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的两任妻子（娶诗人周大烈之女）

文/鹿城清扬

周俟松与许地山真正相识，是在中国话剧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的熊佛西的家里。

1921年1月4日，许地山和沈雁冰等12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

熊佛西也是“文学研究会”成员，许地山有时去拜访熊佛西。

熊佛西家与晚清民初诗人周大烈家住得很近，有时，周大烈也带着周家“六小姐”周俟松前去拜访，于是，上天安排许地山和周俟松相遇了。

其实，在这之前，周俟松就已知晓许地山的大名，并且见过他。

“五四”运动时期，许地山走在游行队伍里。此时的他，是燕京大学文学院的一名学生。散文、小说写得好，还精通钟鼎文梵文，留长发蓄山羊胡戴圆眼镜，总爱穿黄色对襟纯棉大衫，被人们叫作“三怪才子”。这样的许地山，吸引了周俟松的目光。

第二次见到许地山，是在1922年2月，欢迎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欢迎会上。

此时的许地山，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并且留校做了助教，还和其他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起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创办《小说月报》。

许地山是欢迎会上活跃的一份子，人群中的周俟松远远地望着他，对他的印象愈加深刻。

后来，在熊佛西的家里，许地山和已在北师大数学系读书的周俟松又见了几次。

“多见了几次，感到他学识渊博，感情丰富，逐渐互相爱慕。”

后来，周俟松就收到了许地山写给她的第一封情书：

“六小姐：

自识兰仪心已默契，故每瞻玉度则愉慰之情甚于饥疗渴止……因是萦回于苦思甜梦间未能解脱丝毫，既案上宝书亦为君掩尽矣……”

六小姐便是周俟松。后来，许地山称她“六妹”或者“妹”，一直都那样叫她。

1924年，许地山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并以研究生资格进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印度哲学、梵文、人类学及民俗学。2年后，又获得牛津大学研究院文学学士学位。

这期间，书信往来寄托相思，他的信总是文采飞扬，而又感情真挚。“六妹，妹”地叫着，虽远隔重洋，却又近在咫尺。

这期间，年岁渐长的周俟松被家人催婚。在周家人的眼里，大周家“六小姐”7岁，又结过一次婚（前妻林月森病逝），而且远在国外归期遥遥的许地山，并非是理想的人选。可周俟松执意要等许地山回来。

1927年，许地山终于回国，在燕京大学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教授，同时致力于文学创作。

隔山隔海的两个人终于团聚，爱情也似乎水到渠成。但将婚姻提到议事日程上时，还是遭到了周家上下的反对：如此不登对的一对人，婚姻恐怕难以幸福。

一方面，在周俟松的坚持下；另一方面，周家也毕竟是文化之家，最后尊重了“六小姐”的选择。

而且，还将“六小姐”的新房，安排在周家的二进院里。从房间的后窗，可以望向后花园，那里的八角木屋和满树芬芳的丁香和枣树，尽收眼底。

1929年5月1日，风和日朗，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许地山和周俟松举行了婚礼。

婚礼地点，是周俟松建议的，因为来今雨轩是许地山他们文学研究会开成立大会的地方，而且是各地文化名人来北京的必访之地。

她一直倾慕于他的文学才华，在这里举行婚礼，她觉得会很有意义。

那天参加婚礼的来宾，除亲戚外，还有蔡孑民、陈援庵、熊佛西、朱君允、田汉、周作人等，各行大咖齐聚一堂，着实令婚礼不同凡响。

周俟松在那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风和日朗我们于九时行婚礼”。

以后，每年“五一”结婚纪念日，许地山和周俟松一家都要照一张“全家福”。

婚后，两人过了一段神仙眷侣般的日子。

许地山忙于工作和文学创作，时常伏于案前，笔耕不辍。周俟松承担了全部家务，以便让许地山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

写作中，遇到一些疑难问题，或者有意思的话题，许地山会说与周俟松听，两人展开讨论，兴致起时，常常至深夜，颇有一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韵致。

浪漫的婚姻生活，许地山沉醉其中。他曾对周俟松说：

“泰戈尔是我的知音长者，你是我的知音妻子，我是很幸福的，得一知音可以无恨矣。”

而周俟松呢，也感到很快乐。本来就有些文学青年韵味的周俟松，对文学更添了兴趣。

她尤其喜欢读外国文学，为此，许地山还专门为她翻译了《孟加拉民间故事》。一卷在手，书中的乐趣和夫君的情义，都令她初尝婚姻的美满幸福。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也在渐渐降温。各自身上的光环，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黯然失色。

