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

文/张曙

1975年初，1973年复出后逐渐走入中国政治舞台中央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排除重重困难，以巨大的革命魄力、势如破竹的气势，大刀阔斧地领导铁路、钢铁、国防科技、军队、工业、农业、文艺、教育、党组织等方面的整顿。1975年的全面整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和人民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的一场重大斗争，不仅有力地加速了“文化大革命”走向终结的历史进程，也为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作了更为直接的准备，被历史学家誉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关于整顿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1991年8月20日，邓小平在与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到发现和使用人才重要性时说：“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邓小平所说的1975年他使用的几个人才，就包括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胡耀邦在内（除胡耀邦外，还有时任铁道部长万里，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教育部长周荣鑫等）。1975年7月，邓小平作出“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的指示。刚在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结束的胡耀邦便被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参加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派胡耀邦到科学院领导整顿，这是邓小平、叶剑英等深思熟虑的决定。其时，中国科学院在“造反派”控制下，已是百孔千疮。“文革”前的130个研究所，只剩下30多个，高级研究员178人只剩下不到40人。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数被扣上“走资派”帽子，备受残酷折磨后都已“靠边站”。大批科技人员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科研和各项业务都已停顿，院机关和各研究所多半由“四人帮”帮派分子掌权。

整顿工作如何开展？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之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接见他时，就转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向派性作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并要求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后，在三个月内完成三件任务：一是了解情况，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尽快向中央和国务院进行汇报；二是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准备向中央提出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

在胡耀邦7月22日到科学院后，邓小平仍不时提出指导性意见。8月12日，他在听取胡耀邦汇报时强调：“主要先抓科学院本身的问题，要重点解决派性问题”，“还有班子问题”。 8月27日，他叮嘱胡耀邦：要发动群众，什么事，群众起来了就好办了，不管搞（掉）派性，搞规划，都是这样。可以先落实政策，搞好班子，要挑选有学问、有劲头、有组织能力的搞科技工作。考虑到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邓小平还多次提醒胡耀邦：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平稳一点。

胡耀邦积极贯彻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方针，与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李昌、王光伟首先着手准备院领导班子。他们果断地取消了“列席常委”。中央又先后从国防科委系统调王屏、刘华清到中国科学院，参加核心小组，分管政治和业务工作，后来又增补了原来在科学院工作的武衡、胡克实、郁文、秦力生等。10月，党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的组成，由郭沫若担任组长，胡耀邦任第一副组长，李昌、王光伟、武衡为副组长。科学院领导核心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82年12月20日，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中共中央胡耀邦和邓小平亲临祝贺。

胡耀邦还旗帜鲜明地反对派性，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大力扶植科技人员。经过大量工作，科学院在4个月时间里，为800多人落实了政策。同时，他抓紧进行思想整顿。针对“四人帮”一伙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批判“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做法，搞的“三面向”、“开门办所”等错误方针，胡耀邦尖锐指出：“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的。”“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对科研事业着急的人，才有党性，才有爱国心。”“科研人员搞科研就是结合实际”，不一定要到工厂农村去。胡耀邦还强调：什么叫“白专”？知识分子在科学上有成就，没有派性，不争官、争权、争名、争利，就有可学习的地方。搞派性的人才是白而不专。

这期间，胡耀邦以主要精力，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先由胡耀邦提出总体思路，由李昌、王光伟、胡克实等人分头起草，再由吴明瑜、罗伟作助手，按照胡耀邦意见进行文字综合。最后，由胡耀邦逐字逐句审定。从7月20日至8月11日写成第一稿，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广泛征求意见后作了修改，于8月15日印出“第二次讨论稿”。再次征求意见后，8月17日，修改成第三稿，由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联名上报邓小平。《汇报提纲》鲜明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战线上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科技人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文件还指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

对《汇报提纲》，胡耀邦倾注了大量心血。8月17日他在写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汇报提纲》“我们反复多次修改”，“有些地方吸收了参加讨论的一百多位同志的好意见。”“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用一句老话说是拼了一点儿老命的。”信中还说，“这一稿有几个关键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正，祈望得到你对我们展开工作的支持。”

邓小平对《汇报提纲》非常重视。9月3日他在谈到《汇报提纲》时说：这文件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在《汇报提纲》起草过程中，他多次提出意见。据参加过《汇报提纲》等文件讨论、修改，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回忆：“《汇报提纲》写作的时间很长，修改的稿次最多，邓小平对这个文件也特别关注，花的时间很多，谈的意见很多很具体。邓小平显然是希望它像铁路、钢铁行业那样，成为全面整顿的又一个突破口，把斗争的锋芒伸向‘四人帮’直接控制的文化教育领域。”

8月12日，《汇报提纲》第一稿写成第二天，邓小平就听取了胡耀邦的汇报。在胡耀邦边读边讲时赞赏地表示“很好”，并且说：“科技工作很重要，第一次汇报，长一点也可以。”

在看完胡耀邦等8月17日报送的《汇报提纲》第三稿后，8月26日，邓小平即找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专门商谈修改《汇报提纲》的问题。邓小平说：耀邦、李昌他们的稿子涉及问题太多，不必要地太锋利，站不稳。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邓小平还叮嘱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讲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邓小平指定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汇报提纲》。8月27日，他又把胡耀邦找去，告诉胡：“《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修改工作由乔木办，你催着点。”9月2日，胡乔木拿出由他亲自执笔的修改稿，即《汇报提纲》第四稿，改名《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报送国务院审议。

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并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胡耀邦首先汇报文件的起草情况。汇报中，邓小平多次插话。在胡耀邦汇报到科技人员生活上存在实际困难时，邓小平说，不是一般问题。高级人员的房子被占了，修房子。在胡耀邦讲到有“辫子”时，邓小平笑着说，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说过我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有时说错话，办错事。邓小平鼓励胡耀邦等人要有信心，要相信大多数。他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是95%，相信这一点，最后是99%以上。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他赞同《汇报提纲》所提观点和加强科研工作的各项措施。他强调：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会上原则通过了《汇报提纲》。会后，胡乔木等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9月28日改出第五稿。以胡耀邦、李昌、王光伟三人名义上报，由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胡耀邦和邓小平在一起。

《汇报提纲》上报毛泽东后，毛泽东在审阅时表示，其中引用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他不记得在哪里说过。10月24日，毛泽东把《汇报提纲》退给邓小平。在毛泽东对《汇报提纲》不满的同时，以毛泽东侄子毛远新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及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清华大学刘冰等反映迟群等的信为触发点，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全面整顿被迫中断。邓小平与胡耀邦受到批判，不久被停止工作。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被称为“三株大毒草”（另两株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之一而遭到全面批判。

尽管如此，无论是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还是领导科学院整顿的胡耀邦，他们在整顿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敢于斗争的勇气，感染着、鼓舞着、长久地影响着人们。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9个月中，多次要求:“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他自己身先士卒，在不同场合多次说：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但我不怕被抓辫子；“不外乎被打倒，要打倒就打倒我”，“大字报一万张都不怕”。胡耀邦在主持中国科学院整顿的120天中，走访了30多个研究所，作了40多次动员讲话。据他的秘书梁金泉回忆，胡常拿一个冷馒头，中午就喝一点水，在沙发上稍微坐一坐，看看报纸，休息一下，接着就干，天天这样，连胃疼也顾不上。正是这一种精神影响，使得“批邓”在科学院批不起来，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在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科学院更走在了拨乱反正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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