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有几个儿子（陈济棠之子回国讲学）

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诚挚邀请世界各地的华裔学者回国传授科学经验，其中就有一位电机工程领域的学者名叫陈树柏。

相关资料显示，陈树柏于1955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军事学校电机工程系，后在伊利诺斯大学攻读电机工程学硕士、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美国圣卡勒拿大学担任教授，由于他在科研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美国硅谷高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1979年获得美国的“总统特别奖”。

正是因为他在高科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曾两次给他发邀请函，邀请他回国讲学。

陈济棠

陈树柏的身份特殊之处在于，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陆军上将陈济棠，曾经与共产党处于敌对阵营，陈树柏也参加过国民党军，在解放战争中与解放军战斗过，因此顾虑重重。

然而一直想要回故乡看看，并为祖国做一些贡献，陈树柏思路再三，决定给邓小平写一封信进行试探。

陈树柏很快收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的来信，钱三强在信中告诉他，邓小平已经收到了他的来信，并热烈欢迎他回国讲学，希望他解除顾虑，不要有什么担心。

就这样，陈树柏携妻应邀到北京中科院讲学，在北京期间，陈树柏受到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的接见，邓小平对陈树柏及其夫人说：“凡是在海外的朋友愿意回来参观、讲学，我们都热情欢迎，在台湾的朋友愿意回来看看，我们也同样欢迎。”

陈树柏为邓小平的热情所打动，当即表示：“我们在海外的中国人都希望能看到祖国的统一、繁荣强盛。”

陈树柏在谈话中，还就他回国的所见所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他希望大陆在推进现代化事业时，应该对科技教育的发展作出系统周详的计划，要在培养后继人才上多下功夫。

对于陈树柏，话题自然离不开陈树柏的父亲陈济棠，这让陈树柏感觉到一些尴尬，按照中共对军阀的评价准则，大多是负面的，陈济棠可是大名鼎鼎的广东军阀，曾主政广东长达八年之久，中共会如何评价呢？

邓小平说了一段让陈树柏颇感意外的话：“令尊治粤八年，建树很多，至今老一辈的广东人都非常怀念他。”

陈树柏没有想到，邓小平能够如此公开地称赞自己的父亲，陈树柏当即表示，自己当时还小，对那些事情并不清楚。

实际上，邓小平对陈济棠的称赞是言之有据的，陈济棠自1929年到1936年主政广东，在这八年的时间里，广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诸多建树。

更为重要的是，陈济棠主政时期，也是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红军与陈济棠发生了交集，然而这些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保密的，即使是陈树柏也从未听父亲提起过。

倒是不久以后，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出版回忆录《难忘的岁月》，才将这一段隐蔽的历史揭露出来。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国民党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略，构筑大量碉堡防线，分几个方向对中央苏区进行合围，企图置红军于死地。

经过一年多的苦战，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围剿”，根据地也在日益缩小，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中央红军考虑进行战略性转移。

1934年9月，中共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奉命抵达红都瑞金，周恩来告诉何长工：“陈济棠电约我们，要举行秘密军事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陈、蒋之间的矛盾……准备与陈谈判。”

对于何长工来说，这多多少少有点突然，要知道，在此之前，陈济棠就是一个以反共而著称的国民党军阀。

1927年，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潮汕地区，遭到陈济棠部的猛烈阻击，部队损失惨重，陈济棠两年后主政广东，更是在广东省内实行高压政策，严格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有资料统计，从1931年到1936年，在广东被陈济棠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下5000人。

在军事上，陈济棠更是不遗余力向苏区根据地进攻，1932年，红军与粤军发生水口之战，双方各投入约1万兵力，打得异常激烈，陈济棠部伤亡达3000余人，被迫向南雄方向溃退。

1934年4月，筠门岭保卫战打响，这里是中央苏区的南大门，面对粤军三个师的疯狂进攻，红22师拼死抵抗，大大迟缓了粤军向北推进的进程。

在与红军交战的过程中，陈济棠并未占到太多的便宜，但是却让陈济棠意识到，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只会让蒋介石的中央军从中渔利。

可以说，陈济棠是一个与中共水火不相容的反动军阀，然而却在此刻提出与红军谈判。

对此，中共在对局势进行分析后，认为陈济棠可能是真心想与红军谈判。

陈济棠于1890年出生于广西防城港，虽然是广西人，却是粤系的代表军阀，这是因为当时两广关系密切，陈济棠于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并在此期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因为作战勇敢，经过多年打拼，从排长逐渐成为粤系中的高级将领。

当然，陈济棠的发迹在于能够把握革命形势，在每一次的政治风云中，都能够跟对人。

1920年粤桂战争中，陈济棠脱离林虎部，加入到粤军第一师担任营长，上级是粤军名将陈铭枢。

1922年，陈炯明反派，要挟所有粤系部队听从他的指挥，陈铭枢不愿反对孙中山选择离职，将部队交给陈济棠，在关键时刻，陈济棠选择支持孙中山，最终与邓演达、张发奎发起兵变，反对陈炯明。

