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逃避半生只为找一张安静书桌）

1885年腊月初一，寒风凛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喜添一丁。大明正德年间，周家始祖周逸斋迁居绍兴，大清道光年间，周家分为致、中、和三房，致房随后分为智、仁、勇三支，智房又分为兴、立、诚三支，周作人便出自兴房。

周作人​出生当晚，一个堂叔夜游回家，忽然看到家里有个白须和尚，转瞬不见了。此事传出，家人都说周作人是高僧转世。出家人自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核心要义便是逃避现实，脱离世俗繁华，躲在深山老林，诵经念佛。不能出家而信佛的，自称居士，在家修行，核心要义也是逃避现实，每天喝喝茶，谈谈禅，念念经，烧烧香。

周​作人​的一生，便是居士的一生。他剃光头，吃素食，每天躲在书斋里写字，不问人间俗事。除了写字看书，没有任何爱好，写的文章也是清心寡欲，诚如其《浣溪沙·春日遣怀》所言：小醉微吟过一春。杏花雨细欲生尘，闭门高卧养天真。只有梅花是知己。重与江山作主人，好书堆案转甘贫。

周​作人​从小奶水不足，便请了一个奶娘，没想到奶娘揽了两笔生意，喂周作人之前先喂另一家孩子。周作人吃不饱，饿得直哭，家里只好给他吃糕点，不想把肠胃吃坏了，见什么吃什么，总是吃不饱，医生说，这叫“奶痨”，得慢慢调养，忌吃荤腥，忌吃零食，每餐只吃半饱。这样一来，周作人更饿了，也更瘦了。

1888年，周​作人​出了天花，差点死掉，幸亏祖母照顾天花病人有经验，方才躲过一劫。1893年，周作人开蒙读书，家里请了一个家教。其父挑老师只有两条，第一学问好，为人正直；第二不打骂孩子。都说不打不骂不成才，但是周作人父母却喜欢讲道理，认为从小挨打挨骂的孩子，长大都不会好。

本年十月，周家出了大事，便是周作人祖父周介孚科场舞弊案。周介孚是个京官，年初回家奔母丧，初冬赴京，走到苏州地界，族中一帮人凑了一万两银子找到他，让他行贿考官殷如璋。周介孚派一个跟班上船送银票，银票装在信封里。恰遇殷如璋和副考官周锡恩谈事，殷如璋便没有当即拆信。没想到送信者是个二货，久等不见回信，急了，站在门外大喊，“银信为啥不给回条”。于是事发，周介孚投案自首。

大清江山此时虽然摇摇欲坠，科考也已千疮百孔，但是科场舞弊案依然是重罪，轻者杀头，重则灭族。审案的苏州知府王仁堪不想把事情搞大，想要含糊了事，于是跟同僚说，周介孚“素患怔忡”。怔忡是心悸的一种，日常表现为剔剔不安，不能自控。《红楼梦》里贾宝玉丢了佩玉，便“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简言之，怔忡就是脑子不清楚，行为不受控制，处于神经不正常状态。根据大清律例，精神病人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犯事可以免责。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虽然跟班脑子进了水，但是周介孚脑袋清楚得很。他不仅不承认自己是个精神病，反而振振有词，说什么科场舞弊在大清早已常态化，某某就行贿了某某，我不过照猫画虎罢了。结果事情搞大，被判了“斩监候”，在苏州监狱整整关了八年，方以“投案自首从轻发落”为由放了出来，周家从此一下子“从小康坠入了困顿”。

周​作人​父亲周凤仪本来要考举人，也被取消了考试资格，12岁的鲁迅和9岁的周作人被送往舅舅家避难。“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老二就在后边跟着就是了”。谁都没想到，这个从小温驯随和，一直被哥哥罩着，相依为命的二弟，最后会跟哥哥反目，老死不相往来。

​​1894年，周凤仪突然吐血不止，请来名医看了，然并卵。却把鲁迅折腾的够呛，每天先把家里值钱玩意儿拿到当铺当了，然后拿钱去药铺抓药，如此反复，家境每下愈况。几位名医治病有个特点，便是找各种各样非常罕见的药引子，其中便有“一雄一雌同居一穴的一对蟋蟀”，不是同居一穴的不算。鲁迅对此很不理解，在《父亲的病》中写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并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掷入沸汤中完事”。

跟鲁迅一起捉蟋蟀的，便有周作人。

1896年，周凤仪病逝。1897年，周作人前往苏州陪侍祖父。祖父尚在监牢，需要有人每隔几天进去陪侍一天，说话解闷。周作人不陪侍的时间，便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写字。隔壁一个名叫阿三的姑娘经常抱着一只名叫三花的大猫，过来看他写字。“我不曾和她谈过一句话，也不曾仔细看过她的面貌与姿态。”“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迷蒙的喜乐”。

可惜半年以后，阿三姑娘便得霍乱死了。从周作人对阿三的感情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羞涩的，被动的，不敢表达的，逃避退让的少年，“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周作人在回忆中称为自己的《初恋》，其实确切的说，是暗恋。

