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青年人的危机感（我们时代的认识论危机）

真理的价值

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 著 吴万伟 译

在当今对假新闻和阴谋论感到担忧的时代，哲学能回答我们如何逐渐相信自认为知道的问题，从而对最迫切的文化和政治问题做贡献。

在学界的专业术语中，研究我们知道什么和如何获得知识的学问被称为“认识论”。20世纪80年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宣称认识论已死，早该滚蛋了。

在罗蒂和那个时期的很多思想家看来，我们需要知识理论的观念是建立在早已过时的笛卡尔假设基础上，即认为心灵是大自然的幼稚镜子，他敦促我们将婴儿（真理）连同17世纪理性主义洗澡水一起泼掉。

他在最后一本书（2007年出版）的标题中就提出了极具挑衅性的问题：真理到底有什么用？就像很多当代人一样，他的回答非常明显：没什么用。

我们承受不起忽略知识如何形成和如何遭到扭曲的代价。我们仍然生活在认识论危机之中。

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罗蒂的主要著作都是在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谷歌出现之前写成的。甚至在因特网早期，很多人就相信如果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的话，它将加快信息民主化。此后的几十年这种乐观主义受到遏制，但也帮助促成知识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明明有相反的证据，数百万选民却依然相信选举被人偷走了，依然相信疫苗是危险的，一小撮恋童癖在必胜客的地下室里统治这个世界。现在非常清楚的是，我们承受不起忽略知识如何形成和如何遭到扭曲的代价。我们仍然生活在认识论危机之中。

因此，认识论不仅应该再次成为“第一哲学”。在真正的意义上，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必须成为认识论专家——具体地说就是掌握一种能应对政治世界挑战的政治认识论。

长期以来，人们对知识如何习得以及在社会群体中如何分配的兴趣一直是社会科学探索的实质性领域，但是，有一些著名的例外——如杜波伊斯（W. E. B. DuBois）、约翰·杜威（John Dewey）、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20世纪大部分哲学家的精力都集中在个体身上：他们关心的是我如何获得知识，而不是我们如何获得知识。

不过，到了接近世纪末，情况发生改变，女权主义理论家如琳达·阿尔科夫（Linda Alcoff）和黑人哲学家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呼吁人们，不仅关注知识的社会维度而且关注其对立面——愚昧无知。

此外，在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领导下的分析哲学家们基本上独立于这些传统，开始探索验证问题（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话）、群体认知问题，以及同伴与专家之间产生分歧的问题等。

总体结果是哲学关注的焦点发生转变，转向不同群体的人如何认定自己的知识。并不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关注现在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数字界面和政治界面如何改变我们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方式。

这种兴趣体现在凯林·奥康纳尔（Cailin O’Conner）和詹姆斯·韦瑟罗尔（James Weatherall）最近出版的新书《被信息误导的时代：虚假观念的传播》（2019）和阮智贤（C. Thi Nguyen）区分回音室（成员主动怀疑“外部”信息源）和认知泡泡（成员缺乏相关信息）的著作。这些例子凸现了哲学如何能够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作贡献，阐明人们如何逐渐相信自认为知道的东西。

贯穿这项工作中始终的突出主题是，我们能够研究知识的社会基础，无需赌上客观性和真理概念，即使我们必须重新想象评估和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方式。在很多人认为民主国家的真理价值面临威胁之时，这样的看法非常引人注目。

面对认知威胁，民主社会尤其显得脆弱，因为需要公民有意识地积极参与，他们必须特别珍视真理的价值。

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去思考一下我们需要政治认识论帮助解决的若干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就是可能被称为对民主的认识论威胁的东西。面对认知威胁，民主社会尤其显得脆弱，因为需要公民有意识地积极参与，他们必须特别珍视真理的价值。

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正如每当进步派谈论真理时，有些保守派似乎想到的东西）民主应该试图让人人都相信同样的内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不要说是民主的了。

