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择端真迹完整版（张择端本工其界画）

张择端是《清明上河图》的作者，这幅画作在现当代被视为中国古代最有名的风俗画，与之相关的研究如画作的内容、作者的国别、该画的递传情况等等，学界都作了系统的探讨，但因为史料的缺乏，使得大多数研究都是以推测的方式来进行。

张择端的名气，当然是源于《清明上河图》的流布，然而他的生卒年代和相关事迹鲜有文献记载，连著录极富的《宣和画谱》中也未载入，这使得后世有了诸多猜测。《清明上河图》的摹本和伪本存世约有三十多个，一般而言，学界大多将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一幅视为原作，该作品后面总计有十三人跋语，其中涉及张择端生平者是金代张著所写之跋：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张著跋。

清明上河图局部(1)　故宫博物院藏

张著在此跋中说张择端是位翰林，东武人，而东武即今山东诸城市。其又称张择端曾经到京城游学，而后学习绘画，所工画种以界画水平最高。张著又在跋中引用了《向氏评论图画记》中的所言，称张择端所绘的《西湖争标图》和《清明上河图》被列之神品，所以收藏者应该郑重地保存。

张著的此跋在后世引起较多争论，因为此跋中提到的《向氏评论图画记》今已失传，该书著录《清明上河图》的上下文如何，如今无法得知。今人对张择端的生平研究只能通过仔细分析张著的所言，而张著说张择端是翰林，但他究竟是哪国哪朝的翰林，后世也没有定论，大多数学者都将其视为北宋末年的翰林，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南宋时的人，甚至还有些学者认为他是金朝的翰林。

清明上河图局部(2)　故宫博物院藏

孔宪易在《张择端非宋人辨》中就认为，张择端是金朝的翰林，他的探究方式乃是从此跋作者着眼，孔宪易首先引用了《石渠宝笈三编》的著录：“张著字仲扬，永安人，泰和五年授监御府书画。”孔宪易着重强调了“永安人”三个字，而后称：“永安这一地方，据《金史·地理志上·大兴府》条云：‘开泰元年（按：开泰乃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号），更为永安析津府。’由此可知，永安这一地名，乃金沿袭辽之旧称，它隶属于大兴府，亦古燕山旧地（按：《大金国志·地理》条云：‘燕山为中都，号大兴府，即古幽州也，其地名曰永安）。’张著在《清明上河图》画卷题跋时，自署‘燕山张著’，正说明他的祖籍。”

接下来孔宪易经过分析，认为“张著本人不可能是北宋的遗民”，所以张著在上跋中称张择端“游学于京师”，这里的“京师”所指也就不可能是开封，为此孔宪易作出这样的推论：“笔者认为，张著所说的‘京师’，是断定张择端是宋人抑或金人的一个重要关键。此‘京师’二字，绝非指北宋京师东京（开封）而言。我们试想，一个世居辽、金京师的人，他能把北宋东京认为是自己的‘京师’吗？为此，假若张择端果是北宋臣工，张著在‘京师’二字上，必冠以‘故宋’‘宋’、‘汴京’诸字。”而孔文中又引用了日本人高阶秀尔的推测：“根据仅有的资料推测，张择端于1085年生于山东省，青年时期去京城汴京求学，后成为画家，还推测他摆摊卖过画。”同时孔宪易注意到高阶秀尔文中的推测中并没有说明他所看到的仅有资料是何文，因此孔认为这种说法大部分不过是沿袭郑氏旧说。

清明上河图局部(3)　故宫博物院藏

为此，孔宪易作出了如下推测：“张择端幼年可能正值北宋与金交替之际。他的生年最早不能超过宣和初年（1119年）。北宋亡后，他已渐长，山东局势逐渐稳定后，游学燕京。”而其最终的结论是：“张著题跋中的‘翰林张择端’，是指金翰林张择端而言，绝非宋翰林张择端。”那么如何解释前人著录中提到该画有宋徽宗的题签的问题，孔宪易的解释是：“到了金章宗完颜璟在位时期，他是一个著名的书画爱好者，并擅书瘦金体，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经后人证明，《清明上河图》的题签及一些题字，都是他的‘御笔’。”