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温文尔雅，注重仪表和讲究整洁的周俟松，看到不修边幅、随意乱丢东西的许地山，女人惯有的唠叨，便时不时地脱口而出。

尤其是1930年儿子周仲苓和1933年女儿许燕吉出生后，随着家务琐事的增多，周俟松越来越无法忍受许地山身上的坏习惯。

而许地山呢，一开始对妻子的唠叨充耳不闻，可随着妻子试图对他的改造的逐渐升级，他的耐心也差不多消失殆尽了。

以至于，两人之间不知不觉地耸立起了一座火山。由小的火星四溅，渐渐演化成火山喷发。

两人之间，谁都不肯妥协，都站到彼此的对立面上去。对抗心理产生的惯性，一点小事都可能成为导火索，触发两人之间的一场争吵。

1933年秋，许地山带着周俟松去广州中山大学讲学，之后绕道台湾探亲。

不想，两人又大吵一场，剑拔弩张，不肯退让。

气愤难当的周俟松恨恨地说道：“我再也没法与你生活在一起！”便与他分道扬镳，独自回北京去了。

而许地山，则远赴印度考察宗教去了。

转眼半载光阴，远在印度的许地山做学问之余，也思念北京的周俟松和儿女们。

他也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在婚姻中存在的问题：妻子比自己小好多，养成于书香之家的爱整洁的习惯也没什么不好，何必要因了这些小事情而消磨夫妻之间的感情呢？若不改变，长此以往，离婚是必走之路了。一想到离婚，他紧张起来。

究其实，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爱尽情绝，恰恰是爱之深求之切。难道就任由这样发展下去，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缓解矛盾吗？

他一下子想到了订立“爱情公约”。

于是，他给周俟松写了一封充满悔意的信，并附上他的“爱情公约”：

“……妹看好不好？妹请人写起来，挂在卧房里，好不好？夫妇间，凡事互相忍耐；如意见不合，大声谈话以前，各自离开一会儿；

各自以诚相待；每日工作完毕，夫妇当互给肉体和精神的愉快；一方不快时，他方当使之忘却；上床前，当互省日间未了之事及明日当做之事……以后，咱们不会再争吵了，我敢保，我知道妹真爱我……”

捧读许地山的信，周俟松悲喜交集。分别这半年来，除了对他的思念和牵挂外，她也在思索与他的婚姻。

她深深地感悟道：强按牛头喝水，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夫妻之间应该互相包容，不能强迫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面对许地山提出的“爱情公约”，她眼前一亮，这不就是解决两人之间矛盾的好办法吗？

她将许地山的“爱情公约”，悬挂于卧房墙上，又给许地山回了一封长信，思君之意尽显其中。

过了一段时间，许地山回国，见到家里卧房墙上高悬着他的那份“爱情公约”，会心地笑了。

此后，每当争端欲起之时，两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爱情公约”，

彼此便缴械投降，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在“爱情公约”的约束下，渐渐形成。

1937年，“七·七”事变后，许地山作为一名左翼作家，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发表文章、演讲、声讨日寇罪行。

后来，因积极参加抗日，受到燕大教务司长司徒雷登的排挤而被解雇，避居香港，被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

当时大批文化人与青年学生流亡到香港，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会员通讯处”，许地山任常务理事兼总务。

为工作、为抗日四处奔波的许地山，总是披星戴月回到家里。周俟松很心疼他，便省吃俭用买了一辆小轿车，学会了驾驶，每天接送他。

许地山每晚还要搞学术研究，常常忙碌到凌晨一两点。周俟松便时常陪伴着他，为他整理资料，准备夜宵，从而使他顺利地创作完成了《道教史》、《印度文学》等著作。

1941年，积劳成疾的许地山病逝于香港，终年47岁。他和她12年短暂的婚姻，也画上了休止符。

周俟松一直活到94岁，她从事着教育工作，曾任南京市第五中学副校长。因贡献突出，被评为“全国先进”，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

退休后，她整理编写了《许地山及其作品》、《许地山年表》、《许地山传略》等书籍，并写下70多篇回忆文章，默默地做着他未竟的事业。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一份“爱情公约”，见证着许地山和周俟松短暂而又深刻的风雨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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