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和刘禹锡斗诗 琵琶行白居易与刘禹锡

高大上的说法是“练书法”，下里巴人的词儿叫“写毛笔字儿”。本人， 属于“写毛笔字儿”的那种。虽也临摹过名帖，比如，文征明的行书帖。不过，始终还是“写毛笔字儿”的水准。

痛定思痛后幡然而悟，原来是“心有旁骛”——每每一边临帖，一边“天马行空”、胡思乱想。

就说临文征明所书《琵琶行》，琢磨笔法，远没有揣摩白居易的心态多——不停地想，这个白乐天，一点儿也不“乐天”。

其实，蛮喜欢白居易，他这个名字就让人喜欢。白堤、庐山草庐、洛阳的墓，都专程去看过。论诗，他没得说，《琵琶行》就是千古绝唱。可是，诗外的那种情绪——遇错即折、怨天尤人、哼哼唧唧，真不敢恭维。

《琵琶行》序中说，“元和十年，左迁九江郡司马”。“左迁”就是贬谪。这是在公元815年，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盗贼杀死而上书，称此为“国辱”，说主管官员们查案不利，恳请皇上下旨捕贼。立马有人反过来参他，说他官职是“赞善大夫”，不紧着说好话，在这儿越权管闲事。结果唐宪宗不悦，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想想也真可笑，大唐盛世，竟然专门设说好话的官职。

左赞善大夫是正五品上，基本能天天面见皇上。这样的廷官，谪贬到2000里外的江州任司马，七品官，无实权。尽管白居易在诗序中说，听了长安倡女弹奏琵琶，“始觉有迁谪意”，显然不是真心话。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诗的开篇，已经展现了作者的颓唐心情，也为六百一十六言长诗定了基调。

浔阳江，是长江流经九江的一段，于庐山脚下。唐代，即便深秋，这里也当溽热。白居易偏偏以“秋瑟瑟”起兴，无非是故意营造肃杀气氛了。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这是继续渲染，接着加深悲切。随后，诗人便好话头一转，“柳暗花明”，引出长安倡女弹琵琶的场景。

“倡”，训为唱；亦指乐师，《周礼》为倡，《尚书》为“昌”，总之是与音乐有关。先秦阶段，乐师也好，歌手也好，皆为祭祀礼仪中的人物，有些就是官职，不是的，也与商业表演无关。

到了唐代，经济文化皆大发展。“倡”已经是一种谋生手段。另一种叫法 ，是“伎”。这个字的本义是“给予”，又通“技”，有技能给予他人，说是商业表演讲得通。“倡”，或称“伎”，此时都有了商业味道。唐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不过，此时的“倡”和“伎”，与后来的“娼”和“妓”之含义，仍有很大不同，而且，是很被尊重的职业。唐代名倡或曰名伎如云，红线女、薛涛、颜令宾、张好好等等。据说，白居易曾与一个叫关盼盼的歌伎长期交好。他此诗中的倡女，未提名姓，应是虚构人物。

诗中说，秋风萧瑟，主客悲切，此时忽闻江上传来琵琶的乐声，于是大家好奇又很兴奋，就驾船凑上去欲见弹奏者，结果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确是太好的描写。

接着，对琵琶弹奏之精妙，有一大段描写，历来被后人推崇。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唐代写乐器、乐曲的诗不少，比如李颀写过弹胡笳、吹觱篥的七言古诗。比较起来，能达到白乐天顺准的几无。五代王定保、南宋戴复古、元代马致远、清代蒋士铨都曾对此大发感慨。这里面， “幽咽泉流冰下难” 的一句，后人反复争论过是啥意思。有人说， “难”当为“痑”之假借，阻塞、不畅之意。这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

到这里，是诗之“起承转合”的“承”，前面是“起”。下一段的“转”，倡女讲述自己身世，引出最后的“合”——“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白乐天感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絮絮叨叨，怨天尤人，有些不像个男人。

最后，他请倡女再弹一曲，承诺翻写成《琵琶行》的歌词。令倡女“感他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生，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文征明所书《琵琶行》，有一段“跋”。里面说，后人不理解，琵琶弹得再好再受感动，又何至于涕泣满襟？文征明说，未必真有倡女弹奏琵琶这事，白乐天乃借题发挥，宣泄自己被迁贬的牢骚而已。

此话真真一语中的。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生于河南新郑，祖籍山西太原，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被后人称为诗王、诗魔。

