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因为相声跟人吵架（郭德纲在北京交不起房租被房东骂）

刚到北京的时候，住在青塔，很偏僻，在河边的一间小平房。屋里只有一张床和一把椅子，那时候写东西就是拿一马扎坐在床边趴着写。那时候觉得最大的幸福就是有一张桌子。后来住过北京的很多地方，海淀、通州、大兴……哪里便宜就去哪里，经常没钱交房租。有一段时间住在通县北杨洼的一个小区，交不起房租，房东在外边咣咣砸门，连踢门带骂街，我躲在屋里不敢出声。

那时候，我自制了一种能顶饿的食谱：到市场买一捆大葱，再买点儿挂面，然后用锅烧点儿水煮面，等面条都煮烂了，成了一锅糊糊了，再往里面放点儿大酱，这就做完了。以后每天把这锅糊糊热一热，拿葱就着吃。我挺乐：不仅吃到了维生素——大葱，也补充了碳水化合物——面条。

那时候，在蒲黄榆有个小评剧团，剧场能坐四五十人，舞台也就两张席梦思床那么大，我去了，答应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唱了俩月，一分钱没给。这时候你要是不唱了，这钱就拿不回来了。当时，我住在大兴黄村，骑个破自行车，车胎上有个眼儿，舍不得补，这一趟打三回气才能坚持到。后来没法骑了，就坐公共汽车。终于有一天，散了夜戏之后没有公交车了，只能走着回家。路过西红门，当时没有高速路，都是大桥，桥底下漆黑一片，只好走桥上面。桥上面走大车，我只能走旁边的马路牙子，不到一尺宽。我扶着栏杆，借着车的光亮往前走，身边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大车呼啸而过。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几点寒星，残月高悬。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坎坷和艰辛，我鼻子一酸，眼泪就下来了，哗哗的，一边哭一边给自己打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在北京吃苦多年，我从来没哭过，这是仅有的一次。那时候，看不见光明，也不能回家，前途一片渺茫。

当时我就想，郭德纲，你记住了，今天的一切是你永远的资本，你必须成功。东风常向北，北风也有转南时，瓦片尚有翻身日，何况我郭德纲呢。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多少次身临险境，多少次一点儿辙都没有，我都咬牙挺过来了。所以到今天，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从小茶馆到德云社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某电视台录制一个节目，摄影师跟我说：“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相声要死了你承认不？”我说：“我不承认啊！”他说：“你证明给我看。”我说：“我证明不了给你看。但凡有能力，还来做综艺节目啊？”那时候我也很纳闷，怎么办呢？难道这门艺术真的就没有人愿意听了吗？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路过南城的一个茶馆，看见一帮孩子在茶馆里说相声，说着玩儿。我坐在那要了一壶茶，太感慨了。我是奔着这个来的，从小学的也是相声，现如今我因为相声困在北京了。看见他们说相声，心里不是滋味。总去听很快就熟悉了，聊天的时候他们问我是干吗的，我说我也是说相声的，他们就让我也说一段。说了一段，打那儿起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其实那茶馆也不挣钱，在墙上贴了一张纸，听相声、听评书两块钱一位。那段时间，对我后来把相声带回剧场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刚回到剧场的时候，观众不熟悉，我就立了一个规矩，只来一位观众也得说。有一天，能容两三百人的剧场真的只来了一位观众，开场的老先生叫邢文昭，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说一个单口相声，台上一个人台下一个人。说到半截，台下的观众手机响了，老先生停下来看着他不说话，他也不好意思，接起来说两句就挂了，继续听老先生说相声。到我上场的时候，我指着他说，你要好好听相声，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今天动起手来你跑不了，我后台人比你多。他哈哈大笑。今天说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但那时是一件很心酸的事情。

在广德楼演出，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大栅栏里连条狗都没有。下午场散了，卖了十几张票，把票钱拿过来，我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钱放到一块儿，给大伙买盒饭。吃完盒饭，一起拿着竹板站在门口，呱唧，呱唧，呱唧，听相声了。顶着风，顶着雪，站在那儿喊，拉观众。真的有一两个人进来了，赶紧有人往后台跑，穿大褂上台说相声。我愿意干这个，所以，我不觉得苦。我也想找别人跟我一块儿干。但是谁会跟我一块儿干呢，这是一个不赚钱的事情。这个过程当中，有人来了两天就走了，有人因为不赚钱半途退出了，但是也有人坚持了下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走了穿红的来了挂绿的。

从1995年开始我就在茶馆里说相声，可称任重道远。我们的宗旨就是：相声必须先继承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作。其实传统相声没有一天不在创新，可我们的很多演员无知，觉得传统相声很陈旧，不值得一用。事实是，从清末到现在，老先生们已经把中国语言中能够构成包袱、构成笑料的技巧都提炼出来了，现在无论多新的相声，包袱也都是旧相声里有的，只不过他们不承认。所以我们先继承，再发展，两条腿走路。

相声回剧场还是很舒服的，很火，好多节目都伸得开腰。这条路一走就是十几年，当初我不知道今天会这么火爆，当初也没有想过坚持下来会怎么怎么样，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小车不倒只管推。刚回剧场，那时候有人看就好，当然也有火爆的时候，五六十人，那就了不得了。不像现在，场场爆满。剧场里面坐六百人，外面还有二百人在等着。

三五十人坐在下面听你说相声是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时候我就没指着说相声挣钱，就是想尽一个相声演员的良心和责任。我能多拉拢一位观众是一位，能多抢救一个活儿就是一个。当时就抱着这目的。能走到今天说明我们的道路是选对了，说明这十多年来我们的功夫没有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