相反，民主必须特别尊重那些帮助我们可靠追求真理的机构和做法——获得知识而不是谎言，认清事实而不是宣传。对民主的认知威胁就是对价值观和机构的威胁。

事实上，当今政治风景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是，我们不仅在价值观上有分歧（这在民主社会是健康的），在事实上有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确定什么是事实的标准上也有分歧。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知识两极化或在谁拥有知识的问题上的两极化——相信什么专家，什么是理性的，什么不是。

美国人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反应可以作为对这种两极化危险的令人痛苦的说明。在美国疫情初期，甚至感染率在全国飙升时，骑士盖洛普基金会（Knight/Gallup）的调查显示，可以依据人的政治立场及信息来源预测他们看待公共健康危机的严重程度。共和党人更可能相信，病毒的致命性被过分夸大了。正如推特上一条推文所说“对不起，自由派，但我们不相信安东尼·福奇博士（Dr. Anthony Fauci）”。

“认知溢出”（epistemic spillovers）的研究说明，政治化的知识两极化真是多么严重。当政治信念影响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相信某人在无关政治的问题上的专业知识时，就出现了认知溢出效应。

在一项探讨这种情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研究中，参加者能了解其他参与者的政治立场，以及在不相关非政治任务方面的能力（常常是最基本能力如图形分类）。

接着询问参加者，在做这些任务时可能向谁寻求帮助。结果是：即使在辨认图形这样简单的事情上，人们更有可能相信拥有同样政治立场的人。即使有证据显示其政治同党在完成这项任务时表现很糟糕，即使遵循那个证据行动可以获得经济奖励的情况下，他们依然继续相信同党。

换句话说，民主党人更可能相信民主党医生、民主党管子工、民主党会计师而不是共和党人，即使他们有证据证明这样做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

如果你相信民主党人是被自由媒体洗脑的奴隶，在他们告诉你存在疫情或地球在变得暖和或选举是公正的时，你就不再相信他们本该有的专业知识了。

这项研究和类似研究暗示，意识形态政治和知识两极化在不信任的反馈环中相互强化。如果你相信民主党人是被自由媒体洗脑的奴隶，在他们告诉你存在疫情或地球在变得暖和或选举是公正的时，你就不再相信他们本该有的专业知识了。

其实，政治光谱的双方相互不信任鼓励了相互猜疑——这恰恰是认识论学者花费太多时间去担忧的东西，他们常常遭到这样的指控。

这种怀疑论能够阻止人们听从本来能够挽救生命的结论证据——因而拒绝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离。至少在两种方式上，它可能是对社会在致力于保护和公平分配准确信息时的威胁。

首先，当人们出于政治理由不相信专业机构时——无论是有关疫苗还是气候变化——他们将不重视专业知识指导下的研究成果。

这反过来削弱民主社会追求真理的价值观——比如通过资助联邦研究机构旨在帮助我们找到应该相信什么和如何采取行动，包括在投票亭该怎么做，虽然可能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其次，表示怀疑的不信任也能——怪异的是——引起民众和美国深入地探索。古希腊皮浪主义者认为，怀疑主义是健康的思想，因为它能让人思考更多更好，更怀疑——也就是说，更少可能相信愚蠢的言论。但令人伤心的是，人类历史显示他们过于乐观了：知识两极化似乎让人对自己的观点拥有更多信心而不是更少。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个可能性是我们的心理脆弱性——心灵的某些态度——变成我们意识形态的囊中物。没有哪种态度是比思想傲慢更具毒害性的，这种心理社会态度让你觉得从其它任何人那里都学不到任何东西，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因特网上流行的版本是邓宁·克鲁格效应（the Dunning–Kruger effect），即认定知识有限的人容易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他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哲学家亚历山大·塔尼西尼（Alessandra Tanesini）在其即将出版的书《错估自我》中认为，这种傲慢不仅是错误放置的过度自信，而且将真理与自我混淆起来了。

傲慢自大的意识形态是围绕一个核心信念建立起来的：即“我们”知道，“他们”不知道。在那拥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看来，反面的证据被认为是对“我们是谁”的生存威胁。

