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家庭消费台账（母亲全家的消费总管）

母亲——全家的消费总管

家庭成为了一个“情感单位”，但并未与市场关系相割裂，相反，每名家庭成员都要和外界接触，而家庭为他们做好了服务。家成为非生产性的场所，是完全用于休息、娱乐和消费的地方，但却只是一个虚幻的避难所。在开放的经济中，家庭是生产力重构的场所、是现代工作伦理的管理和培训地。孩子们在家庭里内化自我控制、消费、个人责任、私有财产、规则和守时等市场规范，为他们进入社会打好基础，让他们能够在现代社会中保持、甚至提高自己的阶级地位。

而家中的母亲，就是担负这一管理职能的人。在人们的观念中，她既热情洋溢又循规蹈矩，是道德的表率，是家庭的天使。母亲的形象总是深情、忠诚、充满奉献精神，守护着全家每个人的幸福。这些品质就是维多利亚时代传统对“真正的女人”的定义，这一套意识形态在媒体和广告里一直不断被强化，直到20世纪中叶。《女士之家》杂志的编辑爱德华·博克曾说：“我们在音乐会上欣赏女歌唱家、赞美舞台上的女演员、也被女作家或女演说家深深打动，但是，最让我们动容和尊重的女人，就是那些是忠于她的领域、以优雅和温柔管理着家庭和孩子的女人。”这种对贤妻良母的赞美、对她们倾情奉献的美化，在整个西方都极为广泛，现代社会更加强化了性别分工和各司其职的意识形态，男人和女人因此被各自束缚在不同的领域里。

当然，在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民社会中，性别分工已经很重要了。男人常做一些力量型工作，如犁地、播种、割草、屠宰牲畜和卖货。女性则承担家务、手艺活，如采摘、采集、蓄水、喂养牲畜和育儿工作。然而，这种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妇女也会参与收割庄稼，她们既会去葡萄园，也会和牧羊人一起放牧。最重要的是，虽然男女的任务不同，但这些工作是平等的，因为它们对于集体生存必不可少。女性的工作同样具有生产性，男性也一样要做家务，例如准备木材和制作家具。因此，一方并不优于另一方，“男人和女人并肩而行、不相上下。丈夫和妻子共同拥有、并一起行使权力”。

然而，随着工业化和有薪就业的推进，雇佣的、外部的、男性工作与家庭的、内部的、女性工作之间产生了区隔。当男人远离家乡，到工厂和商业空间从事生产劳作、带来收入时，妇女却在花钱，尽管这是为维持家庭正常运行必要的开支。女人不再是生产者，而是成为了负责家庭采购的“自雇者”。男人与女人的劳动空间彼此隔离，导致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这一切“破坏了婚姻中的两性平等，使女性成为仆人般的角色”。尽管女人和以前一样，完成着家中的劳作，但现在她们的地位却大不如前，毕竟，人们会认为花钱的人不如挣钱的人重要。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至3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这种家庭模式非常普遍，并且母亲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更是深入人心。尽管在贫困一些的家庭里，妇女也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对她们来说，家庭主妇仍是理想的选择。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说过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是通过他们的室内装潢、家具和用人来表明的，但是随着从旧制度中继承下来的家庭用人越来越少，家庭主妇们就要承担更多的家庭事务，这让她们时常感到孤立无援。于是，市场提供了各种技术工具，为她们带来帮助。20世纪的母亲不再是简单的家庭主妇，她还是一名总工程师，要学会用各种新玩意儿来填充住宅、让别人看到一幅便捷的家庭生活景象。由于电气化的发展，家用电器如吸尘器、冰箱、洗衣机、缝纫机等工具日益普及。家庭劳动变得更加工业化了。这虽然增加了家庭生活成本，但极大地改变了家务所需的时间，以及家务工作的构成。由于基础设施、材料和工具的进步，人们对清洁度和舒适度的标准和要求也越来越高。