周福清在狱中教周作人读诗：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东坡）诗，笔力雄健，词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甫）之艰深，韩（愈）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1899年初冬，寒风萧萧，寂寞清冷，周作人独居陋室，作《冬夜有感》：空庭寂寞伴青灯，倍觉凄凄感不胜。 犹忆当年丹桂下，凭栏听唱一颗星。

周家衰落后，鲁迅走投无路，只好去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弟弟周作人依然想“走正途”，先考县试，再考府试。读书间歇，望着墙上悬挂的山水人物画，孤独寂寞猛然袭来，不可抑止，作诗以记。

孤舟冒烟雨，危坐把钓竿。霜叶红于花，寂寞无人看。

松下弹古琴，莫惜无人听。小僮倚石眠，一觉未曾醒。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孤独的人。鲁迅的孤独浸入骨髓，读之令人浑身发冷，所以鲁迅说，我的文字年轻人最好不要看，冷气太重。周作人的孤独却是内敛的，克制的，自我消化的，读了令人感同身受，非常有代入感，虽无冷气，却很压抑，总觉得胸中有口气憋着，欲吐而不能。

只可惜正途走不通。周作人连续考了三年，连个秀才都没考上。鲁迅写孔乙己，一辈子没考上秀才，至死都是个童生。从周作人的遭遇可以看出，秀才并不是那么好考的，孔乙己并不丢人。没考上秀才，周作人百无聊赖，还混过一段时间流氓，绍兴当地叫“破脚骨”，差点走上邪路。幸亏他并没有混江湖的潜质，混着混着觉得没意思，便撤了。

儒侠兼不通，便只剩下遁入空门一条道。有一天他出外郊游，“一路鸟语花香，山环水绕，枫叶凌霜，杉枝带雨”，不禁欣然向往，“倘得筑茅屋三椽，环以箩墙一带，古书千卷，同志数人，以为隐居之意，而吾将终老乎”。

现实中略微碰壁，便想着逃避退让，这是他和鲁迅最大的区别。鲁迅愈挫愈勇，是典型的“斗士”；他却遇挫即退，是标准的“隐士”。

​1901年，周作人步了其兄后尘，也进入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兄弟二人之所以先后进入这所学校，皆因该校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周椒生是他们本家叔祖。入校前，周椒生给他改名“作人”，取“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作人意即培育人才，跟其兄树人意思一样。

1906年，周​作人​前往日本学习海军技术。在日本期间，由于有大哥鲁迅罩着，“差不多所有对外交涉都由鲁迅替我代办，更是平稳无事”，所以“过得颇为愉快”，“对日本印象挺好”。他既没有亲身面对鲁迅被日本人排挤为“下等民族”的屈辱，也没有郁达夫被日本人戳指痛骂“支那人”的愤懑，他只是躲在书斋里，看希腊文，写小诗词。宛若温室里的花，被保护的太好，根本不知道窗外的风雨有多么猛烈。

1908年，鲁迅几人合租了一间房子。几个大男人当然没人做家务，于是雇了一个日本女工，名叫羽太信子。别人都在外面跑，家里只有周作人埋头读书，还有羽太信子忙前忙后，一来二去，两人便谈了恋爱。其实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他的“初恋”阿三姑娘。同样的环境，同样的氛围，同样的感受。中国的知识分子个个憧憬“红袖添香夜读书”，因为现实生活除了富贵之家，寒门士子往往要多苦逼有多苦逼，所以蒲松龄写的聊斋，动不动就有一个美貌妖艳的狐狸精半夜三更跑进门询问，帅哥，约吗？

纯属意淫。

平心而论，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结合，鲁迅是不赞同的，因为二人性格差异太大。但是鲁迅自己的婚姻也是一团糟，所以也没办法强求弟弟娶个啥媳妇。此事汇报周母，周母也是一声叹息，她说，看到大先生和朱安这样，我也很苦恼，所以二先生、三先生的婚事，我就不管了。

1919 年，兄弟俩将绍兴老家祖宅卖掉，在北京八道湾胡同 11 号买了一所四合院，鲁迅朱安周母住前院，周作人一家住后院。鲁迅一个月挣350块，周作人挣300块。鲁迅除了留点买烟买糖（鲁迅喜欢吃糖，为此把牙都掉光了。他说，生活太苦，糖果很甜）的零花钱，兄弟俩所有收入全部上缴家庭财政，归羽太信子统一支配。

羽太信子也是穷苦出身，现在大钱在握，马上阔气起来，雇佣人（好几个），吃大餐（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打出租（黄包车），各种买买买。“日常用品都买日本货。市场上日货充斥，想要什么有什么”。还搞代购，“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

