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江姐简介400字（经烈火红岩永生）

二　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红岩》小说现象

1961年，小说《红岩》等描写革命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相继出版。罗广斌^[1]等人把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在烈火中永生》，在众多著名文学家的帮助下，改编成为小说《红岩》。罗广斌作为从白公馆脱险的革命志士，为宣传死去的战友的革命精神，从一个讲故事的人转变为一个专业作家，体现了倡导革命英雄主义、树立远大理想的国家行动。小说《红岩》描写了关押在国民党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他们面对国民党的审讯和折磨，绝不屈服，绝不背叛，绝不怕死的斗争事迹，表现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大无畏精神，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展现出信仰的力量。

中国青年出版社为建国十周年准备出版计划时，从罗广斌等人口述报告《在烈火中永生》发现了这里面的人物事件非常感人。因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派人到重庆找到罗广斌等人，要求他们把自己的故事稿改写成长篇小说。从现在能够找到的众多资料来看，罗广斌等人创作小说《红岩》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从他们自己写到上级部门组织人指导帮助他们写，从情节内容的设计到具体人物的塑造，个人的写作行为变成了一种思想文化建设和开展传统教育、革命文化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的国家行动。

当这本书稿在全国许多知名的文学家、川东地下党老同志的关心支持下定稿后，这本书的名称还经过当时的重庆市委常委会的审定。1961年，重庆上清寺中山四路重庆市委常委会议室，市委常委们正在就一本即将要出版的图书名称进行讨论。之所以这样重视一本图书的书名，是因为图书内容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参与者刘德彬当时在全国所作的《渣滓洞、白公馆革命烈士在狱中斗争事迹》的报告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效果，根据他们的报告编辑而成的《圣洁的白花》《在烈火中永生》《禁锢的世界》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本书的创作出版已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茅盾^[2]、巴金^[3]等知名作家对书的创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因此，书名在反复讨论设计数次都不满意的情况下，提交到市委来讨论。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认为：这本书不仅是狱中斗争，而且是国统区党的工作的缩影。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定要注意这段历史的连续性，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红岩”，这在重庆乃至在全国都是有影响的。

最后，市委常委会决定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的地名——“红岩”作为书名。市委书记任白戈说：“今后人们看了这本书就会想到重庆，提起重庆就会说到红岩。”^[4]

1961年出版的文学小说《红岩》是历史与艺术的最典范的结合，它立即被脍炙人口的快板书、评书、京韵大鼓所改编，诗歌、散文、长诗、连环画、木刻、剪纸紧随其后。于是，小说《红岩》的内容迅速地被文学艺术领域所涉足，国内争先恐后地开展二度创作，一大批红岩作品相继问世，极大地传播了红岩精神。首先是重庆歌剧院改编为歌剧《江姐》，其后空政文工团到重庆体验生活，1964年又创作出乡音极其浓厚的大型歌剧《江姐》。话剧、京剧、豫剧、汉剧、黄梅戏、川剧等各剧种纷纷将其改编。196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又推出以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甚至一些地标、企业也以“红岩”冠名，如红岩汽车、红岩墨水、红岩街道、红岩影院等，许多企业、社区均以“红岩”冠名。

小说《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等烈士在歌曲《红梅赞》的赞美下成为一个个共产主义信仰无比坚定的杰出代表。文学艺术的社会引导作用在中国社会发挥着空前巨大的作用，烈士形象几乎成为每个人的奋斗价值坐标参照系。

1964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江姐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小说《红岩》再出版立即在全国引起了热销和改编创作的高潮，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学艺术活跃的高潮。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形...

