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发展历史进程 发展中人口大国三农问题再思考

发展中人口大国三农问题再思考

宋 圭 武

内容摘要：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一定要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单纯依靠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是有局限的。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要完全依靠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最终有可能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如何解决发展中人口大国的三农问题，应探讨建设一个适度二元经济社会。即城市是一元，农村是一元，但城乡差距不要太大，是适度二元。农村土地制度应实行标准的集体所有制或社区所有。在农村管理体制设计方面，笔者认为，在农村微观基层组织管理层面，应探索实行半自治半行政模式，在农村宏观管理体制方面，应探索实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在农产品流通体制方面，应探索实行半统购半统销模式。最终形成城乡一体化互养模式，而不是城乡互害模式。要坚决防止大规模返贫问题。要探索建立农业适度保护模式。

关键词：城市化 大国三农 半市场

中文图书分类：F3 C91 C93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25日生，二级教授，甘肃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兰州文理学院驻校专家，甘肃三农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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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三农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是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这是不能有任何含糊的。如何解决好这一重中之重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主要靠城市化，通过城市化带动，消解三农问题。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单纯依靠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是有局限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应立足自己的国情，应重点通过制度创新，再加上城市化，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其中，城乡关系，可探索建设适度二元模式。

一、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粮食是命根子，国家一定要高度重视，不能有任何马虎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为政之要，首在足食。”特别作为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必须要以更强烈的忧患意识，认识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一定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粮食问题是一个政治大问题。粮食不稳，政治难稳。从历史看，我国古代社会，每次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背后都有粮食危机因素。再比如，粮食危机也是法国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革命前夕，法国发生旱灾，粮食紧缺，饥荒蔓延，面包价格大幅上涨，社会情绪骚动。还有，粮食危机也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1990年之前，苏联食物普遍短缺，饥饿导致老百姓绝望，对政府也心生怨气，再加上各种影响因素，一个强大的政权机构轰然倒塌。

粮食问题是一个经济大问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一切产业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从产业投入看，农业生产率高，粮食充裕，农产品价格低廉，必然会大大降低其他产业的投入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等。从刺激消费看，农业生产率高，农民收入就高，农民需求会增加，同时，粮食安全了，农产品丰裕了，社会对消费也必然会有一种更普遍安全的心理，这也有利于刺激消费。

粮食问题是一个文化大问题。不论是生产粮食，还是消费粮食，都深刻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从田间地头到饭店餐桌，粮食生产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和文化纠缠在一起的。粮食文化是一个民族物质文化的基础，也深刻体现着一个民族的理性精神。通过粮食文化，展现了一个民族对自然和人类的最深层态度和智慧。所以，粮食问题，也是文化问题，粮食建设，也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粮食问题是一个环境大问题。人类与自然共荣共生，深层次是粮食与环境共荣共生。因为农业产业是一个与环境有深度关联的产业，也是一个与环境有最大面积接触的产业。一方面，环境的品质制约农产品的品质和结构；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生产方式严重制约环境的品质。解决粮食问题与解决环境问题本质是一体的。

粮食问题是一个社会大问题。要确保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粮食安全是基础。粮食是最大的民生问题。首先是生存问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人不吃饭就不能生存。古人言，饥寒起盗心，贫困夫妻百事哀。粮食不安，群众肚里缺粮少粮，必然社会人心惶惶，家庭也难和谐。其次是生存质量问题。物质文明看厨房，饮食文明是衡量物质文明水平的基础指标。比如，病从口入，没有饮食文明，人口素质就难以保证。所以，人民生活，包括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其中吃是排在第一位需要考虑的。要解决好社会民生问题，必须要优先解决好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是一个军事大问题。粮食是最重要的战争武器之一。欲灭其国，先断其粮。粮食战古已有之。比如管仲给齐桓公献计“公贵买其鹿”，通过重金收购楚国鹿，让楚国老百姓不种粮食，最终迫使楚国发生粮食危机，楚国不战自败。再比如，管仲劝桓公令人到代国去高价收购狐皮，造成代人放弃农业生产，农业生产荒芜，没有粮食吃，最后代国只好投降齐国。齐国一兵未动而征服代国。现代社会，虽然高科技是最尖端武器，但粮食也是最尖端武器。一些发达国家，屡屡使用粮食武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目的，不战而乱别国之目的。对此，我们需要高度警惕，不能有任何马虎和侥幸心理。

二、依靠城市化解决发展中人口大国三农问题有诸多不足

城市化能否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人口小国，比较可行。因为农村人口不多，城市吸收农村人口压力不大。对于工业发达国家，也比较可行。因为工业发达，城市有产业支撑，能较多吸收农村人口就业，这不会导致“城市病”。同时，由于工业发达，工业可以反哺农业和支援农业，也不会导致“农村病”。

