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发现了920支竹简（青海挖出数枚竹简）

公元228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发动大规模北伐。魏国毫无防备，天水、南安等三郡随即降汉。其后，诸葛亮派亲信马谡与王平防守咽喉要道街亭，希望能够挡住魏国来自洛阳的援军。然而在此战中，纸上谈兵的马谡连续犯下错误，最终败给了敌将张郃，导致第一次北伐功亏一篑。

事后，诸葛亮不顾众部下的一再求情，最终“挥泪斩马谡”，杀死了自己的爱将。在后世，针对“挥泪斩马谡”，学者们一直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蜀汉国小力弱，人才不足。马谡虽然吃了败仗，但是罪不至死，毕竟世上有几个常胜将军呢？因此，部分学者看来，诸葛亮斩杀马谡，加剧了蜀汉的人才危机，使北伐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马谡真不该杀吗？诸葛亮斩杀马谡，到底有什么法律依据？

1978年7月青海省博物馆考古工作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一座西汉晚期墓中发现的一批珍贵木简。在这些木简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些失传已久的汉朝军法。

汉朝，是一个儒法结合的帝国，刑法相当冷峻，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例如到汉武帝时，“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大辟四百九条, 千八百八十二事, 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也就是说，在汉朝，能够触犯死刑的犯罪类型到达13472种，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相对于普通刑律，军律自然要更严，所制定的禁令和条款也更多。在孙家寨汉简中，记载了两条军律。而只要触犯这两条法律，只有死路一条。

首先是“违抗将令律”。正所谓“军令如山，无法违抗”。汉朝对于违背将令者，惩罚很严。根据孙家寨汉简记载：

“莫诗( 待)鼓止, 行者不当行而行, 斩将口” 。

也就是说，军队若违抗命令, 不当行而行, 则军队的将领要论以死罪。在战斗中, 对上级的命令故意违抗, 而对作战造成危害者, 不论其危害后果大小, 一律处以极刑。

其次是“擅自退却律”，在战斗中，未经主帅允许，是不能擅自后退的。据上孙家寨汉简载: “ 擅退者, 后行杀之。” ( 0 6 3 )“ 矢前有还顾目北者, 后行杀( 0 0 2) 之, 如杀敌人, 故以后禁前, 是” ( 0 0 9) 这两片简文的意思是, 在失利条件下, 未经将领允许, 而擅自退却、或“ 矢前有还顾目北者” , 由身后兵士对其当场处死, 如同杀敌人一样。对擅自停止战斗者, 犯军职罪, 自当依法惩处。

根据街亭之战的记载，马谡便犯下了这两大必死的军法。

首先是“违抗将令律”。在马谡出镇街亭之前，诸葛亮就曾告诫他，必须依托街亭的城防工事,阻止魏军西进, 争取更多的时间。然而马谡却自作聪明，将重兵撤至距城二百米以外的南山坪上, 使城内空虚。结果被魏国上将张郃轻而易举地拿下城防工事, 然后又派大军围住南山, 切断马谡的水源。由于缺少饮水，蜀军大败，战略要地街亭也为魏军所夺。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

“（马谡）违亮节度, 举动失宜,大为郃所败”。

由此看出，马谡确有违背诸葛亮的将令的行为，杀掉他一点也不过分。

除此以外，根据《三国志·向朗传》记载，马谡不仅违背军令，还临阵脱逃：

“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

此段记载很明显，马谡吃了败仗，不仅没有回到大本营自首，反而还弃军潜逃。反观王平，他力战张郃，最终为蜀汉保存了一定实力。显然，马谡不仅触犯了“违抗将令律”，还触犯了“擅自退却律”，可谓是死上加死，神仙也难赦免。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个注重法治的政治家，崇尚赏罚严明、令出必行的执法理念。在斩杀马谡之前，蒋琬曾劝谏他魏国保留人才，但诸葛亮却斩钉截铁地说：

“孙武所以能制天下者, 用法明也, 若复废法, 何用讨贼邪!”

在诸葛亮眼里，法令是绝对的，不能讲特殊，不能以人废法。马谡虽然有才能，也有功劳，但也决不能因此而法外开恩。因此，著名学者朱子彦才会在他的文章里说：

“马谡必须得杀，不杀不足以立信。”

马谡死后，诸葛亮在军中制定了“ 不从敬令” 的七法, 违者皆罚。他主张“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 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正是由于赏罚严明, 令出必行，才让最小最弱的蜀国，在魏蜀战争中占据主动权，达到三军用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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