《人民日报》1962年12月2日，李希凡在《剪裁、集中和再创造——谈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红岩〉的改编》一文中写道：

《红岩》，这本公认为撼动心灵的“共产主义科学书”，在它出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已经风行全国，有口皆碑，虽然书的累计印数突破了三百万册，达到了解放以来长篇小说发行量的最高数字，却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大概也正是这样的缘故吧，阅读的热潮又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有力地冲击着戏剧艺术，不少戏剧工作者满怀热情地把《红岩》搬上了不同剧种的舞台。据统计已经有二十几种有关《红岩》的戏在全国各地演出。

《浙江日报》专门开设了《红岩风格赞》专栏，其中1962年4月7日第三版，阎纲写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歌》一文中说：

《红岩》没有把最容易追求离奇的情节惊险化，没有把最特殊、最尖锐的斗争一般化，没有把人物神化或丑化。它忠实于生活真实的描写，忠实于人物形象以及人物与环境关系的真实描写，把这作为自己作品的命意和艺术创造的基础和出发点。《红岩》里描写的生活和人物，原来在作者的心里就是活生生的，因而才可能有作品里一系列的具体描写：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具体的关系与具体的矛盾。最后，用具体的斗争方式解决了集中营里（具体的一连串的、大大小小的、此时此刻的）冲突，既不同于战场、工厂、学校，又不同于其他时刻、其他地方的集中营。

《四川日报》1962年8月19日，殷白在《读红岩》一文中写道：

《红岩》艺术创作上的几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塑造了一组具有共同精神品质的英雄人物，从而形成了强烈的形象的集体感；第二，通过尖锐的敌我矛盾冲突的描写，展示了英雄人物性格的光辉灿烂和政治上的高度成熟；第三，围绕监狱斗争和革命者的狱中生活的富于革命精神的抒情和人物特写。

《云南日报》专门开设了两个专题：笔谈《革命烈士诗抄》和《红岩人物赞》。其中1962年12月6日第三版，黎方写的《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

小说《红岩》的封面是引人注目的：在一座红色的山岩上，屹立着一株挺拔的苍松，它象征着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革命气质和威武不屈的光辉形象。正是他们，用英雄的热血，染红了山岩，染红了祖国的大地。这深厚的意境，给了国防文工团、云南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和云南省川剧团^[5]的戏剧编导者、表演者以很大的提示。以话剧来说，话剧《红岩》第一场的环境，安排在重庆江北，窗外嘉陵江的对岸，就是有名的红岩村，戏一开始就借成瑶之品点了题：“我一看到红岩村，就想起了中共办事处。红岩村，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啊！红岩，红岩，你象征着革命的意志，你引导着广大的青年……”戏接演下去，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矛盾冲突的更加尖锐，编导者和表演者更把这如苍松一般的光辉形象，一次又一次地再现在舞台上。

《新华日报》1962年11月4日第二版《观众爱看优秀现代剧目——文艺界座谈话剧〈红岩〉演出盛况》一文中报道：

南京市话剧团在宁上演的现代剧《红岩》连满四十余场，观众达四万五千多人。最近，南京市剧协特为《红岩》的演出邀请省、市文艺界和驻宁部队戏剧工作者举行了座谈会。南京市话剧团已于六月结束在宁演出，他们将《红岩》稍加整理后，将带往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巡回演出。

《红岩》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书中英雄人物的光辉斗争事迹，气势磅礴，惊心动魄，悲壮感人，是一部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的生动教材。

1962年2月17日，中国青年报组织了部分读者举行座谈会，在会上，机关干部陆石发言“不怕鬼的英雄谱”，他说：“这是一部写斗争的作品，写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人和鬼的斗争，共产主义者与反动派的斗争作品……中国人民是有理想、有志气的人民。只有有最远大理想的人，有革命志气的人，最不怕鬼，最不怕死。”

时任北京农业大学团委副书记林黎奋在“思想改造贵在自觉”的发言中说：“小说《红岩》中的人物参加革命，有一定思想基础。他在大学里，从马列主义著作中，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知道无产阶级最有前途，也晓得阶级出身不能决定一切，只要加强改造，一个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同样可以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一找到了共产主义的真理，就决心为这个真理奋斗到底。”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革命精神，它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巨大的思想价值。小说《红岩》以重庆解放前夕、狱中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严酷的革命斗争为主要内容。小说《红岩》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以真实人物为原型，书中人物通过各种形式被演绎为一个个艺术形象走进社会、走进群众、走进生活，传递着红岩精神，在各个时期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精神生活。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时期的新中国，对革命英雄、革命烈士、革命先辈的崇敬铸就了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平，对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精神境界进行了极大的提升。红岩精神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反映，是在民族传统道德继承、积淀中升华的、最积极向上的一种民族精神；是党走向成熟，走向发展壮大时期的产物；是党提出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三大法宝的具体表现。

