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之子现状（李大钊一生没有积蓄）

文｜安平君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张作霖政府逮捕。逮捕之后，张作霖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对于张作霖而言，如何处置李大钊成为两难。当时的意见主分两派。其中一派认为应该交军法处分，奉方反对的都是赤党，国共赤党北伐已经属于颠覆国家政权。另一派认为应交给普通法庭，因为逮捕的是文人，而非军人。最后，张作霖决定由普通法庭审理。不过，所谓审判只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做法。审判之前，张作霖询问手下各将领应该如何对李大钊判刑。张宗昌、孙传芳主张严办，其中一人主张电请量情法办，山西阎锡山则没有回电。

其后，张作霖政府组成联合法庭，由安国军总司令军法处、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京师警察厅等会审，不过，审判仍取秘密形式，不准旁听，审判人包括政府军事部部长何丰林，安国军总司令部执法处处长颜文海等4人。

当时对方询问，赤党在北方区一共设置多少个党部？李大钊称，号称90个，实际只有13个，而他对于北京市区党部、区分部的情形都说不清，只知道区党部一共有9个，学校内部有区分部，人数不一定，但具体有什么人不清楚。

除此之外，还涉及李大钊的国共派别身份问题。李大钊承认是国民党左派，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对方询问国共的党派分合，李大钊认为国民党崇尚三民主义，共产党崇尚共同生产主义。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部分为左右两派，左派拥护民众利益侧重于照顾工农利益，右派不注重工农利益。左派和右派都在北京设置党部，但后来右派党部取消，左派和共产党人进入俄国大使馆，主要目的是发展党员训练党员，左派与共产党是混合的而并非分离的。

总之，李大钊主要谈南方国民党的情况，对于北方的情况，基本不谈。他说，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先后由谭延闿、汪精卫负责。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左派首领，与一般人主张的共产主义反而不同。他说，英国矿山事业非常发达，英国用合法手续将其转为国家经营，避免被一两个人垄断。所谓共产，并非如外边所说，将他人的产业变成自己的产业，而是共同生产的意思。

李大钊（左）与吴佩孚（中）等人合影

李大钊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将中国作为殖民地，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市场。如果中国的国民革命完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取消，他们国内的资本制度必将受到重大打击，必将产品滞销，造成国内社会革命的可能。因此，中国革命成功，也可能会造成英美各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世界性意义。

审判者询问李大钊是否反对现在的政府，李大钊理直气壮地承认，表示当然反对。对方询问如何与苏联接洽，李大钊只承认天下人尽知的苏联为国民党训练党军、军队用苏俄教员，其他一概不说。询问党的经费来源，李大钊坚决不承认拿俄国人津贴，认为本党自有经费，不需要俄国人津贴。自己月薪150元，由远东银行、中国银行从南方汇来，以避免“卢布党”的口实。对方反复打探，并拿出北京市党部的账册，询问其中收“外友”款项系何意，李大钊只说不知是李石曾从哪里张罗来的。审判官费尽心思，却得不到一句有用的消息。

审判当天下午一时宣判，判处李大钊、谭祖尧、邓文辉、路有于等21位国民党、共产党员绞刑。

1927年4月28日下午1时50分系行刑时间，地点在司法部街后身的地方厅看守所内。据媒体报道，对方首先将李大钊送上绞刑台，李大钊知道已经不免一死，神色自若，请以纸笔来，希望写一封遗书。然而执行者说，此时已晚，由不得你了。李大钊无言，面无惧色，执行者令其脖子伸长，李大钊从容就义。据报道：“二十分钟始绝，余人见此情形，尽失色。”3个小时，才将20余人执行完毕。

李大钊被捕的时间是4月6日，还未有“四一二”蒋介石“分共”之事。李大钊死讯，对于上海的蒋介石来说，可谓是一大快事。一般传说，蒋介石曾经给张作霖打电报要求处死李大钊，不过似乎只是传言。如今蒋介石日记已经解密，并未看到任何相关记录。此时，武汉汪精卫尚未“分共”，李大钊之死曾引起武汉政府悼念。由于李大钊“学问甚博，为人朴素诚实，其品行人格颇为一般人所尊敬”，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顾孟余等也都极尽哀悼之能事。冯玉祥听到李大钊的噩耗后，老泪纵横，全军戴孝。据当时媒体说，至于陈独秀，反而似乎并无过多表示，盖认为李大钊比较“右倾”，与自己的思想有些距离。

1920 年3 月14 日，胡适（右二）与李大钊（右一）、蔡元培（右三）、蒋梦麟（左一）在北京西山卧

李大钊仗义疏财，没有积蓄。他当年做北大教授薪水很高，但是除了基本生活费之外，都分给了穷学生和朋友，总是你三块他五块地给。因此，李大钊身后处境凄凉，没有积蓄留给子女。当时有记者采访李大钊夫人，发现这位共产党党魁竟然没有家，只是租房子住，甚至马上要被赶走：“闻该寓业已退回房东，因尚未租出故，仍暂住该处。唯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灰尘满室，景象极其凄凉。李妻回寓后，首先某前总长夫人赶至慰问，目睹惨状，为之泪下。”

由于国民党最终“分共”，以及共产党活动转入地下，李大钊死后极为凄凉，无力安葬，一直放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内。1933年4月，李夫人恳求北大校长蒋梦麟设法安葬。蒋梦麟筹款六七百元，将其灵柩运到西郊香山万安公墓安葬。当时，参加出殡的有五六百人，教育界有蒋梦麟、马裕藻等，其余多是青年学生。据报道，当时棺前挽联：“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为革命而牺牲，为革命而奋斗，死固无恨。”这确是李大钊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