生之前，他就与藏传佛教结下了极为深厚的缘分。

噶尔丹的父亲巴图尔珲台吉早年便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高僧，同时也是四世班禅额尔德尼老师的三世温萨活佛结识。

就在崇德八年（1643年），知道自己命将不久的三世温萨活佛指着巴图尔珲台吉的妻子，也就是噶尔丹母亲玉姆夫人的肚子说，她生下的孩子便是自己的转世，将袭承温萨活佛世系。

温萨活佛于当年圆寂，非常巧合的是，噶尔丹真的就在第二年的顺治元年（1644年）出生，刚刚出生的噶尔丹立即就被认定为三世温萨活佛的转世灵童，进而成为了四世温萨活佛。在此之后，幼年的噶尔丹被以极为隆重的仪式迎请到了西藏，就此开启了自己的活佛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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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二年（1656年），12岁的噶尔丹正式前往日喀则札什伦布寺师从四世班禅额尔德尼，开始学习藏传佛教教义。6年之后的康熙元年（1662年），四世班禅额尔德尼圆寂，噶尔丹转到拉萨，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继续学习了4年藏传佛教，在这期间除了接受五世达赖喇嘛的培养和教育外，噶尔丹还同日后的西藏地区的重要领导者、第巴桑结嘉措结为了挚友。

康熙五年（1666年），噶尔丹正式向五世达赖喇嘛告别，结束了西藏的求学生涯。

《五世达赖喇嘛传》详细记载了双方分别时的情景：

“我给温萨活佛传述了珠杰派的长寿灌顶，赠送了僧人用具、素色氆氇等送别礼品，并教导他为了政教的利益，各方面要尽职尽责。临动身时，我又亲手交给他一串珍珠念珠，并详尽地吩咐了如何为佛法服务等眼前与长远的利害得失等事。我以赐座、派人护送等方式对温萨活佛表示嘉奖，他把在扎什伦布新建的一座住宅赠给了我，我高兴地接受了。”

——内容摘自《五世达赖喇嘛传》

从此开始，噶尔丹以温萨活佛四世的身份，回到了新疆地区，开始传播佛法，弘扬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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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佛的身份，成为了噶尔丹最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并逐步建立起了强大的准噶尔汗国。

噶尔丹回到新疆后，尽职尽责的履行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各个部落之间弘扬佛法。然而康熙九年（1670年），噶尔丹的哥哥僧格被杀，成为了噶尔丹人生的转折点。

噶尔丹所在的蒙古准格尔部落属于漠西蒙古，也称厄鲁特蒙古或卫拉特蒙古。漠西蒙古分为四大部落，分别是：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其中和硕特部的首领即为漠西蒙古的联盟首领，而“东归英雄传”的主角土尔扈特部，这个时候已经远遁俄罗斯。而整个漠西蒙古早已经在顺治三年（1646年）联名归顺了清朝，每两年进京进行一次进贡朝拜。

这个时期准噶尔部落的首领便是噶尔丹的哥哥、噶尔丹父亲巴图尔珲台吉的第五子，僧格。但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僧格被车臣汗所暗杀，准噶尔部落随即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随后，大部分人选择了投靠车臣汗，准格尔部落到了土崩瓦解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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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噶尔丹挺身而出，率领着身边仅有的二十名护卫，直接追上了准备投奔车臣汗的部队。此时的噶尔丹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跃马扬鞭带头冲锋，直接冲向了对面几万人的大军之中。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人眼见噶尔丹策马奔来，全都放弃了抵抗，跪倒在地投降了。毕竟噶尔丹是四世温萨活佛，在四年多的传教过程中，噶尔丹凭借其活佛的身份，在准噶尔各个部落之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成为整个部落真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支柱，在笃信藏传佛教的准噶尔部众心中，见到了活佛，必然是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就这样，噶尔丹重新将散落的准噶尔部归于一统，迅速稳定了整个部落的局势，噶尔丹也成为了准噶尔部的实际统治者，而对于噶尔丹而言，四世温萨活佛的身份也成为了其最大的优势和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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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噶尔丹为了更好的治理准噶尔部落，还是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辞去了活佛的神职，正式还俗。但是四世温萨活佛的光环依然一直伴随着噶尔丹，使其在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各部落之中，依旧具有极高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康熙十五年（1676年）噶尔丹在达赖喇嘛的支持下，打败了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确立了准噶尔在漠西蒙古四部的领导地位，就此建立准噶尔汗国。

之后，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尔丹挥师南疆，横扫由维吾尔人建立的叶尔羌汗国，至此，噶尔丹统一了整个新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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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并不满足于仅仅控制新疆地区的漠西蒙古四部，他的目标便是统一整个蒙古，像成吉思汗一样，再一次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蒙古帝国，于是在噶尔丹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已经臣服大清王朝的漠北蒙古上。

漠北蒙古，即喀尔喀蒙古，分为三大部落，分别为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漠北蒙古的部落之间并不团结，特别是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矛盾是根深蒂固。