围绕小说《红岩》而展开的持续不断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红岩》小说现象，彰显了广大中华儿女对红岩精神的传承与弘扬。红岩精神影响了几代人，在今天依然是人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源泉。

《红岩》小说中的江姐

我们来看一下小说《红岩》中的江雪琴：“这个女同志是个安详稳重的人，不到三十岁，中等身材，衣着朴素，蓝旗袍剪裁得很合身。”江雪琴的原型就是烈士江竹筠。

小说中描写她目睹了丈夫被害，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的情节：“是眼神晕眩，还是自己过于激动？布告上怎么会出现他的名字？她觉得眼前金星飞溅，布告也在浮动。江姐伸手擦去额上混着雨水的冷汗，再仔细看看，映进眼帘的，仍然是那行使她周身冰冷的字迹：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老彭他不就是我多少年来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战友、同志、丈夫么！不会是他，他怎能在这种时刻牺牲？”小说中创作设计这一情节，是为了突出江竹筠坚毅内忍的性格，以及压制悲痛继续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历史上，彭咏梧被杀害后，头颅被敌人砍下，挂在城门楼上示众，这是真实的情节。但是江竹筠由重庆返回下川东时并没有见到，而是通过彭咏梧亲戚家的联络站得知这一噩耗的。

小说当中真实地描绘了江姐在丈夫牺牲以后，她内心无比悲痛却又坚毅而隐忍，如小说中描绘的这样一个情节：“华为拿着酒瓶回来了。老太婆斟了一个满杯，递给江姐，又斟了两杯，一杯给华为，一杯自己举起来：‘江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也代表老彭，给你洗尘。’江姐没有想到对方又提到老彭，她心里一时竟涌出阵阵难忍的悲痛，嘴唇沾了苦酒，默默地把酒杯放下了。她悲痛地感触到对方也有隐藏的苦衷，她不忍心当面刺伤老太婆苦苦的用心，勉强吃完那碗说不出滋味的菜饭，便轻轻放下了筷子。”^[6]

小说《红岩》中关于江姐得知彭咏梧牺牲后的情感塑造，向我们还原了江姐的真实情感世界。小说中是这样描绘她内心的坚持，“我希望，把我派到老彭工作过的地方……‘前仆后继，我们应该这样。’回答的声音，是那样的刚强”^[7]，事实上，江姐正如《红岩》中所描绘的那样坚定而决绝，“临委考虑江竹筠不能再去下川东，因为她去很容易暴露，而且孩子太小，需要她照顾。再三要她留重庆工作。好心的朋友也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她自己也知道此去有危险，可是她坚持要去：‘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临委只好同意她的要求”^[8]。

我们再来看看江姐的战友卢光特的回忆，彭咏梧牺牲后，战友老吴告诉了江姐，“关于不幸事件的传说。她极力镇定自己，只在夜间禁不住隐隐啜泣”。后来江姐和战友小卢从万县搭轮船回重庆的途中，“在船上，竹筠沉默少言，尽量抑制悲伤。晚上他们和衣躺在船舷走道上，共盖一条被子，上有寒风刺骨，下有铁板冰人。她把被子的一半推给小卢，自己睡在外边挡风。小卢的脚露在外面，她又脱下毛衣给搭上。小卢咳嗽，她询知小卢患有慢性病，仍在农村艰苦斗争，心疼地说：‘你身体不好，到重庆后一定要去医治一下。’并立即写了一张条子，叫他去找陈作仪——竹筠的一个联络点，要陈负责给小卢检查治疗。她强忍住自己的巨大悲伤，像往常一样用极大精力去关心别人。她把减轻别人痛苦作为战胜自身痛苦的一种力量”^[9]。