此后便成为两广实力派李济深的左膀右臂，1927年11月，汪精卫命令张发奎、黄琪翔发动事变，企图驱逐与桂系联合的李济深。

在关键时刻，陈济棠始终追随李济深，在战争中力挽狂澜，帮李济深稳住了局面。

此战后，李济深论功行赏，将广东划为四个善后区，陈济棠担任西区善后委员、第四军军长等职务，一下子实力大增，也成为主政一方的军阀。

随着陈济棠势力的增长，很快进入到蒋介石的视野，1928年9月，在张学良宣布东北改旗易帜后，国民党完成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然而蒋介石深知地方实力派并不听从自己的指挥，为此，蒋介石决定削弱地方实力派，其中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势力最强，经常与蒋介石唱反调。

李济深

李济深虽然是粤系军阀，但是本身却是广西梧州人，并且与新桂系关系密切，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认为，若要削弱新桂系，必先分化粤桂联盟，于是打算先搬倒李济深。

然而当时李济深风头正盛，在国民党内威望也高，蒋介石没得办法，就打算拉拢陈济棠、陈铭枢等人，给李济深来一个釜底抽薪。

在搞定了陈济棠、陈铭枢等人后，蒋介石于1929年3月以调节与新桂系的矛盾为由，邀请李济深到南京来商量此事。

李济深与新桂系交好，自然是最恰当的调停人，但是了解蒋介石的李宗仁、白崇禧已经看穿蒋介石的意图，坚决反对李济深赴南京的鸿门宴。

蒋介石见李济深不出广东，于是邀请一些国民党大佬担任保人，要李济深放心来南京，李济深在犹豫不决时，陈济棠等人则极力怂恿李济深赴南京，并表示南京方面并不敢拿他怎么样。

谁知，李济深刚到南京就被蒋介石软禁起来，此事一出，粤军震动，以余汉谋、蔡廷锴等为代表的将领主张武力营救李济深，派兵北上给蒋介石施压，而早已被蒋介石拉拢的陈济棠、陈铭枢等人则按照计划主张和平营救。

粤军一时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广东编遣区主任，从而掌握了广东军权，为了给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减轻压力，陈济棠与新桂系进行了两次粤桂战争。

可以说，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次合作，双方是共赢的，但是不久后，两个人就拉开了距离，原因是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后，打算进一步削弱地方军阀，便打算选举总统，实现建立个人独裁统治。

蒋介石的这种野心的暴露，遭到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强烈反对，蒋介石于是故技重施，将胡汉民诱骗到南京软禁起来。

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籍政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政治威望更高，蒋介石此举无异于挑战粤军的底线，这让陈济棠十分恼火，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将广东军权交给陈济棠后，却又把党政大权交给了陈铭枢，并在广东安插了大量嫡系，此举明显是让陈济棠与陈铭枢相互制衡，而蒋介石从中操弄。

由于陈济棠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再加上汪精卫、孙科等一大批反蒋政客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蒋介石在这样的压力下，不得不下令释放胡汉民。

蒋介石一时失势，自然视陈济棠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然而在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后，发展势头迅猛，蒋介石只好将精力全部放到“围剿”上，暂时无暇顾及广东。

陈济棠作为广东军阀，在其主政广东期间，也都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尽管他在省内积极反共，但是当蒋介石要调他到广东省外“剿共”时，陈济棠就打起了马虎眼，并不配合。

尤其是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严厉要求陈济棠出兵剿共，陈济棠却阳奉阴违，只派一点兵力做做样子，在陈济棠看来，赣南的红军对他来说并非坏事，反而成为粤军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缓冲地带，一旦红军被消灭，那陈济棠很有可能是蒋介石“削藩”的下一个目标。

蒋介石实际上也正是这样打算的，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当中，布置的兵力是北多而南少，就是打算让红军入粤，中央军好借此机会开入广东。

陈济棠在了解的蒋介石的意图后，因此将兵力调集在粤东，看似在防备红军，实际上更是在防备蒋介石的中央军。

此时的陈济棠，既害怕红军进攻粤东，更害怕蒋介石趁机开入广东，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为此，陈济棠在接连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红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红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正在此时，陈济棠得到消息，红军即将突围，走向湖南和广东突围的可能性比较大。

在这样的形势下，陈济棠一方面加强粤北的防御，一方面想方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希望能够避免双方之间的战争，减少双方的损失。

事实上，陈济棠的想法与红军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红军对粤军的策略与对蒋介石的策略是不同的，周恩来、朱德等高层清醒地认识到，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是有着深刻矛盾的，因此认为陈济棠是可以争取的对象。

1934年初，在何长工调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时，周恩来把即将赴任的何长工拉到一边，交给他几个认为，其中之一就是要搞好对陈济棠的统战工作。