实际上土谢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之间的矛盾和纷争早已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不仅是坐镇外蒙的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经常居中调解，就连康熙皇帝和远在西藏的五世达赖喇嘛对此都做出了大量的工作。

而这一矛盾却恰恰为噶尔丹所利用。噶尔丹重新利用其藏传佛教四世温萨活佛的身份，开始干涉漠北蒙古的事务，并且公开的批评指责哲布尊丹巴活佛。最终，在噶尔丹的挑拨离间下，漠北蒙古彻底分裂。

这时的，噶尔丹先是支持札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交战，随后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突然率兵越过杭爱山，直接攻打土谢图汗，进而降服了整个漠北蒙古，不愿臣服于噶尔丹的漠北蒙古部众也都南逃到了长城以南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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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噶尔丹将漠北蒙古纳入了自己的准噶尔汗国的版图，准噶尔汗国达到了势力的最高峰。

首先是新疆地区，包括现在新疆自治区的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及1864年中俄签署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出去的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合计200多万平方公里；

其次是外蒙地区，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全境，以及在《恰克图条约》中清朝主动退让出的贝加尔湖等地区，面积200多万平方公里；

再次便是西藏、青海以及甘肃、四川等地区，总面积近300万平方公里，这一区域主要为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所控制。此时的西藏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第巴桑结嘉措隐瞒了这个消息长达十多年，而在此期间桑结嘉措成为摄政王，是西藏的实际管理者，而他与噶尔丹是同窗又是挚友，坚定的站在了噶尔丹一边，同时也获得了噶尔丹的保护与支持。

这样一算不难发现，此时的噶尔丹已经控制了7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占当时中国1400万平方公里实际控制领土的一半以上，并且噶尔丹的兵锋已经到了长城以北，距离北京不足千里。

此时的噶尔丹已经处于势力最为鼎盛的时期，在此期间，他还“大言不惭”的向康熙皇帝写信说：“圣上君南，我掌北方”，计划与康熙以长城为界，分庭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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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不断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偶然”，因为在这期间康熙皇帝确实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噶尔丹。

1661年，顺治皇帝去世，年仅8岁的康熙皇帝登基，此时的朝政掌握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四位辅政大臣手中。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智擒鳌拜，开始掌握大权。这个时候的噶尔丹已经回到了准噶尔部，正在各部落之间弘扬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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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藩之乱”爆发，康熙皇帝举全国之力进行了平叛，最终经过八年的努力，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彻底平定了“三藩之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康熙在平定完“三藩之乱”后，决定着手解决台湾问题，经过两年的反复谈谈打打，最终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军攻占台湾，迫使盘踞在台湾多年的郑氏集团投降。而在康熙与吴三贵、台湾郑氏集团等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噶尔丹已经统一了漠西蒙古进而控制了整个新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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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南方的问题之后，康熙又开始着手解决东北的问题。这个时候的沙皇俄国已经趁着满洲人全族入关，关外兵力不足的空档，开始侵占东北地区的领土。康熙皇帝被迫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两次组织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成功打退了俄国侵略者，并且经过漫长的谈判，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式与沙皇俄国签署了《尼布楚条约》。

然而此时的噶尔丹已经吞并这整个漠北蒙古，势力发展到了顶峰，并且打到了康熙皇帝的家门口来了；而在中国东北失败的俄国人，也将噶尔丹作为了其利益的代言人加以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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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趁着康熙皇帝和整个大清王朝无暇顾及的时候，噶尔丹和他的准噶尔汗国已经从偏安一隅的蒙古部落，发展成为了一个坐拥半个中国领土的庞然大物，并且直接威胁到了整个大清王朝，这样的结果是康熙所没有想到的，也是所有满清的朝臣没有想到的。康熙皇帝与噶尔丹的这次面对面较量也就变为了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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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尔丹，准噶尔汗国的大汗，一位藏传佛教威望极高的活佛。面对这样的一个强大对手，康熙皇帝非常清楚，在奉行藏传佛教为国教的清朝，无论派出多少兵力，在活佛面前都难逃失败的结局，唯独自己御驾亲征，用自己“天子”的身份来激励士气，来震慑“活佛”影响，才能获得胜利。

于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封自己的哥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出古北口，封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军出喜峰口，并安排皇长子胤禔，国舅佟国纲、佟国维，重臣索额图等随军出征，福全、常宁两路大军并进前行，直指噶尔丹，自己则殿后出发，以安军心；同时更是从盛京等关外地区调来两万兵马，从东边形成对噶尔丹的夹击之势。

康熙非常清楚，自己的身后就是北京城，输掉这场战争，很有可能就以为这大清将要面临着亡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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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噶尔丹也面临的是退无可退的地步。因为在噶尔丹的身后，他的侄子、也就是僧格的儿子已经背叛了噶尔丹，在新疆地区自立门户，成为了噶尔丹的掣肘和威胁。这时的噶尔丹也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就这样，贵为天子的康熙与尊为活佛的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较量，而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谁都输不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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