小说当中还真实还原江姐在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后，表现出的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战友们为之钦佩，受之鼓舞。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给江姐写信表达他们的敬佩之情，其中何雪松代表难友们写给她的《灵魂颂》^[10]在渣滓洞集中营里久久流传。

你是丹娘的化身，
你是苏菲亚的精灵，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

江姐给难友们写了回信，表达了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留下了“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11]的铮铮誓言！^[12]

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是1949年重庆“11·27”大屠杀的亲历者，也曾是江姐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时的难友。罗广斌的一篇回忆文章《我们的丹娘江竹筠》，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进一步印证了小说《红岩》中江姐英勇顽强的真实性^[13]。

在杀人魔窟中美合作所的极刑拷问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钉镣铐等等各种各样酷刑，特务匪徒没有从她身上找到丝毫线索。她晕死三次，每次，被冷水喷醒转来时，又继续受刑。凝望着连自己也认不出来被摧残的身体，和凝结着仇恨的遍体血污，嘴唇倔强地抽动着，她说：“我是共产党员，随你怎么处置！”

的确，没有人能用肉体抵抗毒刑而不晕厥痛绝；但一个优秀战士的阶级仇恨和战斗意志，却应该熬过任何考验而始终不屈！江竹筠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忠诚和老实的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表现了无比的英勇。

1962年2月17日，中国青年报组织了部分读者举行小说《红岩》的读者座谈会。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陈家骏在“江姐在生活中”的发言中说：“我和江竹筠同志相处过一年，真可说是一年相处，终生难忘……1947年6月，国民党在重庆制造了‘六一’事件，逮捕了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同学。当时江姐非常镇静，她叫我们仍然留在重庆，但是给我们每个人改姓名，换职业，重新分配了工作。当时有的同志很急躁，认为应该马上回到原来的学校去，组织群众与国民党直接斗争，否则就对不起被捕的战友。江姐就亲切地说：共产党人是需要有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的，但是也要讲斗争的策略；在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的情况下，要求回到原单位去并非勇敢，而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可能给党带来更大的损失。有的同志又担心，既然敌人正在搜捕共产党员，我们不离开重庆是否很危险？江姐又耐心地说明，党的工作要求我们继续留在重庆；敌人虽然到处搜捕，但重庆是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只要我们改姓名，换职业，敌人想抓我们就好比海底捞针。结果，把大家都说服了。”

《中国青年报》1962年6月14日，读者昭凯在《飞翔吧，永远朝着东方》一文中写道：

永远朝着东方，永远向着党，是每一个革命者应该首先解决的政治问题，是革命的坚定性问题，它表现在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对革命前途具有无比的信心，能够经受得住任何艰难困苦的考验，能够在哪怕是天空充满了乌云、革命遭受到挫折的时刻，也坚信革命的星星之火，终会成为燎原之势……她（江姐）做到了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在风险面前，决不退缩，一往向前；在考验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的具体写照，也是革命烈士用他们的鲜血描绘出的光辉形象。

不论是读者的文章，亲属的回忆，还是战友的叙述，红岩在加速传播，成为脍炙人口的话题。为了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热议红岩的需求。从1962年6月开始，《中国青年报》就开设了《红岩精神礼赞》专栏。有读者在座谈会上说：“江姐和其他男同志一起，挺立在囚车上面，像迎接庄严的战斗，像迎接即将到来的光明。看，他们的脸上充满着胜利的欢笑，洋溢着圣洁的光辉……”这段话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段话写出了革命者面对死亡毫不畏惧的样子，表现了江姐等革命者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人深受感动。

多年以来，像以《红岩》人物江姐为题材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持续不断，这在中国绝对是一个不可不研究的文化现象。

