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往事续集（书名青岛往事三十）

胡存约│本土象征

◎记忆地标：青岛村／天后宫／三江会馆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象征色彩的土著文化符号，胡存约是人们今天能够找到的唯一一个曾经在殖民地中心地带生活过的原居民样本。对早期青岛来说，一度声名显赫的胡存约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华人领袖，一个记录了地方状况的随笔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融和的魔术师。胡存约曾经的存在，使得一部青岛早期城市史中的些许章节，变得生动和有趣了许多。

长时间里，在可见的出版物中，胡存约的生卒年月都相当模糊。据胡的后人新近披露的考订结果，胡氏应该出生在1859年，1916年去世，享年57岁。本地民俗学研究者认为，这个说法与《胡氏族谱》中的有关记载相符。胡存约早年失父，“事母至孝”。胡存约很早就弃读从商了，经营土产杂品和航运。这个字规臣的胡氏后代，始终没有功名。可以推断的是，胡存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围绕着他的生长地青岛村这个半径不大的地方度过的。

根据海因里希·谋乐1899年6月编辑完成的《山东德邑村镇志》记载，青岛村分上下两部分，青岛口称为下村，下青岛；被一个山谷和几块田地区分开的青岛村，则称为上村，上青岛。胡存约的生长地，是上青岛村。在这里，胡氏这个“先世经营商业”而逐渐富裕起来的家族，平静地生活在可以看见海口的山冈上，并受到了村民的尊重。到1897年11月德国占领前夕，青岛村已经从原来的300至400名居民，发展到了1300人，有房屋229座。

1989年的青岛村

和许多青岛村乡民一样，胡存约的人生轨迹变化，发生在1891年和1897年两个重要的年份。1891年胡存约32岁的时候，清军总兵章高元率领3000士兵进驻到这里，在青岛村下面建起了总兵衙门，逐渐使胡的村庄周围成了“中国最重要的防卫点和交通港口”。而6年后，清军溃逃，德国人来了，接近不惑之年的胡存约，不得不接受新的考验。

在1898年晚些时候开始的土地统一收购行动中，胡存约生长地上的几乎所有建筑和民俗、商业设施被完全摧毁。原居民以被流放的形式分散在殖民政府依照“华洋分制”原则规划的欧洲人居住区之外，这些区域范围很大，在新城市的东北形成群落。被分散的人群中，包括了胡氏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后来他们逐渐变化居住地，近至王演庄、台东镇、阎家山，远则迁至胶县、海阳等处。从1924年编制的《胡氏族谱》上看，胡存约一支，最后生活在胶县徐哥庄。

然而，胡存约却没有离开。他留在了这个新出现的城市里，继续从事着传统的商业交易，并且很快就成为一个活动在德国租借地中间的社团利益代表，一个可以发出独立声音的华人领袖。在研究者看来，这样一个事实应该是真实的：1897年的占领事件和随后德国租借地的建立，似乎没有颠覆胡氏的商业路线，依靠“先世经营商业”的积累和自己的商业天才，胡存约延续了家族的事业，并开始迅速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在不长的时间里，胡成了青岛中华商务局的董事和殖民地参议会的成员。

在当时，这两个职位均是可以直接参与华人事务管理的重要角色。在《胶澳志》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记载：“青岛开埠之始，市政权操诸外人，华商稍能自振代表同业以参预市政者，仅傅炳昭、丁敬臣、包幼卿、周宝山、成兰圃与存约数人而已。”有意味的是，在这部著名地方史书的《人物志》里，商人胡存约被归入素受尊敬的“乡贤”一类。

表明胡存约贤举的，是其联络民众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依照《胶澳志》的说法是，“德人议移天后宫，存约与傅炳昭等力争之乃止”。在这个最终得到缓解的对抗性事件中，胡存约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以此为众所倚重，有事悉就商焉”。

胡存约参与了保护天后宫的行动

有资料显示，1912年9月底孙中山到访青岛时，曾在三江会馆和胡存约有过简短接触。这是孙中山在短暂的访问中和本地商人进行的少数会面之一。但真正让历史记住胡存约这个青岛村原居民的，也许应该是他写作的《海云堂随笔》，在这部文字简约的个人笔记里，他记录了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乡村青岛。胡存约的这个青岛，曾经很纯粹。

1914年冬天，德国战败，两年后胡存约去世。他离开的时候，青岛依然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城市。