周氏兄弟虽然挣钱多点，但毕竟是工薪阶层，靠教书写字挣点辛苦钱，根本撑不住这么造。所以周家动不动就是月光族，甚至还得鲁迅出去借。因为周作人从来没有“对外交涉”的习惯和能力，“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周作人书房）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了，他对老婆的所作所为不敢牙崩半个“不”字。

时间一长，矛盾凸显。鲁迅忍无可忍，不免唠叨几句，让羽太信子手小点，“想想将来”。但是羽太信子根本不听，我男人都不管我，你个当大哥的，有啥资格管我。而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

一来二去，羽太信子和鲁迅关系日趋紧张，到了1923年，终于不可调和。

7月14日，烈日炎炎，鲁迅回家，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当晚，鲁迅第一次没有与家人同桌进餐，“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

7月17日，羽太信子生病，请来日本医生池上诊治。羽太信子患有一种很奇怪的病，每当身体不适，情绪不好或遇到不顺心的事就要发作，先是大哭，接着昏厥。

7月19日，周​作人​递给鲁迅一封信，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事情是14号发生的，信是18号写的，“昨日才知道”，即17号才知道。就是说，从14号到17号，三天时间是空白的。谁都不知道14号发生了什么事，据羽太信子给鲁迅泼污水，说是鲁迅偷看她洗澡。此事已经被证伪了，因为羽太信子洗澡肯定在屋子里，不在院子里。而屋子“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鲁迅又是小个子，想看洗澡非常困难。关键是，鲁迅也不是那种人。

其子周海婴说，且不说家父没干过这事，即使不小心看见了，也不是啥大事。因为羽太信子是日本女人，而“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

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周作人信了。其实我觉得，周作人也不信，兄弟几十年，大哥是啥人还不清楚吗。周作人之所以五天之后才跟鲁迅绝交，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昨日才知道”，我觉得不可信。因为羽太信子并不是心中能藏住事的人，白天发生的事，晚上周作人下班回家，她会不说吗？之所以说“昨日才知道”，是为了掩饰这几天的下决心过程。

​周​作人​的信其实已经把他跟鲁迅绝交的原因写的很清楚了。

第一，大家都是可怜人。不管此事谁对谁错，都已经过去了。咱们都解决不了目前遇到的问题，过得都很可怜，唯一解决之道，便是分家另过。

第二，我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或者才是真的人生。蔷者，墙也。薇者，微也。周作人从小到大，都是大哥这面坚韧高大的围墙给他遮风挡雨，他譬如墙下小花，顺墙生长。从此以后，他要离开大哥遮护，独自面对风雨了。

第三，愿你安心，自重。安心，即不要为了这点小事心生愧疚。自重，我觉得是自我保重，但是好多人理解成“好自为之”。

总而言之，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周​作人​后来说，“（我）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可见周作人下决心跟鲁迅绝交，是经过好几天“权其轻重”的谋定后动之举，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激情行为。之所以绝交，便是为了给自己找一张安静的书桌。

鲁迅读信愕然，一脸懵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想跟弟弟好好谈一次，消除误会，共同想出解决办法，但是周作人拒不相见。这种不想如何解决问题只想极力逃避的行为是可耻的，可是“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啊”。

8月2号，鲁迅搬出三道湾，住进砖塔胡同，大病一场。

1924年6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鲁迅踏着轻盈的脚步，前往八道湾取自己留下的书籍和日常用品，正在收拾之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突出骂詈殴打”，“用一本书远远地掷人”。鲁迅从西厢随手拿了一个陶瓷枕头，向周作人砸去。周作人从墙角架子上拿了个香炉回砸鲁迅。在场众人完全惊呆了，想不到曾经兄友弟恭的模范兄弟竟然不讲武德，干起仗来。

从此之后，两兄弟老死不相往来。

鲁迅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启明“昏”，“真昏”。昏者，幽暗不明也。

鲁迅兄弟很小的时候，家里为了他们长命百岁，便让他们拜了一位和尚为师，尊称“龙师父”。龙师父给鲁迅起法名“长庚”，给周作人起法名“启明”。长庚和启明都是天上的星宿，“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不想一名成谶。

羽太信子对周作人一生两件大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是与鲁迅反目，一是日本侵华没有南下，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实对羽太信子的定位也不用太复杂，她就是一个标准的“家庭妇女”。一方面，她辛劳持家，“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里里外外操劳不停”，一方面，她也有所有家庭妇女的局限性，喜欢家长里短，爱慕虚荣，没有大局观，爱占小便宜，出语伤人，歇斯底里，撒泼打滚，为了一点小利，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女人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周​作人​曾作《西游记》诗，如是写道：儿时读西游，最喜孙行者。此猴有本领，言动近儒雅。变化无穷尽，童心最歆讶。亦有猪八戒，妙处在疏野。偷懒说谎话，时被师兄骂。却复近自然，读过亦难舍。虽是上西天，一路尽作耍。

鲁迅便是战天斗地的孙行者，周作人便是疏野偷懒的猪八戒。

鲁迅后来作了一篇《阿金》，其中写道：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

其中深意，自有好事者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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