为了配合何长工的工作，朱德发表了《告白军官兵书》的通告，号召停止内战，联合一致抗日，周恩来在赣南视察时，还要求项英加印了5000分通告送到前线分发。

红军的一系列统战工作，让陈济棠看到红军停止内战的诚意，因此主动提出与红军进行谈判。

可是想要与红军谈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谈判前，陈济棠决定找个中间人给红军“通融”一下，恰巧陈济棠有一个警卫与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地相识，当时罗炳辉的内地正在广东做生意，找到他后，陈济棠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

担心有失，陈济棠还对罗炳辉的内弟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在收到陈济棠的谈判请求后，周恩来把这个谈判的任务交给了何长工，很快何长工就带着一封朱德署名的信，与潘汉年一道，到寻乌附近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了谈判。

这是一次十分隐秘的谈判，即使过了很多年，蒋介石依然被蒙在鼓里，为保密起见，双方只是将谈判内容记在各自的笔记本上，并未签署正式协议。

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红军与粤军达成五条协议，分别是：

1、就地停战，2、互通情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5、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

在谈判期间，周恩来与何长工联系全部使用联络暗号，周恩来给何长工发电报说：“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

何长工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告诉何长工，红军已经决定实施战略转移，要他赶快赶回苏区待命。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正式开始突围，蒋介石得知后，立即命令陈济棠在赣粤、湘粤布下了三道封锁线。

陈济棠基本上遵守了与红军的协议，在得知红军转移后，立刻下令抢占沿途要点，构筑防御工事，并将前线指挥所设在粤北曲江，亲自到前线督战，摆出一副要与红军决战的态势。

暗地里却让红军同行，甚至还给红军送去了1200箱子弹，红军也遵守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是沿着粤北西进。

陈济棠给部队下令“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

不过出于保密的考虑，陈济棠的一些命令只下达给了高级将领，而底层军官并不知晓，因此在红军借道广东时，也与粤军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总体上损失并不大。

就这样，在蒋介石看来铁桶般的围困下，红军仅用20天就轻松突破粤军布下的三道封锁线，这让蒋介石十分震怒。

但是一方面红军已经离开广东，蒋介石也就没有理由让中央军进入广东，另一方面，陈济棠为了应对蒋介石，在红军离开广东后，急忙命令心腹将领李汉魂部“追击”红军入湘。

所谓的追击，不如说是做做样子，走得很慢，要知道在红军转移初期，携带了大量物品，甚至包括铸造银币、生产武器的机器，这导致部队的行军速度很慢，但是粤军依然没有追上，可见陈济棠还是严格遵守了双方之间的协定。

实际上，当时红军刚刚离开根据地，没有后方补给，如果此时陈济棠全力以赴，与中央军前后夹击，红军后果不堪设想。

陈济棠执政广东的结束是在1936年，相比于大多数军阀的落幕，陈济棠的落幕方式显然是很让人赞成的。

1936年6月，陈济棠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了以反蒋抗日为目的的“两广事变”。

6月1日，陈济棠与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西南联军，2日通电南京，呈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通电全国，由于抗日口号深得人心，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极大的震动，4日，陈济棠与李宗仁率领西南三十名高级将领通电，要求命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尽管从现在的史料中，我们还未发现陈济棠与李宗仁领导的两广事变与共产党有什么关联，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中央红军于1935年秋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后，便于8月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由此可见，陈济棠的反蒋抗日与中共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尽管两广事变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陈济棠因此而垮台，但是两广事变却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舆论声音，甚至对四个月后的西安事变起到一定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会在接见陈树柏时，在正面给予陈济棠较高的评价，在陈树柏讲学结束，准备离开北京时，邓小平派人送来了亲笔书下的鲁迅诗句：“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不仅是表明了中共愿意与陈济棠及其后人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更充分表达了邓小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对台湾的国民党人及海外的所有同胞所寄予的殷切期望。

1982年8月，陈树柏再度来京并受到邓小平的接见，由于彼此已经熟悉起来，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陈树柏无所顾忌地端出了他的一桩心事：

“现在欧美一般人民，尤以美国为然，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名词，感到非常可怕……为了有利于‘四化’大计的推行，减少外面不必要的阻力，我向您建议共产党改个名字。”

陈树柏建议改名叫“社会民主党”。

听完陈树柏的话，邓小平掐灭了烟头，沉默了一会哈哈大笑起来。

陈树柏当然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名字由来的历史，邓小平作为老一辈共产党人自然知道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成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信仰的力量才是无穷的。

邓小平对待陈树柏的态度以及对陈济棠的评价，表明共产党人是有广阔的胸襟，能够正确看待历史。

在改革开放的新浪潮中，共产党人也欢迎那些想要为祖国发展添砖加瓦的华裔人才回来，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都会以包容的心态去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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