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要完全依靠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困难。从城市方面看，一是人口基数大，城市要完全吸收压力必然很大；二是由于城市自身产业基础也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口自身就业压力必然也大；三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一些简单劳动正越来越多被机器人所替代，这更增加了农村人进城就业的难度。从农村方面看，由于农业产业本身就效益低下，再加上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在城市繁华的诱惑下，这会导致农村优势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资金要素等会过多盲目流入城市。所以，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若单纯依靠城市化来解决三农问题，最终有可能导致“农村病”与“城市病”并存。一方面，必然是城市人口过于拥挤，城市出现贫民窟；另一方面，又是农村的“空壳化”和土地的撂荒。

而“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将导致整个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一方面，由于农村农业的发展落后，农民收入低，这必将导致国内需求不足，这最终对城市产业发展也不利；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有竞争优势尤其是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较少，城市产业整体缺乏国际有效竞争力，而为了解决“城市病”，为了保障城市管理秩序，政府又不得不大大增加非生产性劳动投入，比如，增加警察数量，增加维稳投入等，这必然会要求进一步直接或间接加重企业税收。而企业负担加重，又导致城市产业进一步缺乏竞争力，形成恶性循环。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财政供养人员支出，在缺乏产业税收收入的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通过不断增加货币发行来暂时解决困难，但这会诱致通货膨胀或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最终又形成对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更不利环境。

另外，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城市病”与“农村病”并发的情况下，如何有效面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竞争，如何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业种子安全等，都可能会遇到很大问题。这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是高度危险的。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依靠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对解决三农问题只具有短期效应，不具有长期效应。一般房地产所带动的经济周期，大约是二十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三十年。而且若后续没有其他产业配套发展，受供给和需求价值规律必然性制约，最终房地产产业必然是大萧条，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必然的，这也是经济规律为自己强制开辟道路，连带效应，最终必然带来国民经济的大萧条。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一定要高度警惕房地产扩张所带动的城市化问题。在房地产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要依靠创新大力发展城市其它产业，并要采取措施逐步消解高房价问题。

这里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认为只要户口变成城里人，就城市化了，就一切问题解决了，这也是误区。所谓城市化，实质应是人的城市化，是人的实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若人转成城市户口了，但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这样的城市化实际是伪城市化。其中在城市缺乏产业支撑的情况下，一旦大量农村人口转成城市户口，必然很多人缺乏有效就业，就容易形成伪城市化局面。

另外，也不能产生城市化崇拜，即认为城市化什么都是好的，认为城市各方面都要高于农村，这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城市有城市的优点，也有不足；乡村有乡村的优点，也有不足，要辩证全面看。从国外发达国家看，有钱人更喜欢乡村，而不是城市。

还有，在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上，城市化应是一个次要考虑因素，关键应考虑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居民生活质量，以及国家治理水平还有文化等方面。对一个国家而言，城市化只是现代化的物质外壳形式，并不是实质形式，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外生变量，不是内生变量，更多是产业现代化促进城市化，而不是相反。

另外，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等因素，可能还会产生严重的官员寻租问题。比如，一些官员可能会依靠廉价的土地，通过工程建设，一方面，可以为自己营造政绩工程，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工程吃回扣寻租，一举两得。这会导致城市化不正常扭曲快速发展。其扭曲主要表现为：一是可能会导致公共产品过度供给，比如可能会建一些巨型楼堂馆所和巨型广场等，由于供给过剩，出现“空城”和“鬼城”现象；二是可能会导致生产企业过度供给，粗放发展，进一步加剧产品过剩情况；三是可能导致土地资源大面积浪费，比如虽然开发区大面积开花，但土地利用率并不高，多呈闲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宁可慢些稳些，也比快些要好一些。因为发展总有路径依赖，一旦设施建好，返回重新建设成本更高。不仅前期投资泡汤，还要拆迁成本，另外，前期建设所产生的许多腐败，对社会发展也是巨大危害。所以，发展中人口大国，稳妥推进城市化是一种优化选择，急躁快速弊多利少，要稳中求进。