持同样观点者，还有台湾学者刘渊临，他在其专著《〈清明上河图〉之综合研究》中列举出五点理由来证明张择端是进入金朝后才成为翰林，该文中写道：“张择端，东武人，自幼（宣政以前）即游学汴京，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此时已开始画《清图》，并已画成《西湖争标图》）南渡后仍留汴京，自然的成了金人，于天辅五年时《清图》画成，章宗题‘我爱张文友，新图妙若神。素缣该众艺，彩笔画黎民。始自青春早，成年白首新。至今披阅者，宛在上河滨’。大定丙午张著为其题跋时，其时已得翰林职，以后的几位亡金遗老，据此而题诗，元杨准据跋与诗而作记。”

清明上河图局部(4)　故宫博物院藏

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张择端是宋人而非金人，薄松年在《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及时代意义——对王叔惠先生〈谈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文的两点商榷》中，针对王叔惠认为张择端是南宋画家这个结论进行了“商榷”，因为薄松年认为该画作者应当生活在北宋末年。薄松年在文中引用了故宫所藏《清图》后金人张公药的一首诗：“通衢车马正喧阗，只是宣和第几年，当时翰林呈画本，承平风物正堪传。”

对于此诗，薄松年的解读是：“这几句已明明指出张择端是宣和画院中人，这一点，在元至正杨准的题跋里也提到：‘是图脱稿曾几何时，而向之承平故态，已索然荒烟野草之不胜其感矣！’这些材料，虽未说出根据，然而究竟是最早的，距宋代较近的材料，他们也很可能见过《向氏评论书画记》一类的有关著述。”

清明上河图局部(5)　故宫博物院藏

而后薄松年又引用了《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对于《清图》的著录，比如李东阳在跋语中写道：“画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卷首有裕陵瘦金五字签及双龙小印……。”同时指出《天水冰山录》一书也将该画列为北宋，以此说明，张择端为北宋时人。金维诺在《张择端及其时代的作品——读画札记》中也认为张择端是北宋末年人：“《书画传习录》关于张择端‘失位家居，卖画为计’的记载，也可以使我们想见《宣和画谱》遗其名氏的某些原因。因此，我们根据他作品的内容，图卷上的题跋或印记，以及有关的记载，可以肯定张择端是北宋末年的画家，他虽然曾经一度做过‘翰林承旨’，但以后失去了职位，仍然回到民间，做一个依靠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从事他的艺术活动。依据现在已经知道的材料，他的主要创作活动年代是在政和到宣和（1111－1125年）前后。”

对于张择端的身份，薄松年在《关于〈清明上河图〉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浅见》中则称：“《书画传习录》中张择端史料不可信之处还在于认为张择端官至翰林承旨，即其身份非供职翰林图画院，而是翰林学士院之高官，实际上张择端是由士子转为画家的，所以‘失位家居’也就很难成立。《书画传习录》又记《清明上河图》上有金朝皇帝印玺，更与此画流传情况不符。该书中对张择端材料亦未注明出处。……因此，不加辨析的运用《书画传习录》材料而遽下结论是极不稳妥的。”

清明上河图局部(6)　故宫博物院藏

既然该图如此受后世看重，并且还有宋徽宗亲笔题签，那为什么《宣和画谱》中不著录张择端呢？此事早在明中期就有人提出疑问，比如吴宽在此画的跋语中说：

金燕山张著，以此图为张择端笔，必有所据。至后人乃以择端作于宋宣政间。今画谱俱在，当时有如斯人斯艺，而独遗其名氏何耶？大卿朱公，藏此已久。予始获展阅，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但少尘土扑面耳！朱公云：此图有稿本，有张英公家，盖其经营布置，各极其态，信非率易所能成也。

