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变法的主持者是王安石吗（熙宁变法的两面性）

北宋庆历改革最终未能成功，但范仲淹等人的所作所为却深刻影响着宋代的士风。范仲淹等“儒者报国，以言为先”的鲜明立场，揭开了宋代历史上富于生气的篇章。

仁宗之后，宋英宗以宗室身份而继统。即位初期，有人曾经进言说：

陛下初临御，恭默不言，所与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尽天下之聪明哉？愿申诏中外，许令尽言，有可采录，召与之对。

这段话的内容，实际上是建议皇帝与更多的士大夫“共政”。对于这一意见，英宗“嘉纳之”。

尽管英宗“有性气，要作为”，但在位期间短，基本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量。

自仁宗后期至神宗前期，忧患意识强烈的士大夫们竭力抨击苟且姑息的官场作风，纷纷提出救世良方。即以具有代表性的司马光、王安石二人为例：

司马光在此期间的一系列议论中，反复强调树立纪纲、整饬风俗的必要；而王安石则以“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来总结概括。二人观察到的问题与希望达到的目标可以说相当接近。但是，他们用以革弊的思路却大不相同。

神宗继英宗之后，“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熙宁年间，“新法”大规模的迅疾推行，在朝野激起了强劲的政治冲击波。新法直接的目标所指首先是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之所以演化成为集中而突出的政争，关键之一正是因为涉及了对于既得利益者的更革，从而引发出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但正如司马光熙宁三年在《与王介甫书》中所说，他们一个是“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另一个“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在势如冰火的不同立场、不同治世策略背后，有着共同的忧国忧民的炽诚精神。

神宗即位后，思虑“祖宗平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针对皇帝的发问，王安石尖锐指出前代帝王“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批评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意思就是无所作为。

次年八月，司马光向神宗皇帝进《体要疏》，指出“祖宗创业垂统，为后世法，坚持执守其法，则可以统御内外。”司马光除弊的基本思路，是要振举祖宗留下的政策和方法。

对于前朝遗产认识与态度的不同，决定了王安石与司马光救弊致治方略的重大分野。但力图突破祖宗法度束缚的王安石，对于前朝法度中注重制衡、防患于未然的原则精神，实际上持有一定的认同态度。王安石并非完全站在前朝法度的对立方面，但他也从不将前朝法度理想化。

他所追求的，不是以恪守成法、顺其自然来维持统治的稳定，而希望通过“择利害”、“辨是非”，通过“询考贤才、讲求法度”的“大有为”措施，来达到强化中央力量、治弊防乱的目的。

在这一层面上，较之于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前朝法度不可变”“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的主张，显然见识高出一筹。

熙宁新法颁行之后，朝中众多士大夫掀起了一波波要求恪守祖宗法度的声浪。而对于“前朝法度”的理解与诠释，事实上互不相同。不仅各派主张之间并不相同，同一群体内部也不尽相同，双方也都会以祖宗故事作为防身的盾牌。

这种复杂的状况，与“前朝法度”这个本身概念的复杂性质相关。其主旨无疑是保守祖宗基业，而“保守”的途径，则主要是通过防范弊端。核心目标清楚而具体做法模糊，自然为时人留有足够的诠释空间。而祖宗的“故事”也很容易被不同政治人物引作强化个人立场的工具。

熙宁年间王安石与韩琦之间的往来争辩即是一例。

熙宁三年二月，时判大名府的韩琦针对青苗法进奏，反对兴利扰民。他举述“祖宗百年仁政”，建议仍“依常平旧法施行”。王安石以“周公遗法”竭力解释，却难使神宗完全信服。五年后，韩琦建议暂缓预买绸绢，王安石则不仅强调用度所需，而且对以“自前朝以来未尝有过”堵塞了商量的余地。

其实在发动改革的宋神宗心中，从来没有放弃对于“前朝法度”的尊崇。他对于祖宗设范立制的深意，特别是维系制衡的原则，始终念念不忘。就他的目标而言，是要通过自己的作为，振兴祖宗的基业。他和王安石，正是在“大有为”的诉求上声气相通的。

作为君主，神宗自有其希望能够借助改革摆脱前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使其成为有宋一代，能够“独裁”的专制君主。王安石主持政事多年，有“得君”之称，但他在致吕惠卿的私人信函中“勿令上知”一语，却犯下了人臣之大忌。

变法以来，神宗虽曾明确表示不宜在朝中“异论相搅”，但他在最高人事安排方面却多兼用对于新法持有异议之人，明显地留有“异论”余地，这并非出于照顾旧臣的温情，而正是要防备被一派臣僚所蒙蔽包围。

从这一角度来看，帝王与执政臣僚对于发动改革的着意之处大不相同。

与王安石有隙的吕惠卿，不愧是政坛上有心计的人物，他向皇帝上交王安石给他的私人手书，有效地离间了这对君臣的关系。信中“勿令上知”的说法，无疑使神宗忿愤。种种“勿令”本是官场常有之事，长年徜徉于行政系统的官员们都自难避免，但这恰恰触动了赵宋祖宗以来对于防范权臣的深切警觉。

可见即使是在北宋稍微宽松的政治体制和言论环境之下，帝王的警惕之处仍然是不能碰触的雷区。对于一项政治活动的理解，不同的身份定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在王安石眼里，发动改革是振奋国家；在宋神宗眼里，发动改革更多的借这个过程是打击异己，成就独裁。

成为战友的条件的是利益使然，一旦不能很好的领会精神意图，战友则会瞬间被抛弃。王安石与宋神宗合作的熙宁变法，很好的说明了这一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