无论从个人还是从心理上说，傲慢自大是糟糕新闻的观点并不新鲜。16世纪哲学家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相信，傲慢导致教条性极端主义，结果可能造成政治暴力。

他的名言是，教条式激情因为仇恨能产生奇迹，但从来不能把人引向善良：“没有什么比人更喜欢仇恨和傲慢了。”但是，真正的政治问题不是傲慢自大的个人而是傲慢自大的意识形态。傲慢自大的意识形态是围绕一个核心信念建立起来的：即“我们”知道，“他们”不知道。

在那拥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看来，反面的证据被认为是对“我们是谁”、对美国生活方式，是对白人种族等的生存威胁。换句话说，傲慢自大的意识形态使其具有免疫力，即便有证据支持也无需修改，它鼓励支持者顽固坚持琼斯·麦迪纳（José Medina）所说的“积极主动的愚昧无知”。

傲慢自大产生资格意识，而资格意识反过来催生怨恨——形成催生极端主义的有毒心理土壤。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很容易受到鼓励。正如塔尼西尼强调的那样，傲慢自大在本质上基于一种不安全感，是对真实的或想象的威胁的恐惧，无论是来自崇拜撒旦的恋童癖人贩子还是来自外太空的犹太激光器。

这就带给我们对民主的最显著认识论威胁，这种威胁和其他威胁相互促进和强化：阴谋论和历史学家提摩西·施耐德（Timothy D. Snyder）说的大谎言。

传说和分享这些东西的人是否“真的”相信它们，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它们是表达党派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这些常常存在辩论。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元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说明，我们应该担忧的不是信念是否真诚，而是更担忧信念无论真诚与否是否激励人们起来采取行动。

无论那些个人当时出于什么心理，元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说明，我们应该担忧的不是信念是否真诚，而是更担忧信念无论真诚与否是否激励人们起来采取行动。虽然你可能基于自己都不相信的信念而承诺采取行动，但从政治角度看，重要的就是那种承诺。

换句话说，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政治上的弥天大谎是如何变成信念的。信念不仅仅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东西（我相信2加2等于4，但这不是信念），信念是反映身份认同的承诺。

它体现出的是你渴望要成为的那种人或你渴望加入的那群人。信念激发人的激情，让你一下子激情澎湃。它们构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对政治现实的形象。

哲学家夸西姆·卡萨姆（Quassim Cassam）和詹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指出，看透弥天大谎的眼光是这些谎言充当了政治宣传工具和宣扬特定世界观的方式。那正是其政治危害性：它激发极端主义行动，并为其辩护。

但是，弥天大谎也做了别的事：它们抽空了真理的价值和民主社会追求真理的价值。

要理解这是如何运行的，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美式橄榄球比赛，一个运动员跑进观众席，面对现实和即时重放，大言不惭地宣称他“触地得分”。通常情况下，如果他坚持，会被忽略甚至会遭到处罚。

但是如果他－－或他的球队——拥有某种权力（如他拥有这个场地），他或许有能力迫使比赛继续进行，就好像他没有撒谎。如果比赛继续进行，他的谎言可能成功——即使很多人（甚至他自己的粉丝）并不“真的”相信他在界内。

那是因为谎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欺骗，而且显示出权力比真相更重要。如果比赛继续，这是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的教训。他已经向双方球队都显示规则不再重要，因为撒慌者已经让人将谎言当成真相了。

谎言发挥的作用不仅仅是欺骗，而且显示出权力比真相更重要。

那是弥天大谎和阴谋论对民主产生的认识论威胁。它们积极破坏了人们共同遵循的一套“认识论规则”的意愿——什么应该被当作证据，什么不应该。难怪对它们如何会应就变得非常重要。逃避惩罚的人越多，为知识两极化和毒害性的傲慢自大火上浇油的力度也就越大。

那些在政治认识论领域工作的人——包括那些在此话题上为学术新手册投稿的人——能帮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些威胁。但是，他们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应对这些伎俩。