吴宽认为张著既然说此画出自张择端之手，想来一定有相应的证据，为此后人推论张择端应当是政和、宣和时人。既然如此，那《宣和画谱》为什么不著录张择端的大名呢？对于吴宽的疑问，陆完给出的答案是：

清明上河图局部(7)　故宫博物院藏

图之工妙入神，论者已备。吴文定公讶《宣和画谱》不载张择端，而未著其说。近阅《书谱》，乃始得之。盖宣和书画谱之作，专于蔡京，如东坡、山谷，谱皆不载，二公持正，京所深恶耳。择端在当时，必亦非附蔡氏者。《画谱》之不载择端，犹《书谱》之不载苏黄也。小人之忌嫉人，无所不至如此。不然，则择端之艺其著于谱成之后欤！嘉靖甲申二月望日，长洲陆完书。

陆完说他近期翻阅《书谱》，终于明白了《宣和画谱》不著录张择端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发现《书谱》内不收录苏轼和黄庭坚的作品，原因乃是当时蔡京专权，他不喜欢东坡、山谷一类的人物。故陆完以此推论，张择端在当时一定没有依附蔡京，所以《画谱》不著录他的作品及生平事迹。

对于陆完的猜测，后人认为证据不足，比如戴立强在《〈向氏评论书画记〉与〈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代》一文中说：“其实这种解释有些牵强，甚至是猜测和附会，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且不论《画谱》所载之画家、书家难道皆附蔡氏？即便真是蔡氏专权而使张择端不见载于《画谱》，那为什么民间私人记载也一点皆无呢？”

清明上河图局部(8)　故宫博物院藏

既然陆完的猜测不成立，那如何解释《宣和画谱》不著录张择端的问题呢？薄松年在《商榷》一文中认为：“宣和画谱不载张择端并不稀奇，宣和画谱对画家的选录是有一定标准的，北宋很多大画家如高益、高元亨、王道真、燕文贵都没有被选进去。当时也确有很多画家为帝王作应旨的作品，尽管创作出不少的作品流传下来，然而声迹却消失在宫苑之中，如‘供御画’的刘益，富燮也只在‘画继’一书中提了两句。其实他们的才能并不下于当时其他画家，加之，古人作画多不题款，辗转流传，作者声迹就很难保存下来。”而陈传席在《〈清明上河图〉创作缘起、时间及〈宣和画谱〉没有著录的原因》一文中则称：“《清明上河图》也是完成于崇宁末至大观初，这是正确的。这幅画在徽宗手中不久，便到了向宗回手中，没有进入宣和内府，也没来得及赶上加钤政和、宣和二印。《向氏评论图画记》记的是自家收藏的‘名画千种’而非内府中名画。”

陈传席认为《清图》没有被著录的原因，乃是徽宗题签之后，此图便到了《向氏评论书画记》的作者向宗回手中，因此内府没有来得及著录。而薄松年在《关于〈清明上河图〉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浅见》中则说：“过去我曾发现王绂《书画见闻录》中有‘以失位家居，卖画为计’的史料。后来有人据此撰文谓《清明上河图》系张择端‘失位家居’后所绘，而《西湖争标图》（指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金明池争标图》）才是其在画院时所作，这个结论未免轻率。……其实《宣和画谱》对徽宗时代的画家除宗室内官外很少为之立传。况画谱编于宣和二年，很可能《清明上河图》尚未画成，认为《清明上河图》描绘了社会生活就一定在院外完成，未免把问题简单化。”