具体从城市化指标看，笔者认为，对于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有雄厚工业支撑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可以超过85%以上，但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若城市化水平超过50%，就需要谨慎推进城市化，一般以不超过75%为好。若超过75%，有可能会引发较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一般而言，笔者认为，一个国家要考虑城市化水平多少为合理，应重点考虑五个关键变量。一个关键变量是人均收入，尤其是人均纯收入，这是农村人能否进城的收入前提。没有收入前提，进城就是更多造“贫民窟”。一个关键变量是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越大或基尼系数越大，越不利于城市化，因为多数穷人是无法实现进城的，这些人进城也是更多造“贫民窟”。一个变量是工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也必然越高。一个变量是土地资源约束边界。为了确保粮食安全，一个国家尤其是人口大国，一定要确保一定的农业用地。尤其在人均耕地较少的情况下，更要稳妥考虑这一问题。农业用地的红线为城市规定了最大土地扩张边界。一个变量是人口多寡因素。人口越多的国家，城市化难度必然也越大。最终，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如何确定合适，需要综合考虑这五个关键因素。其中，城市化水平与人均收入水平大约是正比例关系；与贫富差距或基尼系数大约成反比例关系；与工业化水平大约成正比例关系；与土地红线大约成反比例关系；与人口数量大约成反比例关系。

另外，发展中人口大国，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城市布局的均衡问题。如何均衡，笔者认为，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城市化应突出两级发展。一是要突出特大城市或城市群这一级的发展，这是考虑到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一级还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问题。二是要突出小城镇这一级的发展，这是考虑到带动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关乎国家稳定尤其是粮食安全的需要。同时，两级还要形成协调发展居民。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经历了三次主要动力转换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经历了三次主要动力转换。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主要动力有三个方面，一个是需求动力，一个是价格动力，一个是结构动力。从需求动力方面看，这一阶段，国家总体农产品短缺，农民不存在销售困难问题，农产品需求动力比较充足。从价格动力方面看，这一阶段，一方面，国家几次对农产品提高收购价格，另一方面，国家还要求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至1984年，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1978年提高了53.6%，而同期农用工业品零售价格水平上升幅度为7.8%。农村发展取得了价格比较优势。从结构动力看，这一阶段，农村产业结构大幅调整，1984年与1978年相比，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长了33.7%，其中棉花和油料的总产量均增加了1倍多到2倍，其他如糖料、茶叶、蚕茧、水果、烤烟和黄麻等，也获得大幅度的增长，同时，粮食播种面积虽然减少了6.4%，但单产提高了42.8%，总产量增长了33.6%。

第二阶段，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左右，主要动力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这一阶段带动农村发展的最核心动力。1984年至1988年，是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发展的黄金期，其中，乡办企业增加了2万多个，个体和联户办企业增加了近1600万个，其中乡办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达到50人左右，农村户办企业的平均就业人数在2人左右。92年以后，乡镇企业又一次掀起了超高速发展浪潮。92年，乡镇企业总数一举突破2000万，在职职工突破1亿，总产值达到1.8亿元，实现利润突破1000亿元，完成出口贸易额也超过1000亿元。到1995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14595.2亿元，占GNP的25.5%，乡镇企业从业人数占全国劳动力的20%，占农村劳动力的28.6%。在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发展也出现了三种典型模式。一种是苏南模式。这种类型的乡镇企业主要源于改革开放前发展起来的社队企业，主要由基层政权建立和拥有，集体经济特点比较突出，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全国各地最流行的乡镇企业形式。一种是温台模式。以浙江省温州、台州的乡镇企业类型为代表，主要是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私人创立的个体工商户基础上发展起来，私营企业特点比较突出。一种是珠三角模式。珠三角乡镇企业的特点是由港澳台投资者（包括内地在港澳开设的企业）多拥有，其业务也多为外向型。还有一个方面的动力是小城镇的发展。1984年以后，国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带口粮到集镇落户。到1990年底，全国小城镇突破1万个，小城镇人口达到2.67亿人左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个体经济等配套发展，构成了这一阶段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三阶段，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主要动力是城市化。从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中城市化率仅仅平均年增0.74个百分点。世纪之交，城市化开始加速。1997年以后，城市化率年均增速上升到1.5个百分点左右，21世纪初期也一直维持这样的速度。①其中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推进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诱因。分税制改革之后，所有企业的税收都要与中央分享，而且税收系统独立于地方政府，这导致地方政府能够从企业中得到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办集体企业的热情迅速下降。在来自企业税收收益减少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开始积极从预算外、尤其是从土地征收中为自己聚集财力，“城市化”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的新增长点。城市化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加了农民来自土地的收入；二是增加了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三是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需求收入。

目前，城市化带动农村发展的潜力已经明显不足，乡村振兴需要寻找新的动力源。这个新的动力源就是制度创新。农村制度如何创新，笔者人为，需要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的乡村发展制度优点充分结合起来，缺点充分回避，探索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框架。

