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敬玄家族墓志铭（唐长安弘福寺拾遗）

电瓶车厂和城墙位置图

1982年3月，在位于西安市莲湖区丰禾路的西安电瓶车制造厂大门内，管理员侯长宗在修理下水管道时，挖出了一通石碑，确认为唐碑后上缴西安文物征集处，存放在小雁塔内的一个小院内，2000年移交西安市文物考古所。这就是《大唐弘福寺故上座首律师高德颂碑》，该碑由许敬宗撰文，郭广立书，唐显庆元年十二月八日立碑，是研究唐代佛教的重要史料，也印证了弘福寺在修德坊西北隅的历史记载，使唐弘福寺再一次引起了世人关注。

唐长安弘福寺是玄奘三藏法师的首个译经场，从而奠定了弘福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据《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寺内有寺僧怀仁集王羲之字的唐太宗《圣教序》及唐高宗《述圣记》的石碑，现收藏于西安碑林。此碑文是和尚怀仁收集王字摹刻而成。是研究王羲之书法的重要碑刻。此碑不仅为唐人所重，也是现代书法爱好者的朝圣之物。

据史书记载，碑的另一面曾镌刻有贺兰敏之书写的《金刚经》，现在已经看不到了。贺兰敏之即武敏之，其人“年少色美”，是武则天的外甥、韩国夫人武顺的儿子，魏国夫人贺兰敏月的哥哥，袭爵周国公。虽为皇亲国戚，但品行不端。据《旧唐书-武承嗣传》记载，武敏之私通外祖母、强奸太子未婚妻，因“逼污”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被发配雷州（海南岛），行至韶州（韶关）用马缰自缢而死。把他书写的《金刚经》镌刻在唐太宗《圣教序》的石碑上，肯定是不合适的，推测在唐代武敏之获罪后就已被磨去了。

西安碑林收藏的另一通弘福寺碑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出土于明万历年间，因出土时缺少上半部，故称《半截碑》，也称《镇国大将军吴文碑》，也是集王羲之字，徐思忠刻字，立于唐开元九年。

《大唐弘福寺上座首律师高德颂碑》的出土地，是在唐长安弘福寺的遗址范围内。《唐两京城坊考》中记载：“修德坊 西北隅，兴福寺。贞观八年，太宗为穆皇后追福，立弘福寺。神龙元年改兴福寺。”弘福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也是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一个关注点，因为西安城是唐城还是明城还在争论之中，是否在明代北扩、东扩还有没有搞清楚。

现在的西安城墙建于何时有两种说法，一是唐末韩建筑长安“新城 ”；二是明初拓建。

据《长安志图》记载：“新城，唐天佑元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阳，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修子城，即皇城也。”这就是现西安城的前身。

现在主流的意见认为西安城墙是明代所筑，主要依据是《明太祖实录》中的记载。其卷十八中记载如下：“陕西城池已役军士开拓东大城五百三十二丈，南接旧城四百三十六丈，今欲再拓北大城一千一百五十七丈七尺，而军力不足。西安之民耕获已毕，乞令助筑为便。”也就是说在明代，西安城墙又向东和北进行了拓建，因而应该是明城墙。

西安城墙是唐城墙、还是明城墙的争论，主要的分歧点就是西安城墙在明代是否向东、向北拓建。提出这样的质疑也是有依据的。清嘉庆年间的《咸宁县志》卷四中就记载有“按：宋城，即天佑元年韩建所筑，今城因之。”明确记载了从宋至清，长安城墙没有变化，仍是唐天佑元年韩建所筑的唐城墙。

《咸宁县志》卷四中记载“则天佑筑城时已越皇城而东，与今城无异。” 认为在唐末筑新城时就已经在皇城的基础上向东拓展了。资圣寺的位置也对唐末东城墙向东扩提供了支持。

也有学者对明代拓城长度数据进行了换算，其长度和现城墙长度相符。因而将“拓”理解为“拓展”是不合理的，理解为“拓筑”则与现东、北城墙相符。也就是说在明代并没有将东、北城墙移位拓建，只是在原址上进行了拓宽加固而已。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由于弘福寺地处修德坊西北隅，位置紧邻唐皇城并和皇城北城墙齐平。这次唐碑的出土地点，也是在修德坊的范围之内。弘福寺遗址的位置是证明西安城墙没有向北拓展的重要证据。

张一冰

2018-5-15

电瓶车制造厂建于1959年，占地约38亩。建厂时地面已无任何古建筑遗存。

西安电瓶车制造厂位于丰禾路上的永宜路。 西安电瓶车制造厂位于丰禾路上的永宜路。

放车处就是１９８２年唐碑出土的地点

拜访电瓶车厂老职工

厂区和铁路间的绿化带

从绿化带可能看到铁路

永宜路菜市场

丰禾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