还有人认为《宣和画谱》不著录张择端，乃是因为《清图》的绘画方式不符合宋徽宗的审美情趣。宁徽宗在《宣和画谱》的《御制序》中明确地称：“是则画之作也，善足以观时，恶足以戒其后，岂徒为是五色之章，以取玩于世也哉。”以此可见，赵佶把绘画视为教化人伦的工具。段玲在《〈宣和画谱〉探微》中指出：“这种‘鉴善劝恶’的理论其旨是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要求绘画作为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一种工具。因此在编写上作者是有选择的，凡选入画谱的作品要对后人有所教育，有所激励，而有些不能对后人有‘劝诫’意义的，一律排斥在画谱之外，御制序在最后表明：‘且谱录之外，不无其人，其气格凡陋，有不足为今日道者，因以黜之，盖将有激于来者云耳。’非常明确地阐述了《宜和画谱》的编制目的是要发挥绘画‘劝诫’人生的社会职能作用。”

《宣和画谱》不收录《清图》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张择端所画该图，从另一种角度上讲是呈现社会风俗，达不到那个时代所提倡的逸品标准，从绘画技巧方面来说，《清图》近似于界画，而这种绘画方式在那个时代被视之为下品。这正如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的所言：“宣和书画学之制，……诸画笔意简全，不摹仿古人而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为上；摹仿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象其物宜，而设色细、运思巧为中；传模图绘，不失其真为下。”

清明上河图局部(9)　故宫博物院藏

看来当时认为，能够将所见事物描绘得极其准确，也不过就是画中的下品，以此来论，这恐怕也是《宣和画谱》中不著录《清图》的原因所在。即使到了明代，董其昌还是认为《清图》缺乏骨力，其在《画禅室随笔》中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皆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笔法纤细，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其实董其昌的所言正说明他对《清图》的看重，因为到了明代，《清图》大受追捧，王世贞在《〈清明上河图〉别本跋》第二跋中写道：“按择端在宣政间不甚著，陶九畴纂《图绘宝鉴》，搜罗殆尽，而亦不载其人。昔人谓逊功帝以丹青自负，诸祗候有所画，皆取上旨裁定。画成进御，或少增损。上时时草创下诸祗侯补景增色，皆称御笔，以故不得自显见。然是时马贲、周曾、郭思、郭信之流，亦不致泯然如择端也。而《清明上河》一图，历四百年而大显，至劳权相出死构，再损千金之值而后得。嘻！亦已甚矣。择端他画余见之不称，附笔于此。”

清明上河图局部(10)　故宫博物院藏

王世贞亦称张择端在宋代没什么名气，其原因也是宋徽宗看不上张择端的画风。然而有意思的是，这幅名画居然还跟王世贞家有着直接的关联，并由此牵扯出许多公案。清顾公燮《销夏闲记》卷上有《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一文称：

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摹赝者以献。先是，忬巡抚两浙,遇裱工汤姓,流落不偶,携之归。装潢书画,旋荐于世蕃。当献画时,汤在侧,谓世蕃曰:“此图某所目睹,是卷非真者。试观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即此便知其伪矣。”世蕃恚甚,而亦鄙汤之为人,不复重用。会俺答入寇大同,忬方总督蓟辽,鄢懋卿嗾御史方辂劾忬御边无术,遂见杀。后范长白公(允临)作《一捧雪传奇》,改名《莫怀古》,盖戒人勿怀古董也。

王忬就是王世贞的父亲，当年《清图》就藏在王家，严嵩之子严世蕃听到消息后强行索要，王忬当然不敢得罪严世蕃，但又不愿意将自己的珍爱贡献出去，于是他找到一位高手临摹了一幅，而后送给了严世蕃。没想到这件事被一位裱画工点破，让严世蕃十分生气，后来借故竟然杀掉了王忬，以至于有人编出了一出戏来告诫人们不要轻易地收藏古董。

清明上河图局部(11)　故宫博物院藏

俗语有云“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王世贞对严世藩当然恨之入骨，在顾公燮的笔记中，王世贞竟然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办法来替父亲报仇。顾公燮在文中又接着写道：

忏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钞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风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迹,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寖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也哉！