四、发展中人口大国解决三农问题可探索城乡适度二元模式

如何解决发展中人口大国的三农问题，不能盲目照搬发达国家或别国的路子，需要立足国情走适合自身特点的路子。这个路子笔者认为，就是要探讨建设一个适度二元经济社会。②即城市是一元，农村是一元，但城乡差距不要太大，是适度二元。什么是适度二元，打个比方，就如两桶水，城市是一桶水，农村是一桶水，这是两个元，两桶水适当隔离，各有各的循环圈子，但二者有管道连接，农村一桶水的水如何流入城市，需要政府管控好管道，要防止农村这桶水过多流入城市，最终，不能让农村这桶水太少，也不能让城市这桶水过多，二者形成适度差距。最终全社会形成三个良性循环，农村自身形成一个较低水平的良性循环，城市自身形成一个较高水平的良性循环，同时，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形成一个大的良性循环。

如何建设适度二元经济社会，关键是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要设一个制度隔板，或要设一个管控通道，在这个管控通道的作用下，实现农村人口要素、资金要素、土地要素到城市的合理有序流动。要素如何合理有序流动，应考虑照顾到两头的需要和平衡。在流动过程中，既要考虑到城市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要有利于农村的发展，要确保农村有一定数量的人口，要确保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尤其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等。如何设计一个有效制度隔板或管控通道，关键要在农村管理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设计这两个重要方面上要做文章，要立足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创新农村管理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

农村土地制度如何设计，不同国家有不同设计。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需要考虑社会稳定和发展两个方面。从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看，要考虑到土地是农村人的最后保险，一般不要轻易让农民失去土地。因为若大规模农民失去土地，必须要确保城市能吸纳这部分人就业，而且最好要长久确保，若城市确保不了就业，这些失地农民必然吃饭都可能成问题，这会给国家稳定带来大麻烦。为此，在土地制度设计上，应给农民留下退路。一旦在城市失业，农民还可以再回到农村生产生活，有一块地保障，至少还可以保障有饭吃，不至于沦落街头，成为流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从促进发展角度看，笔者认为，关键点是要实现或确保真正在土地上劳动和发展农业的人获取较大收益，也就是真正在土地上直接种植农作物的人有较大收益，而不是土地所有者或承包者或经营者获取更多收益，这样才能留住更多人在土地上直接劳动和直接发展农业。因为若让拥有土地的所有者或承包者或经营者有较大收益，由于农村产业的薄利性，再加上还要给土地所有者或承包者或经营者要交租，这会大大降低实际在土地上劳动和发展农业人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土地撂荒或土地转入其它产业的可能性。

目前，从我国情况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一直强调稳定土地承包权，其积极意义也很大，但存在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其最主要不足是，由于土地变动与家庭人口变动不协调，产生诸多问题。一方面，农村家庭人口这些年实际变动很大，比如，年老去世的，考上大学的，有的养儿子多，有的养女儿多，养儿子的要结婚，养女儿的要出嫁，还有子女长大分家的，还有绝户的，这些因素都影响到农村家庭人口的变动，从80年代国家强调稳定承包权以来积累到现在，一些村庄家庭的人口变动已经很大；另一方面，土地承包政策多少年一直保持不变，导致土地实际拥有数量在农村出现家庭两级分化问题，有的家庭人口很少，土地很多，有的家庭人口很多，土地很少。由于土地要素拥有量不平衡，缺地少地农民就很容易致贫，这也客观加剧了农村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同时也成了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些缺少土地的农民，在无正规就业或稳定就业的情况下，若没有前期积蓄，必然容易陷入生活困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饥寒起盗心，贫困夫妻百事哀，不排除个别人或少数人走向道德堕落或犯罪的可能。比如卖淫、拐卖儿童、偷盗、骗人，杀人抢劫等，可能会呈多发状态。这多年，一些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犯罪案例，多是与贫困有关的。比如，抓到有的丈夫带着自己的老婆去卖淫，估计是这家人实在过不下去了才这样，不然若一个家庭稍微日子过得去，谁还这样干？甚至还有父亲把门收钱，让女儿去卖淫的，根子都是贫穷惹的祸。前几十年甘肃白银有一个变态杀人恶魔，杀了许多人，被抓后，回答记者问题，多次谈到贫困问题，说实在是太贫穷了，才走上这条路。再还有我们看到，高速路上，一辆拉水果的大货车翻了，一大帮村民拿口袋把掉在路上的水果捡到袋子里，货车师傅还以为是帮忙往车上装，结果这些村民都是往自己家抢背，这恐怕也是贫困惹的祸，估计还是这些人太穷了，家里缺东西，不然干这些事，实在太丢人。

面对土地与家庭人口变动不协调这种情况，如何应对，笔者调查，一些村干部希望农村土地根据家庭人口变化最好十年一调整，因为一般十年就是一代人。但这里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若农村土地调整过于频繁，又可能会引发很多人为矛盾等，包括如何制约村干部的权力等，同时，土地调整频繁，还对保护土地肥力也不利，有可能助长土地利用的短期行为等。