他从小聪颖，读书刻苦。年幼时因战乱颠沛流离，但后来又曾一帆风顺。29岁中进士；35岁参加一种叫“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特殊人才考试，中第四等，授盩庢县尉（今西安周至）。第二年任翰林学士，随后当了三年左拾遗，又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因丧母丁忧离职。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也有右赞善大夫，以左为上。

孟郊《登科后》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以此话形容白居易这段时间的仕途及心态，再恰当不过。他曾经向别人吹牛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

或许以为自己深受皇帝崇信，过于得意忘形，白居易频繁上书，甚至当面臧否皇帝行止。这让唐宪宗很不高兴，曾对老臣李绛说：“这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好在，李绛为白居易说了不少好话。

后来，还是发生了白居易被贬谪之事。这次被贬，让白乐天前后判若两人——之前，是他的“志在兼济”时期；之后，直到去世，成为他“独善其身”时期。

白居易被贬五年后，唐宪宗暴死，穆宗继位。因爱其才华，穆宗召白居易回长安，授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白居易见朝中明争暗斗激烈，不愿参与其中，遂反复请旨外放。822年，被委以杭州刺史。

杭州任上，白居易做了不少实事、好事。比如，力排众议，兴修水利，使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一带数十万亩农田灌溉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对西湖蓄水、维护管理，制定若干可行制度及办法；组织疏浚前刺史李泌于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水井，使当地百姓引水条件有所好转，等等。其实，西湖上的“白堤”，非由他所建。这是当地百姓纪念他的一种方式。

824年，白居易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赴洛阳。825年，任苏州刺史。任上，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白居易下令开凿了一条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长七里。并于山塘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亦称“山塘街”。 826年，他因病去职。

尽管后来的仕途还算顺利，但白居易已全没了原来的锐气。他在诗中说：“三十气太壮，胸中是非多”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特别是去官后的二十年里，常与好友刘禹锡等伴访扬州、楚州，做诗应对，优哉游哉。

白居易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诗人和“新乐府”运动的发起人，就不多说了。

刘禹锡。

刘禹锡和白居易同一年出生，字梦得，洛阳人。

他俩是好友，唱和的诗很多，留有《刘白唱和集》。尽管刘禹锡亦为中唐优秀诗人，被称为诗豪，但名气和影响上不如白居易。而在性格、面对挫折，或者说对待入仕问题上，刘禹锡则豁达、坚韧、乐观得多，令人刮目相看。

刘禹锡进士及第后，先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后随杜佑入朝，任监察御史。王叔文革新失败后，贬任朗州司马，再任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继位。原太子侍读王叔文、王伾受信任得进中枢。刘禹锡和柳宗元，成为革新集团核心人物。“二王刘柳”率一众人，短期内实行了不少进步措施，但因动了藩镇、宦官和大官僚们的“奶酪”，革新很快失败。唐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是为唐宪宗。王叔文赐死，王丕被贬，不久病亡。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被贬为远州刺史，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此为历史上著名的“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任朗州司马近十年。他可没像白居易那样哼哼唧唧、意志消沉。反而写了大量寓言诗，婉转但坚决地表达对当朝权贵的极大不满，还写了若干篇赋，借以抒发自己绝不沉沦的雄心。

此段时间，刘禹锡竟然对哲学发生兴趣，写了与柳宗元《天说》相应答的《天论》三篇。

元和九年，即白居易被贬的前一年，刘禹锡和柳宗元等一起奉召回京。

回京次年初，刘禹锡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不用细说也看得出，诗里不忿和轻蔑的情绪满满。于是再次得罪当朝执政，被贬至更远的播州去当刺史。裴度、柳宗元等紧急斡旋，改任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刘禹锡在那里任职近五年。元和十四年（819年），因丧母，刘禹锡丁忧离开连州。

穆宗继位，长庆元年（821年）冬，刘禹锡改任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长庆四年（824年），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刺史。

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奉召回洛阳，任职东都尚书省。当年继位穆宗的敬宗皇帝死，文宗即位，翌年改年号为大和。

刘禹锡从初次被贬到回洛阳，前后共二十三年，熬走了四任皇帝。

二十三年，刘禹锡有所改变没？

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又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何处去，前度刘浪又重来。

写诗就写诗吧，他还加了“题记”云——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这个刘禹锡，屡遭打击，就是不吸取教训，真够杠头。于是，他就又外放去苏州、汝州、同州当刺史了。

白居易的《琵琶行》，以“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起兴。古诗人们，咏秋的诗极多，大约都离不开“悲秋”的调调。宋玉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李白云：“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瞑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杜甫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刘禹锡则不同。他有《秋词二首》，其一曰——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其二曰——

