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悬崖村在哪个位置？凉山悬崖村

悬崖之上

我出生在某个叫瓦拖的地方，瓦拖，也就是悬崖之上的意思。那属于凉山许多悬崖村中一个，当然没有阿土列尔村那般陡峭，但条件自然艰辛。现在想想获取生存的每一项物资都是够极限的了，但大家又觉得习以为常，生存应该是困难的，改变亦是困难的事。

某一年，乡里有个人来组织村民开会时，信誓旦旦的承诺要让这里通车，人们笑得前仰后合。通公路自然是不敢奢望的，但在97年，乡里某位能人顶着巨大的压力，要牵头为村上通电，摊派下来每户九百多元，老父亲牵着他的耕牛走了一天，赶上绿皮车到西宁卖掉，凑够了九百元。他曾经自带干粮为修建成昆铁路义务出工了俩月，那天回来时他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由于工程进度不同，山的对面略先通电，那天夜里，男女老少聚集在村口望着对岸的灯火通明。不久，有户人家买了个熊猫牌电视，17英寸，黑白。香港回归这天，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没干活，屋子里挤满了村里人，只是没人能讲清楚香港的来龙去脉，绝大多数也听不懂汉话，全凭着一腔热血的家国情怀观赏着，数位参加过自卫还击战的自然最为激动。

时代在巨变，我们也在改变着，只是些许缓慢。某一天，队长在自家门口拉高了嗓门喊开会，所有人聚集后，队长娓娓道来开会的目的，说明有必要集资修建自来水。在场人员表示支持并同意，只是对上次的失败有所芥蒂。我坐在那里感到紧张，生怕组织失败，我已经受够了每天挑着两个5kg的胶桶去数里外挑水，又常常需要数次才够。那时我才十岁，肩上已起茧子，但这是家庭里算是最轻松的活了。队长解释上次是因为水源小，木制水渠设计有缺陷等原因，而这次我们要用胶管，算是晓之以理吧，大家就动之以情了。大家估算了需要多少钱，又摊派下来，规定在约定的时间内凑齐。

第二天，没钱的人家各显神通，有赶集去卖鸡的卖羊的，也有到其它村子的亲戚里借的。只有一位婶婶，背了个背篼默默的走出了村口，她早年丧偶，拉扯着几个孩子，儿子在读中专。生活自然困难，但平时大家也足够多的帮着她。据说她走出村口后，茫然的坐在一核桃树下的乱石堆上，木然的坐了许久，突然发现脚下有颗何首乌叶，她挖了下挖出几根，又继续挖，挖出更多，最后足足两背篼。当时的何首乌值钱，这些何首乌凑够了修建自来水摊派的钱外，还给他儿子寄了一些钱。不久前我去看望她，提起这事，她哈哈大笑，又眉飞色舞的讲了一遍，她幸福的安享着晚年。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村里通了自来水，村口不再有背水姑娘和挑水小伙。

时间来到了98年，集体记忆莫过于那场洪水，暴雨、泥石流、滑坡等改变了山川的原样，从山顶上望去满目疮痍。但对于村民来说，最致命的莫过于水涝导致粮食颗粒无收，秋收时我和母亲牵着马，背着背篼去收玉米，在所有地上转悠一圈后还不够马驮，收成好的年份几千斤是有的，母亲流下了眼泪。不久后，村里有人断了粮，大家互相救急着。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村民辛苦一年后断粮也是常有的事，只是今年来的较早。某一天，老父亲牵着马下了山，两天或者三天后的傍晚，老父亲回来了，驮着一袋大米，诉说这借粮的羞涩与艰辛，母亲也才开始煮饭，那天我们家也断了粮。

不久，在外公的托情下，村里许多男人在领县找到了工作，也就是99年，那年我小学毕业。暑假时我去找外公玩，外公在矿山里做着一个小库管员。有一次，在百无聊赖中我偷偷的坐了拖拉机进了矿洞，拖拉机开了许久才到矿井，也许5分钟，可能也没这么久，恐怖的环境无限拉长了时间。见我害怕，司机指着周围说哪里哪里死了多少人，一路的取乐着我。到了矿井时见到许多村里人，包括老父亲，他们背着矿石一步一步的挪动着上来，倒入拖拉机。傍晚时，他们下班出了洞，灰头土脸，随便擦拭一下后，大口大口的嚼着米饭吃着肥肉，在双层通铺上倒头就睡。

年底时，父亲带着一笔“巨款”回来，一千多元。此时，我初一，已经学会了汉话，但成绩依然一塌糊涂，我无法理解那些汉字的意义。

也许在千禧年，或者更早一点，开始了退耕还林，大家怀着忐忑的心听从了命令，毕竟有限的耕地自古是农民的命根子。最后以粮带赈，只是亩数“几经周折”，即便是陈粮，大家心里还是乐开花的。去年某位领袖去世时，网络上出现了思潮，我想我们能通年的吃上了大米饭始于他的时代。