另外，有些学者主张在稳定承包权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来解决农村问题，这也是十分危险的，尤其对于发展中人口大国，更是十分危险。因为土地要素市场化虽然能带来短期收益，也可能促进短期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最终可能会产生大量失地农民，这会给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长期巨大风险。

从我国情况看，国家积极推进集体建设性用地入市，有积极意义，但笔者认为，还是要谨慎推进。一是有可能进一步助推房地产产业的膨胀发展。目前，我国房地产产业已是发展过度，亟需压缩。若再膨胀发展，其边际负作用会越来越大。二是对带动落后地区农村发展没有多大作用，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区域不均衡发展。一些边缘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人也越来越少，所以，土地本身就不值钱，即使允许建设性用地流转，也无人去投资。但国家的这一政策，对城市郊区带动作用较好。三是该政策多具有短期正效应，长期效应不明朗，甚至也有可能是负作用。四是在确权过程中，可能会引发较多矛盾。五是在土地用途边界模糊的前提下，在利益诱惑下，有可能挤压农业用地，损害农民利益。

在考虑上述情况下，农村土地制度如何设计，笔者建议，农村土地制度应实行标准的集体所有制或社区所有制，同时，配套实行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两种户籍制度，并同时规定，所有转入城市户口的农村人或人流入城市，并在城市有稳定就业的人，就不应或不能再享有土地的任何收益。这种土地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是要增加农村人脱离农业进入城市的经济成本，同时，也保护人在农村进行实际务农的人的利益，防止农业产业弱化和土地撂荒。另外，对农村土地的利用，必须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尤其要严格审核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情况。

这里特别注意，对户籍制度要有一个正确认识。任何国家都需要对人口流动进行管理，都需要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看，所谓户籍制度，就是按户登记人口的一种人口统计和管理制度，其主要目的是掌握人口信息，了解人口变动情况。广义看，所谓户籍制度，有更深刻含义，包括与户籍有关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制度以及各项法规政策等。

户籍制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户籍一词的来源来看，个体家庭的出现是户籍制度产生的社会前提。在古代社会，户籍制度是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实施和运用权力的有效手段。摩尔根在分析古罗马国家时写道：“据称塞维乌斯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创立注户籍的办法。李维认为户籍制对于即将形成的如此庞大的帝国来说是一项最有益的措施，按照这种制度，无论平时或战时，人们履行职责不再像以往那样以个人为标准，而是以个人财富的多寡为标准了。每一个人都必须在他所居住的市区注籍，并登记自己的财产数额。这是在户籍监临下办理的；户籍册登记完毕后便为定阶级提供了根据。”③

我国古代孟子提出了朴素的国家三要素说，认为：“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其中的“政事”，主要是指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管理。

户籍制度也是随历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在商周时代，是否有完善而系统的户籍管理组织和制度，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不过，从实践发展需要推测，至少存在某种形式的户口管理办法，因为对国家管理来说，这是必要的。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自然十分重视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因此，户籍制度在春秋战国时得到了很大发展。一是书社制在许多国家已经普遍起来；二是上计制在战国七雄中多得到严格执行。所谓书设制，就是将社中的人口书于版图，上计制是一种上报人口，以便预算来年的税收负担的制度。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对人的管理和控制推行“什伍”制。秦统一中国后，在户籍编制方面，仍沿袭了以往的“什伍”制，而且在组织和实施方面，为了确保中央集权的巩固和政治的统一，比以前更加完备，更加严厉。西汉，在户籍编制和管理方面，承袭了秦朝“什伍”制的做法，此外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利措施，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隋朝的户籍制度增加了对户口登记管理的约束机制，即把户口与科举考试结合起来。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完备周密。坊村分治是唐朝户籍制度的重要举措之一。城邑为坊，乡野为村。坊和村各自另外设官职，掌管其居民户口。这里坊村居住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坊内居住者大多数是贵族和统治者阶层，村野居住者则多是劳动者阶层。由于存在等级地位差别，坊村之间存在壁垒以及户口隔离和分治也就在所难免。由于王朝征税对象主要是农民，为了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国家必然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宋神宗期间，王安石推行变法，其中主要举措之一就是施行保甲制。保甲制的主要功能是：一是便于清查户口；二是为了谋求基层社会治安和互相救助；三是建立民兵组织，为军队准备后备力量。采取这种措施，村民平时可以自保，战时可以保国。此外，还可以节省财政开支，减轻国家负担。④

在户籍管理体制方面，元代实行了村社制。村社以家和村为基本单位，一般50家或100家构成一个集团，设一社长负责，不像保甲一样严密；另一方面，村社的功能也不同于保甲，其主要目的在于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而不是出于治安保卫需要。⑤