山明水净夜来霜， 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 岂如春色嗾人狂

还有——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

用“杠精”这个词儿，尚不足以概括刘禹锡这些诗所展现的内心世界。只能说，他不仅有一颗“大心脏”，还有一种永不服输的情怀。

刘白虽为好友，但不能不承认，二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别。

开成元年（836年）始，刘禹锡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衔。第二年病逝 ，早白居易去世四年。

刘白“入仕观”之异同

刘白二人，在对待被贬谪上，心态迥异。这应该与二人“入仕观”的差异有关系。

白居易早期思想，儒家色彩浓重，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深入其心。他曾说：“仆虽不肖，常师此语”。还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也就是说，他的政治态度和文学创作，均由“兼独”二字决定——顺境时，以自己之“达”，“兼”议天下之事，褒贬时政，臧否皇上；一旦受挫，即如他自己所说：“世间尽不关吾事”；“世事从今口不言”。如此，《琵琶行》中的悲观、牢骚，也就不难理解了。

他后期的思想，又杂糅进了释、道成分，成为儒、释、道三家的混杂合成。刘禹锡称他是“吏隐情兼随，儒玄道两全”。所以，《琵琶行》基本是白居易诗作的一道分界线——之前，不乏“讽喻诗”；之后，差不多全是“闲适诗”和“伤感诗”。

刘禹锡是不是没受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影响呢？肯定不是。自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谏议后，孟子的这一“入仕”观念，可以说深深渗透到历朝历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成为一种基本人生观。刘禹锡不可能超越时代，形成的更为先进的观念。这是刘禹锡和白居易在“入仕观”上的相同之处。

刘与白，在此问题上又有不同。刘禹锡不仅仅停留在个人“通达”或“穷塞”角度，来思考、对待 “入仕”之顺利或遇挫，而是有了更明确的追求目标——这就是主张革新，反对腐朽颓败、倒行逆施的权贵势力。

正因如此，他的诗，比白居易的“讽喻诗”更犀利、更深刻。

他在《飞鸢操》诗里，讽刺那些尸位素餐、贪得无厌的权贵人物：“鹰隼仪形蝼蚁心，虽能戾天何足贵”——鹰隼状的风筝外形再像，其实与蝼蚁没什么区别；即便飞得再高。也丝毫不值得尊重。在《秋萤引》里说：“天生有光非自炫，远近低昂暗中见。撮蚊妖鸟亦夜起，翅如车轮而已矣”——以天生仅有微光但仍去照亮暗夜的秋萤，反衬夜间出没、翅大如轮的撮蚊妖鸟等权奸势力的可恶。在《聚蚊谣》里，说：“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真是给人铁骨铮铮的感觉。

刘禹锡这样的情怀，与其哲学的、历史的思考不无关系。他的怀古诗十分有名。如《西塞山怀古》、《台城》、《石头城》、《金陵五题》等，都在认真思考前朝兴衰的经验或教训。《金陵怀古》中说：“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兴或废，不在物，而在人。

刘禹锡不可能认识到，封建王朝和皇帝本人，才是一切痼疾的总根源。但他认定必须革新，必须坚定与为非作歹的权贵作斗争。

更可贵的是，尽管挫折不断，刘禹锡却形成了一种新必胜旧的哲学认识。

他在诗中说：“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很有意思的是，他在扬州初次见到白居易，就为其写了一首《初逢席上见赠》的诗——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是他面对半生仕途蹉跎，仍然未生惧意、毫无倦色的根本之所在。

这也是刘禹锡与白居易之异。

范仲淹

如刘禹锡这样的“一根筋”，史上并非孤例。人称宋学开山、士林领袖的范仲淹就是一个。他军事上的才能，文学上的成就，略过不谈。据《宋人轶事汇编》载，范仲淹为官三次被贬，人称“三光大夫”——每贬谪一次，就光耀一次——第一次曰“极光”；第二次称“愈光”；第三次为“尤光”。但他从未放弃、从不言败。其庆历革新，开北宋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变法前奏。他一生殚精竭虑，及至晚年仍“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亦一言不及私事。

范仲淹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岳阳楼记》中，其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孟子一边教导知识分子，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一边又给统治者出主意：“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这两点结合起来，是蛮厉害的。自汉武帝始，以上两个方面第一次紧密结合。自隋朝始，科举制度使以上两点制度化、程序化了。在这前前后后的知识分子，跳离入仕道路，脱开“兼独”理念，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禹锡和范仲淹属于“另类”。因为，他们认识上有突破，认为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面对仕途的顺利或挫折，也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白居易比他俩，稍微差了一点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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