胡存约的逝去，标志了一个旧时代的消亡，也预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出现。

作为新兴经济力量的代表，傅炳昭们随之上场了。

有关黄县商人傅炳昭的信息，多集中在他和胡存约发起组织保护前海天后宫的行动上。在今天可以看到的许多城市史描述中，这个被不断扩大着意义的事件几乎成为殖民时代唯一的对抗性话语。然而，仅仅从这个缺少细节的孤立事件中去认识傅炳昭，并不能让作为零售贸易商人和华人社会领袖的傅炳昭清晰起来，也不容易连接起开发时期的城市整体面貌。

在一个以居住隔离制度和贸易公平的欠缺为主要特征的殖民时代，不论是作为本地土著还是外来移民，所有华商在青岛的活动，都不曾真正享受到完全的平等市场。尽管制度平台的设计者后来从繁荣经济的需要出发，对城市公共政策和贸易原则进行了一些修正，但直到这个殖民地成为历史之前，数量不断增加的华商始终没有机会获得完整的竞争机制的支持。

其实，这种尴尬从青岛作为德国保护区的开始就存在着，而1902年山东巡抚周馥的到访，则让矛盾公开化了。在接见了青岛一些华商后的晚上，周馥向青岛总督特鲁泊再次表达了他的担忧。尽管周馥也认为矛盾的发生部分原因是因为误解，但他显然对中国人“牢骚满腹”的情况很不满意。后来，他直接指出了设立中国领事馆，派遣官员来青的必要性。甚至，周馥还规定了目的是“出面调停中国人之间争端”的派遣官员的身份，认为他们应当是中华商务总局的委托人或律师。作为一位中国官员，周馥坚持居住在青岛的中国人同先前一样仍然是清王朝的家庭和种族成员之一，受清律的制约和保护。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保护青岛的华商利益和制造公平竞争环境这两方面，周馥和他的继任者显然都无能为力。

在周馥到达青岛的这个冬季，傅炳昭显然已经开始成为本地新兴经济力量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傅炳昭首先需要关心的商业竞争者并不是德国公司，而是正纷至沓来的各地华商。

傅炳昭和青岛发生联系的记录，基本出现在1902年以后。是年，这个黄县人成为泰祥号经理，并同时参与发起成立了同乡会组织齐燕会馆。不过，关于傅炳昭所创办商号的名称，也有元泰号的记录。傅的商号被笼统地描绘为经营洋广杂货，而这也是当时华商的常规商业路线。一般说来，这些企业多派员在日本大阪设庄或驻沪采购，主要经营纸张、钟表、颜料、化妆品、乐器、食品及其他杂货。傅在青岛似乎不完全是白手起家，他的创业准备应该是早年在日本完成的。青岛华新纱厂主周学熙的儿子曾在关于华新纱厂的历程回忆中，证实过傅炳昭的日本经商经历。

由傅炳昭和成通号经理朱杰发起的齐燕会馆，是由在本地的山东与河北商人组成的同乡会。傅是山东黄县人，朱杰是天津人，他们的组合，恰好可以实现同乡会的地域要求。这个具有明显社会功能的泛经济组织，后来成为傅炳昭等商业领袖联系本地社会并同时扩大个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从这里出发，傅炳昭在1910年中华商务公局被撤销后，成了依照清廷公布的《商会简明章程》组织的青岛商务总会的会长。这个职位有些轮流坐庄的意思，而轮流的规则，则建立在坐庄者掌握资源的多寡上。

1912年，失去权力的共和领袖孙中山访问青岛，曾经和部分非广东籍的青岛华商有过以募集资本为目的的接触，在后来出现的一份名单上，傅炳昭、丁敬臣、古成章、郑章华都赫然在列。但根据青岛总督瓦德克的报告，除了广东籍华商，其他商人都对孙中山的到访和资助革命的要求，保持了沉默。

作为商业领袖，傅炳昭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1915年到1922年的日本占领时期，傅的个人影响尽管遭到了明显削弱，但他依然可以在诸如华新纱厂开办这样一些重要的经济活动中，保持调解的能力。

1924年5月，胶澳督办高恩洪发起筹办私立青岛大学，傅炳昭和刘子山、宋雨亭等著名商人成为校董。现在看，这是本地商人的一次慷慨的集体善举，尽管它很快就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