明代在户籍管理方面，在全国推行“户帖”制。“户帖”相对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户口簿，“户籍”相对于户口簿的存根，存放于户部。“户帖”发给各户，各户的籍和帖都加以编号，以便核查。另外，明朝还下令各郡县编制赋役“黄册”，便于征调赋役。同时，在基层管理体制上，明朝在全国建立里甲制，里甲的主要职责是催征钱粮，管理民间事务。另外，在明朝，还规定，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有“路引”，也就是一种离乡外出的证明。由此可见，明代对人口流动管理十分严密，农民流动难度很大，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⑥

清朝在户籍管理方面，比明代要宽松一些。主要是税赋与人丁没有直接关系，尤其在康熙以后，推行“摊丁入亩”、“滋生人丁，永不家赋”的税收政策，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已被土地所取代，因此，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对征税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另外，政府还鼓励农民去开荒垦殖，扩大耕地面积，这样也可以增加财政收入。还有一个方面是，也有利于准确清查人口，一些隐瞒人口现象会大大减少。⑦

清末宣统三年三月，民政部编订了《户籍法》。《户籍法》主要内容是关于户口及其变动事项的合法登记程序及管理机关的规定。1931年、1946年，国民政府重新颁布和修订《户籍法》及实施细则，但其基本精神和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主要是关于如何登记户口。1937年，国民党政府还颁布了《保甲条例》，在全国统一建立保甲组织。

总之，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朝各代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管理，这也是为了满足更好统治的需要，所以，户籍制度是不可能取消的，只能是随实践发展不断完善，其管理形式也会随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不断发生变化。

解放以后，我国1951年在城市开始施行城市户口登记制度，1958年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改变了以往的户口登记和管理规定，增加了迁入地和准迁单位的审批程序。改革开放前，我国户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户口与权利和稀缺资源结合，形成事实上的二元等级社会，同时，户籍也变成了一种等级身份认同符号。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户籍制度不断探索改革，1980年代中期开始试行的居民身份证制度，是户口管理制度中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

户籍制度如何改，需要根据各国国情实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走特色之路，不能盲目照搬别国模式。这里既要考虑公平问题，还要考虑效率问题，要在公平与效率结合上实现总效应的最优化。

这里尤其要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任何公平都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不能脱离特定基础现实谈公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任何社会的公平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具体的、相对的和历史的，不同的社会存在着不同的公平观念。权力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的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行政区域条例也是永恒公平的破坏。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国情，也是十九大对我国国情实事求是的准确判断。目前，我们推进任何改革，包括公平观的树立，都应立足这个最大国情基础。超越国情的理想主义改革是建空中楼阁，注定是劳而无功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立足“两个没有变”的基本国情，笔者认为，我国的户籍制度应立足城乡适度二元特点来设计。在生产力基础总体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若过度强调一元化，虽然更靠近公平，但有失效率之嫌，甚至有可能较大程度损害效率；若过度强调二元化，虽有一定效率，但又有损害公平之嫌，甚至严重损害公平。这里需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有一个平衡，如何平衡，就需要考虑适度二元问题。在特定的生产力基础上，适度二元，可兼顾公平与效率，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从全局看，既实现了公平的最大化，同时，也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

在农村管理体制设计方面，笔者认为，像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基于国情，可考虑，在农村微观基层组织管理层面，探索实行半自治半行政模式，在农村宏观管理体制方面，探索实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在农产品流通体制方面，探索实行半统购半统销模式。