有关对弥天大谎和阴谋论进行事实核查能否起到帮助作用的辩论一直在持续。有些人——引用被称为“回火效应”的例子宣称这实际上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令那些牢牢抓住谎言不放的人陷得更深）。幸运的是，最近的著作显示这个效应被夸大了，不过，仍然值得澄清这里说的“帮助”作用到底是什么。

对那些抓住傲慢自大的意识形态不放，相信只有他们知道真相，其他人都是蠢货的人来说，向他们提供更多事实能否帮助他们改变想法，从最好处说尚不清楚，如果我们说的“帮助”是“改变想法”的话。在这点上，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改变其想法而是不让他们掌权。

从小开始培养数字素养的好处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我们能将这个东西讲给小孩子听，让他们追踪辨识阴谋论和批判性思考的差别。

但是，那是短期游戏，我们也必须关心长期游戏。幸运的是，正如芬兰人已经在显示的那样，从小开始培养数字素养的好处就变得非常明显了。我们才刚刚开始明白知识在因特网上是如何被消费、传输和毁掉的。

但是，我们的确知道的是在线信息的强烈个人化加剧了知识两极化。我们在网上遭遇的任何东西——从脸书上的新闻到最喜欢的网站上的广告——都基于我们的偏好做了适当修改。

这意味着使其如此简单地轻易找到我们想看的东西的算法也能让我们随意遭遇愿意相信的“事实”之外的东西变得极其困难。我们能将这个东西讲给小孩子听，让他们追踪辨识阴谋论和批判性思考的差别，这成为非常容易理解的事。

如果用卡萨姆的话，我们能够做的另一件事是，清除作为政治毒害的“外部”谎言和阴谋论。这样做很重要，不是因为它将说服撒谎者，而是因为这样做展示出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包括民主社会追求真理的价值。

那是有关事实和证据的东西：它们重要不是因为它们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清这个世界，而是因为它们发挥民主的最基本功能。认识论规则是让民主游戏成为民主的组成部分，一个不是用枪而是通过理性交流解决问题的空间。

当然，这些建议只是把那块儿巨石运到这里准备上山。我们不能满足于玩一直在使用的古老认识论法则游戏。一方面，我们理解信息的技术变化显然要求我们改变评估证据的方式。

但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警惕我们的知识和信念机构的组织结构形式如何再生产了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傲慢自大的意识形态。思庐edit

从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到刘易斯·戈登（Lewis Gordon）等女权主义者和黑人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说，我们需要认识到，同样的机构也孤立和边缘化了那些本来最能看出别人毛病的人，这可真是绝妙的讽刺。所以我们需要尊重认识论法则，但我们也需要撰写新法则。接受这个任务就是接受政治认识论的政治部分。

罗蒂放弃了真理观念在政治中有用的观念，但我们的处境和他的处境不同。我们已经不再拥有将认识论抛弃一边的选择。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创造认识论。

我们也不能忽略需要更多谈论位于任何认识论事业核心的这个观念。至少在迷惑人的烟雾渐渐散去之后，很容易看到政治判断常常是假的。从移民政策到医疗保健，我们犯下的错误更多。

但是，首先提出在政治上做正确的事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在谈论涉及到任何牵涉到人的问题的真理性问题。这个挑战的困难部分就在于令罗蒂放弃真理在政治中有用的观念。但我们的处境和他的处境不同。我们已经不再拥有将认识论抛弃一边的选择。相反，我们必须重新创造认识论。

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和原刊的帮助和授权，特此致谢。——译注

作者简介

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Michael Patrick Lynch）康涅狄格大学董事会成员，哲学杰出教授。人文研究院院长，新英格兰人文协会会长。研究兴趣包括真理、民主、公共话语和技术伦理学。最新著作《万事通社会：政治文化中的真理与傲慢》。

来源：译者投稿

译自：The Value of Truth by Michael Patrick Lynch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as “The Value of Truth” in Boston Review (2021-03-01) and is translated here by permission. "

作者：迈克尔·帕特里克·林奇 吴万伟译

原标题：其他女人

“哲文新译”系列文章是吴万伟教授投稿的译文，文章主要是从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网站上选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义的哲学人文类小短文。

哲文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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