于是，现在的女性要做更多的洗衣、清洁、吸尘、清扫和抛光的工作，使用市场提供的新的清洁产品以对抗灰尘、细菌和微生物。另外，她们还要考虑到家里每个人的口味和喜好，为全家人准备丰富而均衡的膳食。她还需要开车送孩子上学和参加体育活动，照顾小孩的衣食住行。同时，她还必须掌握最新的家政和室内设计方法。家庭主妇的生产力增加了，工作时间却没有减少。社会判断一个女人的价值时，总会考虑她能不能“料理好家庭”。家务工作虽然不再像以前那么费体力了，但越来越费脑了。家庭的工业化带来了更高的舒适和清洁标准，但也导致男性不再参与家务劳动。比如，燃煤火炉在19世纪的美国逐渐取代了壁炉。以前的壁炉需要男性家庭成员们自己切割和搬运木材作为燃料，而煤炉用的则是从市场上购买回来的煤炭。因此，家庭生活就与货币经济和雇佣工作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逐渐，父亲不再砍伐和搬运木材，儿子也无从了解这种技能，他们转而更多地去考虑如何找到和保住一份有薪工作。”商品崇拜、劳动分工和工资制度都是家庭内部生产关系解体的原因。父亲在外工作挣钱，而在家的母亲再用钱去购买煤炭。经济模式的改变下，男人完全退出家务劳动，不再直接进行生火工作，而是将用于生火的钱带回家。曾经，男人需要加工皮革、建造烟囱、酿酒、杀牛、加工肉，但现在这些工作都在技术和经济创新的影响下由市场承担了。而对女性而言，她们对家庭的依靠则更加牢固了，而且，由于男性离家，她们不得不自己负责整合和加工购买回来的产品。

母亲虽然只属于小小的一家之地，但是她所负责的住宅却是现代人倾注大量注意力的地方——它正日益被重新思考和安排。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资产阶级追求舒适的理想在广为传播的同时也发生了变化。和旧资产阶级的室内装潢相反，现代的理想住宅是一台“生活机器”，专为方便使用而设计，就像现代实验室或商店一样。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只有和人们生活相适应的物品才是合适的、美观的。人们就这样优化了住宅体系，抛弃了那些多余和无用之物。

尽管住宅变得更加功能化，然而这却并没有改变旧资产阶级追求奢华的家庭生活理念，相反，这是种助长。功能主义住宅虽然不追求无用的装饰元素，并取消一些象征性的物品，把重点放在使用价值上，但实际上，工具代替装饰品充满了人们的住宅，人们对技术的炫耀代替了对华丽的炫耀。家庭的地位不再表现在华丽上，而表现在效率上。人们不再宣扬古色古香的艺术品，而是宣扬各种多功能高科技设备。这就是让·鲍德里亚所说的“功能性拟像”，“物在这种拟像的背后继续扮演着它们进行社会区分的角色”。“这一情形的极端情况就是那些小杂物：功能性的外衣掩盖了完全的不必要，实践的伦理遮蔽了纯粹的浪费。”因此，鲍德里亚认为，现代商品陷入了一种“根本妥协”，即购买特定商品才能提高家庭地位和声望。人们很多时候都是在被迫的状态下必须要买一些东西，很少是因为有用或因为喜欢才买。

当家庭空间被优化后，“现代”女性也完美地适应了大众消费的行为模式。一旦有什么新的实用创新理念出现，她们就要把之前的家具和物品淘汰一波，换上新的设备。各种指导人们如何规划家务劳动的科学方法取代了从过去继承来的习惯，女人们要学会自律和精打细算、养成良好习惯、永远不能冲动。“家庭合理化”的支持者们认为家庭主妇既是家里的企业家，也是她自己的工人，她自己指导着自己的日常工作。这些被捧为“家庭工程师”的女人们俨然拥有技术专家的地位，但她们所接受的培训却只不过是几本手册里的知识。除了对效率的关注之外，“家庭合理化”还赋予了家庭主妇培养家庭成员适应市场化生活的责任，她们在家中的工作让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进步，也培养了家人的市场观念，“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培养和激发全家人的观念，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中去，成为新一代的生产主义者”。

到了1920年代至1960年代，家务分工和女人作为家庭消费总管的责任也依然适用。尽管从那时起，职业女性越来越多，她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一定改变。但旧有模式并没有完全过时，毕竟女性的就业率仍然低于男性，而且即使她们上班了，也大多还要兼职完成家务工作。近几十年来，家务工作的不平等分配已显著减少，但西方国家的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仍然是男性的2—6倍。虽然男人可能更多承担了与房屋维护（修理、园艺）有关的工作，室内清洁、做饭、洗衣这类的工作还是主要由女性承担。人们对家中母亲的固有观点仍然是希望她们做好家务、养好孩子，她们仍然要对家庭幸福负责。

选自《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

《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

作者：[法]安东尼·加卢佐

译者：马雅6

出版品牌：万有引力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