从农村基层微观生产组织建设看，建议探索实行半自治半行政模式。第一，目前农村总的改革方向应是，要大力推进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和合作化建设，这是提高农村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目前，一家一户分散的生产方式，是产生农村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一是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也与此有关。二是不利于中央政策落实。由于政策落实成本大，导致中央的许多政策落不到实处，以致产生许多形式主义落实。三是导致农村人精神世界原子化。一家一户各自为政，合作互助精神进一步稀缺，互相攀比加剧，人情淡漠化，婚丧嫁娶成了主要的群体精神生活凝聚点，而且节日也更加世俗化、金钱化。四是由于缺乏分工效率和规模效率，严重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民收入提高。五是生态环境保护难度大。由于一家一户分散，面对一些滥砍滥挖现象，很难全面监管。六是制约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推广。由于承受风险的能力弱，单个的农户对技术的推广多持保守观望态度。第二，如何推进农村组织化和合作化建设，要走中国特色的道路。一是由于历史传统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特点还是比较突出，所以，靠农民自发推进组织化和合作化，难度较大，客观需要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和引领作用。政府要深度介入合作化过程。二是由于人多地少，城市吸纳劳动人口能力还比较弱，出于城乡统筹考虑，客观需要我国农村的合作形式应多具备劳动密集性特点和技术密集性特点。所以，我国乡村振兴，乡村人口不能太少。为此，在合作组织制度设计上，要适当增加农民跳出乡村社会的制度成本。第三，为此，建议政府积极主动帮助农村基层建立半自治半行政基层组织。一方面，若农村实行村民完全自治，根据这多年实践，也是弊端诸多，但若完全行政化管理，也不符合农村实际，为此，可探索将自治和行政有效结合起来，探索农村实行半自治半行政化模式。所谓半自治半行政组织，具体就是农村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由上面组织部考察任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观察后，村民对上级组织任命的干部若不满意，可以行使否决权否决任命，由上级组织再选合适人选任命。这种上级任命，下级否决的方式，本质也是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因为这也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一种方式。民主关键是权力制衡，既可以左右制衡，也可以上下制衡。另外，目前中央推行村书记、村主任和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等“一肩挑”，这也是农村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的一个大方向，有很大积极意义。但问题是，要实现“一肩挑”，必须组织机构上要合一，要一个“身子”，不能多个“身子”，不然，“一肩挑”会流于形式，而且还可能会导致组织运行效率低下问题，因为一个人管多方面的事，毕竟精力有限。为此，也建议，未来的农村基层组织，应考虑经济组织、政治组织、行政组织等一体化，一套人马，多块牌子，这会大大提高组织效率。以前，在人民公社时期，工农商学兵，一体化，也有一些积极的方面，可以借鉴其优点，不应全面否定。凡事都应辩证全面客观看。

从农村宏观管理体制建设看，建议探索实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第一，所谓半计划半市场模式，就是一部分在计划的盘子里运转，一部分在市场的盘子里运转。为什么要实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因为对农业农民而言，完全计划化，也有弊端；完全市场化，也有弊端。完全计划化的弊端是，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缺乏活力。完全市场化的弊端是，一是对农民多不利。农民对市场而言，是弱势群体。这种弱势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分散的农民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弱势，就在个体能力方面，也是弱势。因为社会通过考试等各种选拔制度，有能力的基本都进了城，留在农村的，大多都是能力比较欠缺的。二是对农业发展多不利。由于农产品生产供给的自然周期性以及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较小，同时，农产品的储存成本较高，有些农产品根本无法较长时间存储等，也就是说农产品利用存活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较弱，所以，农业应对市场风险波动的能力必然较弱，农业对市场而言，是弱势产业。既然是弱势产业，完全市场化，对农业发展就是高风险低收益，这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经营农业，出现农业产业撂荒化问题。三是对社会发展多不利。农业基础不稳，农产品价格波动，谷贵伤民，谷贱伤农，不是伤害城市居民，就是伤害农民。所以，农产品价格稳定最好，这既有利于稳定农民收入和生产预期，也有利于稳定城市居民生活福利，最终全社会受益。第二，如何实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首先，国家根据各地土地、气候、水资源等区域比较优势，对重要农产品根据总需求估计，进行计划布局生产。比如，甘肃定西土豆生产质量好，就应计划大面积专业化多种植一些土豆，其它地方就应适当限制种植土豆，不然盲目重复竞争，导致生产过剩，质量也混乱，一些其它地方的土豆，也冒充定西的土豆。再比如，甘肃天水苹果好，就专业化多种植苹果，但种植规模国家在估计市场需求的基础上，提出计划控制种植指标。这样根据区域比较优势，按市场需求计划种植，对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有好处，对双方的福利水平都会有提升。其次，基层组织按国家计划落实生产任务。再次，剩余部分，基层组织和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生产。第三，实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的可行性。一是农产品不同于工业品，主要涉及吃饭等问题，所以在人口数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需求大体是稳定的，因为一个人的饭量基本是稳定的，是不可能大波动的。二现代大数据等高科技手段，为精准预测农产品需求提供了先近手段。

