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臣恭亲王（恭亲王奕䜣晚清最后一位贤王）

对于历史上的某些关键人物，或重大历史瞬间，常常会让我们这些历史后辈们感到一种莫大的唏嘘与喟叹。他们在权力场中的失意，不仅埋没了自己，就是对历史而言，也足以形成永久的遗憾。

奕䜣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他本来可以有更大作为，甚至能够顺顺当当地从道光手里接过皇位，承嗣大统，成为晚清一位极有作为的皇帝，挽狂澜于即倒，但还是与皇位擦肩而过。

论才具，奕詝远不及他，显然，道光对这位极富才具，又果敢进取的皇子既欣赏，又喜爱，一度想传位于他，但奕詝毕竟年长，又是皇长子，且为皇后所出，让他举棋不定，最终一念之差，大清朝失去了最后一次力挽狂澜的好皇帝。奕詝被扶上皇位，自然要归功于授习师傅杜受田“藏拙示孝”的指点，果然，这番“仁孝”的举动让道光颇感欣慰，认为符合仁君的标准，奕詝接过大位，成为大清第九代皇帝，改元咸丰。

费了好大的劲儿，总算把这么一个棘手的烂摊子收拾下来。这下皇帝总该回銮了吧？不行。他上折请求奔赴行在，请安面奏，得到的旨意仍然是“毋庸奔赴行在”。兄弟俩直到最后关头也没能会上一面，进行一次推心置腹的密切交谈，冰释前嫌。这是奕䜣仕途生涯中个人荣辱的第一次受挫，但相较于给大清国的日后政局带来危险前兆无疑要更为致命，没有他的这次退出军机，便无日后肃顺的幸进，退一步讲，即便肃顺在御前当差，有心揽权，则以他恭亲王的地位，足以裁抑。咸丰驾崩，他必以懿亲身份“顾命”受托，不仅绝无“政变”之可言，自然更无“垂帘”之变局，“祖制重顾命”，“垂帘”原是他与慈禧合作的条件之一，倘然他在“顾命大臣”之列，一定也跟肃顺、载垣一样，对“垂帘”之议，持坚决反对态度。“辛酉政变”实在种因于他们兄弟失和，其间牵涉到帝位、亲情、礼法、隐衷，重重因素纠结在一起，构成了复杂微妙的过程，也影响了清朝后期政治历史的国运。

一场“辛酉政变”，总算将朝局从危急关头拉拽回来。他被授为议政王、军机领班，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集军政、外交、皇室事务大权于一身，总揽朝政，这是他一生最风光的时期，大清江山几乎是靠着他一个人的才具，众结同心，获得了极大支撑。于是，“同治中兴”出现了。

他的才具与朝野威望开始越来越受到自私贪权的慈禧的忌惮，从此他开始不断地在罢免与起复中起起伏伏。

同治四年，在议政之时与两宫太后据理力争，毫不退让的态度触怒了隐忍已久的慈禧，终于以“贪墨、骄盈、徇私、揽权”之名，“革去一切差事”，“毋庸在军机处行走”。

十三年，同治皇帝亲政，不顾一切地重修圆明园，又借机常常微服出宫，四处游乐，因恼于军机、御前联名劝谏，一道诏书又将他重重罢免，安下“辄无人臣之礼，且把持政事，离间母子”的罪名，革去他的亲王世袭罔替，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并撤出军机，开去一切差事，并其子载澂革去贝勒郡王衔。事情闹大开来，两宫震惊，虽然第二天在两宫太后的反对下此谕被撤销，到底还是从亲王降为了郡王。

光绪十年，秉政二十余年的慈禧越来越感到他在朝中的威望与坚持原则的态度成为自己独断专行的巨大障碍，借口在处理中法越南战争问题上用人不当，因循贻误，罢免了以他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他再次被开去一切差事，只保留世袭罔替亲王，令居家养疾，同时扶持小舅子暨嗣皇帝光绪生父奕譞，凡一切军国大事军机须与奕譞商办，史称“甲申易枢”。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军机与奕劻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无论能力、见识、威望都与原班人马相差甚远，对慈禧唯命是从。

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束手无策的清廷在危急中再次起复在家赋闲十年的奕䜣，然而败局已定，奕䜣虽极力调停，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与日本签下《马关条约》。

二十四年，奕䜣旧疾复发，在恭王府病逝，享年65岁，一代能臣，在历史的洪流中终于被淹没，他还来不及目睹紧接发生的历史大变动，就巨擘倒地。

他的一生几乎都在罢免与起复的反复中不断重演，而军务、政务、洋务，里里外外都靠着他一个人在操心打理，没有他，整个大清都将在纷繁错乱的内忧外患中永无宁日，有人叫他“鬼子六”，也有人说他是晚清最后的一个贤王；有人说他权欲心太重，也有人说他一心只为大清；还有人说他保守，更有人说他是最早的开明派……历史本身总是充满诡谲的辩论，混淆了视听，但有一点无可置疑，清朝自他之后，再也没有出现一位像他这样有才具有魄力的人物，他的存在，为大清硬是延续了近乎半个世纪的国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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