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沉默是弱者的智慧和策略（有四种假象迷惑了人的理智）

1561年弗朗西斯·培根诞生于英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三年之后，伽利略也降临人间。他们都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都获得了“科学之父”的美誉。然而，相比于伽利略来说，培根只是一个热衷于荣誉的政治家，他几乎没有什么科学发明和创造，为什么他也被视为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呢？

圣西门在《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中说培根最大的奉献在于为科学提供了逻辑与方法。当伽利略还在小心翼翼地反驳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时，培根就已经猛烈地对《工具论》开炮了，他将自己的代表作取名为《新工具》，毫不掩饰要取代亚里士多德的意图。在当时，神学家们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鼓吹“三段论”，而培根则指出“任何科学理论工作都不能以神启观念为依据”，他将科学置于人类理性之上。作为后辈，笛卡尔虽然在观念论上与培根对立，但他也推动了创立科学体系的工作，继续把上帝和神启排挤出科学之外，声称“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给你创造出一个世界。”因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培根、波墨与笛卡尔是近代哲学的创始人，他们共同的功绩是实现了哲学的“科学化”——使哲学逐渐从神学的婢女地位摆脱出来，去除掉朴素的气味，增添了科学的色彩。

在培根之前，哲学家们热衷于猜测万物的本质、宇宙的起源以及至善的真谛等本体论问题；而在培根之后，哲学家们转向关注人类理智的由来、认识的范围以及达到真理的方法等认识论问题。

西方近代哲学的创始人

与古代思想家不同，培根并不是哲学圈子中的大师，他不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那样广收门徒，传道解惑；也没有毕生投入研究哲学的事业之中。他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直到晚年退休后才专心著书立说——哲学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而已。

培根出生于官宦世家，他在16时就已经察觉到经院哲学的弊端了，但由于家庭出身，他听从安排，跟随英国公使前往巴黎学习公务，以从政为人生目标。21岁时，他在学习法律期间，还制定了对科学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他曾说：“我认为自己被创造出来主要是为了研究真理，而不是为了从事其他事业。”然而他并没有像伽利略那样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而是在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后，进入追求荣誉的从政之路。

培根早年的仕途生涯并不顺利，在伊丽莎白执政的年代里，他的职位再也没有得到提升。给在好友托马斯·博德列的信中，培根承认自己没有从政的癖好，他总是怀着被迫的心情参与国务活动。在很多时候培根得到了爱塞克斯伯爵的帮助，但他却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审讯了伯爵，并且最终导致伯爵被判处死刑。这件事成为培根的污点，人们指责他忘恩负义。

在詹姆士一世的时代，培根的官运迎来了转机，并且还通过结婚获得了一大笔财富，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在这种背景下，他开始出版著作，先后发表了《科学的发展与完善》、《思想和展望》等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书籍。

1617年，培根出任掌玺大臣，两年后成为大法官，次年获封男爵。正当他处于事业巅峰的时候，却被议会指控滥用职权、接受贿赂。为此，他被剥夺了全部职位，判处四万英镑的罚款，并且监禁在伦敦塔里。幸运的是在入狱的第四天，国王便赦免了他。心灰意冷之下，培根写信给国王，请求准许他退休，获得相应的养老金，以便能够安心的研究科学。也就是在这年，他发表了《新工具》这本划时代的哲学巨作。

1626年的冬天，培根把雪塞进一只鸡的肚子里，打算作冷冻实验，不料却因此受了风寒，不久便死去——他真正全身心投入哲学科学研究的时间仅有五年而已。

培根专心研究哲学的时间很短暂

正因培根是一名业余的哲学家，所以他的著作没有那种教授式的学究气。他的理论务实、简练又不失睿智，用词通俗而不晦涩，可谓“不语力乱怪神”。

古代哲学家认为哲学可分为自然哲学、伦理学和辩证法三部分。自然哲学讨论宇宙万物的起源和本性；伦理学研究与人类生活有关的事务；辩证法是统领二者的论理规则，也就是逻辑。