人应该怎么去奋斗？人应该怎么去追求？我们无法去统计有多少人看了江姐的剧目、听到江姐的事迹后，自己的内心被净化，灵魂被升华，以及怎样影响了自己的人生作为。

万人敬仰红梅赞、大安故里革命魂。大安出生的江竹筠，她热爱生活、向往幸福，但是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她坐穿了牢底而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乃至于家庭。她的事迹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行为坐标的参照系。

功成不必在我、有我勇于奉献。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为了执行党的任务她义无反顾走上前线。坚守在地下党联络岗位上时，她不断写给亲人的书信中体现了她“以天下为己任、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情怀。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她又舍弃了难舍的一切。一个人要抛弃自己的家庭、抛弃自己的儿子，在这个痛苦的抉择中，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她？那就是中华道德文化中的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牺牲我一个人，换来万人的幸福，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的崇高价值追求。

小说《红岩》中塑造的“江姐”是革命文物史料与艺术形式最有效地结合创作出来的英雄人物形象。小说《红岩》及其后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改编创作体现了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文学艺术形象所塑造的革命英雄主义为大众提供了人生行为坐标的参照系。以江竹筠为代表的革命烈士人生奋斗事迹，通过各种文学艺术形式的传播，形成了红岩文化。

当前，文化发展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宣传文化的载体。

红色旅游是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

从小说《红岩》到红色旅游——红岩从文学作品到红色旅游，彰显了革命英雄主义文化的魅力和独有的红岩文化特色。这种革命英雄主义是中华民族昂奋达观、坚毅内忍、弃旧图新、勇于奉献的精神延伸、发展，它凝固着我国人民、我们先辈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所固有的精神力量和思想价值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阶级、任何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江竹筠烈士就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型代表，是红岩历史中重要的英雄人物。提到《红岩》小说就要说到江姐，说江姐就要提起红岩，红岩成为中国革命历史文化中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红色旅游”打造的红色旅游线路和经典景区，既可以观光赏景，也可以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革命斗争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并使之成为一种红色文化。

这种红色文化，它有什么样的特征？

作为反映和表现革命英雄主义的红色文化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信息集中——大量甚至全部的内容是关于理想、信念、奉献、忠诚、担当等。

二是方式明确——表现的是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斗争、秘密战线、武装起义以及监狱这个特殊战场的斗争。

三是可复制性——能够被各种文学艺术形式转换为小说、电影、歌曲、快板书、卡通等。

小说《红岩》主要取材于解放战争时期川东地下党的斗争，运用人物、事件的史料及各种回忆记载资料进行的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

小说《红岩》以惊心动魄的斗争画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表现了革命者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它被称为一部共产主义精神和革命气节的教科书。其后的各种文学艺术形式，从各自特点出发进行的再创作，进一步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革命者“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为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的无私奉献精神。伴随着共和国的步伐，江姐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英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红梅赞》的歌曲、《绣红旗》的舞蹈从未消失在时空，而是成为革命文化的经典。

^[1]罗广斌（1924年11月22日—1967年2月10日），重庆忠县人，作家。合著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长篇小说《红岩》。

^[2]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中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

^[3]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当代作家，代表作有《家》《寒夜》《随想录》。

^[4]选自厉华1991年采访记录。

^[5]1958年，根据云、贵、川三省文化协作会精神，应云南省委要求，四川省委将成都新光川剧团调至昆明，于9月30日正式组建成立云南省川剧团。1962年初，小说《红岩》改编成川剧上演。

^[6]罗广斌、杨益言著：《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75页。

^[7]罗广斌、杨益言著：《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77页。

^[8]卢光特、谭正威执笔：《江竹筠传》，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9]江竹筠档案，A23。

^[10]罗广斌、杨益言著：《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276页。原话为：“下面是六楼写给江姐的《灵魂颂》”。

^[11]罗广斌、杨益言著：《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第279页。

^[12]卢光特、谭正威执笔：《江竹筠传》，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原话为：“……毒刑是太小的考验。筷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13]公安部档案馆编注：《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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