群居自然是某些历史原因形成的，自有他的优势。但也有明显的缺点，田地总离自己很远，村里的田地从悬崖之上散落到半山，又延伸至峡谷坝子。每家田地都是东一块西一角，很多的田地出工时走上一小时甚至更长，道路也是崎岖爬坡，秋收时马驮人背，雨季时连滑带爬，只有那春季是唯美的，野花在草丛中一点点的点缀着，那时紫茎泽兰还没有泛滥。

翻过这座山就到悬崖之上，这里是二半山，更为陡峭。

在01年时，村民们在二半山种上了甘蔗，甘蔗很甜，一节很长。农忙时他们通常睡在田边废弃的矿洞，回家是件费时的事。但找车拉甘蔗是件不容易的事，他们秉性矜持，又生性沉默，抱只公鸡拿着一包五牛烟，在糖厂附近转悠着，求着货车师傅，动作生硬，样模滑稽。货车有时早晨来，有时中午，更多时候是傍晚。我祈求着摸黑后来，这样我就可以做那个打火把照明的人，不用扛甘蔗，一捆多少得百十斤，从四五十度的斜坡扛上车，是一种煎熬。

那年，他们的收入有了飞跃，我记得我们家有四千多元。财富可能打通了我的筋脉，我突然理解了那些拗口的词汇，复杂的方程式，我学习成绩变好了。但一路走来，许多朋友已经辍学，他们聪明的脑袋总是学不会那些文字和符号。

收完甘蔗后，在乡里的分配和指导下，剩余的土地又种上了烤烟，但烤烟是种精细又专业的经济作物，有时又需要些人情世故，他们总是种不好。后来的多年里，他们总想放弃，但又觉得比土豆玉米等农作物稍有效益。他们就像机器的某个齿轮，无止境的运转着，种烟—烤烟—拉木柴—砍甘蔗，中间夹杂着农作物的春种秋收和畜牧的喂养。

一项政策总能改变一个族群的状态，02年，突然说在峡谷的坝子上要修建20余户移民搬迁房。是山字形的红砖连片房，每户三室一厅，分摊下来要一万余元。许多人盘算着得时，算计着利弊，有人争抢，有人放弃。没多久，他们搬了下来，我羡慕着。放学时，我依然要走着那弯弯曲曲的山路，爬过层层的缓坡，越过溪流，走着3小时的山路抵达那悬崖之上。很快，大家发现悬崖之上的农业和畜牧业顶不上山下那便利的交通。短短数年，他们蜂拥至那狭小的坝子上，拥挤不堪。似乎在一夜间，悬崖之上成了残垣断壁。

残垣断壁

在山下交通真是便利，但每家人守着几分地，又得买地修房，那日子又开始煎熬起来。我磕磕碰碰的读完高中，又步入大学。06年，在幽静的大学校园里，我接到了电话，说他们要外出打工，河南开封的砖瓦厂。以前只在农闲时打些零工，现在走向了职业打工之路。又一个月后，他们打来电话，兴奋的说着买了手机，研究了许久才知道怎么打电话。又说着火车上的趣事，某某因为晕车，一直躺在座椅的下面，某某因为没找到站的地方，卷缩在货架上。后来经常的打，有时几个人轮换着说，听得我耳朵发烫。他们说他们见到了黄河，真的黄，又惊奇农业的机械化，城市灯光的炫目，高楼的压抑。在数年间，他们辗转于工地、电子厂、轮船厂和摘棉花等。后来有人成了焊工，有人成了泥瓦匠，有人回到二半山种植烤烟，有人回到悬崖之上放牧。

他们像群候鸟，深冬时回来，立春时又出去，剩下一群留守儿童，年复一年。如今，有人仍然贫困潦倒，有人修了农村别墅，有人进城买房，村里开始变得堵车。他们被工业化的浪潮裹挟着，不停的改变，唯独不变的是世人的眼光，依然用居高临下的姿态描述着他们的原始，用农业社会的思维分析着这群工业社会的苦力，最后用泼妇骂街的方式唾骂着他们懒惰、愚昧和贫穷。

村里人的房子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惊叹十七世纪的荷兰人，利用人类特有的聪明才智解决自身的劳苦，而自己在十七岁下乡插队时，乡亲父老依然对环境一味的卖苦力，不想着改变吃苦受罪的环境。的确，换个族群生活在凉山，可能早已改变了生活生产方式，解脱了低效率的劳动对人的痛苦和磨难。但历史上，已有多少族群逃离了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