培根认为古代哲学都是“论道式”的清谈，它们所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沉溺于争辩。关于宇宙的起源和万物的本性是一个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检验的问题，所以哲学家们才各立宗派，去争辩世界是水做的还是火做的；为了在言辞上驳倒对方，他们便发明了辩证法和修辞术——然而各种争辩到最后都无法得出能令人信服的结论。所以有些人便诉诸权威，希望用一种主流思想来压服其他学说，定于一尊；因此，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最先获得承认，在它一经发表之后，旧哲学家们的体系便宣告衰亡了。然而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认可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同意，而是先入为主的苟同而已。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只是一种强有力的臆断，他先断定了某个结论，然后再去追索并赋予这个结论以各种原因。培根的逻辑则相反，他说：“最好的论证当然就是经验，只要他不逾越实际的实验。”培根认为要避免结论先行，对于科学发现来说，实验部分是在先的，之后人们才去对它作哲学的研究，提出各种假说来解释实验现象的成因。

古人之所以在科学上只能获得极小的进步，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摆正目标，没有意识到科学真正的目的乃是“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他们只是坐而论道、流于清谈，去争辩那些无法验证的东西，只想在言辞上驳倒论敌，而没有意识到“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担负着发现真理、创造事功的使命。因此，培根把自己的新哲学称为“对自然的解释”，他想要通过逻辑工具来辅助人类的理解力，认识到人类所能认识的东西，做到人类所能做到的事情。至于那些关于宇宙起源、万物本性、上帝存在、灵魂不死、六道轮回等无法通过科学来验证的东西，他一概置之不理，视为“人心的冒测”。

当一个人沉迷于去认识他所不能认识的东西，想做不能自己不能有所作为的事情时，便陷入了迷信与愚蠢之中。他不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自然，而是要冒测自然、猜透自然——事实上他是被四种假象给迷惑了。

不要去争论无法验证的东西

有些人之所以愚蠢，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低，而是他们的理解力被错误的假象与逻辑给劫持了。要想正确地“解释自然”，驳斥各种诡辩学说，就应当认识到四种危害最大的假象：

第一种假象叫作“族类假象”。古希腊哲学家克塞诺芬尼曾说：假如牛、马和狮子有手，并且能够像人一样用手作画的话，它们就会各自照着自己的模样，画出牛形、马形、狮形的神像。对于每个人来说，他的“族类”就是“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总是根据自己的模样来描绘世界，所以他们把造物主想象成慈父的形象，赋予大地“母亲”的名称，认为外星人也像人类一样，有着头、身与四肢。然而许多人却不曾意识到这种假象束缚着人类的理智，他们不知道人类的理解力并不是一块平滑的反光镜，而是一面凹凸镜——在接受光线的时候，会相应地扭曲事物的形象；

第二种假象叫作“洞穴假象”。认识的主体并不是“人类”，而是一个又一个的人。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龟缩在其中的洞穴，他们的眼界也都只有洞口那么大。那些固执己见、愚昧无知又不肯学习上进的蠢驴，洞口要稍微小些；而那些兼收并蓄、擅长与人交流、广泛阅读思考的人，洞口则稍微大些。《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这里的“虚”与“时”就是“洞穴”，代表着个人的局限性；

人的理解力并非尽善尽美

第三种假象叫作“市场假象”。这种假象是人们在交流之中产生的。交流的最大障碍在于语言和文字，那些理解力低下的人常常会曲解别人的意思，导致别人说东，他以为是西；别人讲解剖学，他理解成开棺戮尸；别人鉴赏世界名画，他以为那是春宫图。正因为人的理解力水平不同，文字上的歧义常常会引发争论，经学家、佛教徒与基督徒就曾对经典的解释而辩论不已；

第四种假象叫作“剧场假象”。这是由学说和门户之见所引起的。每一个哲学流派的学说体系就像一出舞台剧一样，表演着各自所幻想、虚拟出来的剧目；在哲学史的舞台上，学园派、逍遥派、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每出剧都有着自己忠实的观众和脑残粉，真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最后只得各自“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了。

如果人心沉迷在这种四种假象之中，那么将会守着各自的洞穴、捧着各自的剧本、用着互相不理解的言辞，秉着人类的本性去争辩毫无意义的问题。结果大家都一无所获，在事功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因此，培根主张哲学要从“人心的冒测”转向“对自然的解释”。

培根认为真正的哲学与科学不应是“论道式”的，而应是“实验式”的。研究哲学不是为了驳倒别人，而是为了发现真理、解释自然。逻辑并不是用来辩论的，而是作为人类理解力的工具，使理解力避免四种假象的干扰，发现各种诡辩的谬误，从而绕开那些不能验证的争辩，以便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