《金瓶梅》一书的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至今仍有各种猜测，顾公燮在笔记中将该书作者安在了王世贞的名下，而王竟然用这种办法，令严嵩、严世蕃父子失宠。这个故事究竟是真是假，难以找到旁证，至少鲁迅认为是编出来的，他在《小说旧闻钞》的按语中写道：“凤洲复仇之说，极不近情理，可笑噱，而世人往往信而传之。”

这个故事是否合乎情理，不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能将《金瓶梅》一书的创作跟《清明上河图》联系在一起，也足见此图在明代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被大众关注，所以该图在明代就现了多个摹本，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清明上河图》）临本，余在京师见本有三，景物、布置俱各不同，而俱有意。”而后世根据流传下来的三十多个摹本的各自特点，将它们分为秘府本、粉本和稿本三个系统。

关于秘府本的递传情况，李东阳在跋语中写道：“此图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五字签及双龙小印，而画谱不载。金大定间，燕山张著有跋，据向氏《书画记》，谓与《西湖争标图》，俱选入神品。既归元秘府，至正间，为装池官匠以似本易去，售于贵官某氏，某出守真定，主藏者复私之，以售于武林陈彦廉氏。陈有急，又闻守且归，惧不能守，西昌杨准重价购之，而具述其故云尔。后又为静山周氏所得，吾族祖云阳先生为跋其后。又有蓝氏珍玩，吴氏家藏诸印，皆无邑里名字，不知何年复入京师，予始见于大理卿朱文征家，为赋长句。继为少师徐文靖公所藏，公未属纩，谓云阳手泽所在，治命其孙中书舍人文灿以归于予。其卷轴完整如故。”

几经辗转，秘府本最终归了李东阳，关于后来的递传情况，文嘉在《钤山堂书画记》中写道：“图藏宜兴徐文靖家，后归西涯李氏，李归陈湖陆氏，陆氏父子负官缗，质以昆山顾氏，有人以一千二百金得之。”

清明上河图局部(12)　故宫博物院藏

以此可知，在李东阳之后，该图归了陆完，后来陆氏父子因欠公款，将此图抵押给昆山顾氏，而后被人以一千二百金买去，这个“有人”指的就是严嵩父子，后来严嵩失势后，其家被抄，该图进入内府，又被宫内某人偷出藏在御沟的石缝内，再后来，因下大雨此图被毁。詹景凤在《东图玄览编》中载有此事：“后严氏籍没，图书尽输入大内，世庙不嗜古图书，时朱箑庵酷嗜古图书，意欲尽得之，谋于内庭当事者，遂奏请发。朱氏着令上价。临发，有小内臣业知上河图价重，遂取箱窃此卷，适当事者至，小内臣急以藏御沟石罅中。是日忽大雨，骤长没罅，连二日不歇，雨歇水消，从罅索所藏卷，则已糜烂不可复理矣。”

但是，徐邦达认为这种说法不可靠，他在《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中称：“如果詹说是真的话，那么严氏卷早已不存于世了，我们现在怎样还能见到呢？——现在故宫的一卷，根据题跋源流，确实就是严氏之本——这一个谜，我们现在看一看真迹后面冯保的题跋，就可以恍然大悟了。原来当时有人要谋取它，故意造出这个谣言来，把它‘毁尸灭迹’的。这人是谁？当然就是冯保无疑了。”

冯保的跋语为：“余侍御之暇，尝阅图籍，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观其人物界画之精，树木舟车之妙，市桥村郭迥出神品，俨真景之在目也。不觉心思爽然，虽隋珠和璧，不足云贵，诚希世之珍欤。宜珍藏之。时万历六年，岁在戊寅，仲秋之吉。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监事，司礼监太监，镇阳双林冯保跋。”

对于此跋，徐邦达的解读是：“万历戊寅正是折俸事件发生的后几年，此画不经御赏，也未入朱氏，当然在冯保家中。那么谁能不联想到‘玄览编’上所说的事上去，而认为是他暗中获取，故放烟幕呢？在事实上，能够买通内线，盗取宝物的，也只有像冯保这样权势赫赫的东厂太监，方始敢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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