从产品流通体制建设看，建议探索半统购半统销模式。第一，所谓半统购半统销，就是农产品一部分国家统销，尤其是重要农产品，一部分，走市场，农民自主经营。这里半统购半统销和半计划半市场模式是相衔接的。在半计划的盘子里，也就是国家计划种植的农产品，实现统购统销，在半市场的盘子里，即农村根据市场需求自主种植的农产品，销售由市场作主。第二，为什么要半统购半统销，一是因为农产品销售不稳定目前是一个突出问题，不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农民容易产生过度投资，这等于间接降低农民收入，也成农民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当某一种农产品出现短缺时，对城市居民也不好，直接影响居民生活。二是目前，农产品价值多被中间商所赚取，这不仅对农民不好，因为农民得利不多，对城市居民也不好，因为城市居民又高价消费农产品。比如，苹果在农民地里，一斤1元，还销售困难，没有人要，但在城市，居民消费又得一斤花5元，甚至花10元。再比如，甘肃岷县当归，在农民地里，一斤才值十几元，但经加工最后到城市人手里，一斤可值一两百元，价格错十几倍，实际农民得利很少。所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如何增加城里人福利，需要建立农产品从农村到城市的直销渠道，这个直销渠道需要半统购半统销体制来承担。另外，这里我们要注意，不要一提统购统销，就感觉不好。过去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是在农产品短期的情况下，为了支援工业化所设计的农产品流通制度，对农民有伤害。目前，面临农产品过剩和市场波动情况，实行部分农产品统购统销，则对农民是一种保护，而不是伤害。另外，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在工业发展还不太强的情况下，国家要完全补贴农业必然财力有限，不可能像发达国家一样补贴农业。而通过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这也算是实现了国家对农民的一种间接补贴。

最终，在城乡适度二元的基础上，形成城乡发展互养模式。所谓互养，就是城市的发展有利于乡村的发展，乡村的发展有利于城市的发展，而不是以互害为代价，或以损害对方为代价。这里所谓城乡互养，实际就是城乡一体化。因为只有一体化，才可以互养。而所谓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形成有机联系分工模式，二者互为支持，互为补充，形成协调发展局面。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能把城乡一体化理解为城乡一样化，比如，人的胳膊跟人的腿是一体化的，但不是一样化的，人的头跟人的脚是一体化的，但也不是一样化的。从社会来看，实际由于众多因素制约，城乡也不可能成一样化的。城乡关系，从分离，到对立，再到一体化互养，是城乡关系演进的三个阶段。其中城乡一体化互养，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

五、要坚决防止大规模返贫

（一）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分析

第一，对贫困人口而言，有关信息来源渠道更少，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这种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限制了他们生产资源进行更有效配置的空间。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必然生产风险变大，这会促使贫困人口采取更保守生产策略。比如，在有限的几亩地上，可能更多元化分散种植或养殖，这必然导致生产缺乏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二是限制了他们找工作的机会。由于与外界接触少，外面就是有需求工作的，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还在家里自个发愁找不上工作。三是也限制了他们为孩子选择上一个更好学校的机会，以及上学之后选一个更符合市场需求专业的机会。由于缺钱，本身贫困人口上学就很艰难，尤其上一个好大学更难。若选学校和专业未来前景再不好，这不仅导致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投资低效率和浪费，还为因学致贫埋下了根。

第二，贫困让贫困者短期行为更严重，这进一步加剧贫困。一方面，贫困容易引致短期行为。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贫困会让人产生稀缺心态，而稀缺心态降低意识宽带，并产生管窥问题。另一方面，短期行为必进一步加剧贫困。因为一旦产生管窥，这会让贫困进入稀缺陷阱，形成短视均衡，让贫困成为一种维持自我状态的循环陷阱。

第三，由于市场嫌贫爱富，导致服务于穷人的市场日趋消失。比如一些金融服务的消失，让贫困人口更难获得金融支持。还有一些人力资本投资服务方面的市场，也对贫困人口日益不利。

第四，能力不足让一些贫困人口很难靠市场竞争致富。由于遗传等原因，一些贫困人口先天能力不足。还有一些贫困人口，由于家里缺钱上不起学等原因，也导致后天能力不足。这让他们很难获得正规长久就业，只能靠干一些杂活或靠打零工来维持基本生存。

第五，贫困人口对自身未来预期往往多悲观，并因此缺乏积极上进精神，这也是陷入贫困循环的一个因素。比如，懒惰，就是一种意志消沉的具体表现。一方面，贫困诱致懒惰；另一方面，懒惰又进一步加剧贫困。再比如，有空闲时间也不重视学习，觉得学习无用，而是忙于娱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不是打牌，就是赌博，或一天到晚一直看电视混天黑等。

第六，贫困让一些家庭成员关系更紧张，发展形不成家庭合力，让脱贫更困难。依据边际效用规律，贫困会让金钱边际效用增加，亲情边际效用减少。比如，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老人缺孝问题，还有随意打骂孩子的问题等，深层次都与穷有关。这种情况会让贫困家庭内部关系更紧张，家庭矛盾也会更多，在致富路上，往往各自为政，甚至还互相拆台。

第七，贫困催生贫困人口形成低信任度人格，这让他们很难在社会层面与人进行合作，或缺乏出去闯的精神，让脱贫也更困难。这反映在贫困人口之间，更是缺乏信任度。在实际中，有一种贫困人口对贫困人口更缺乏信任度的情况。同时，贫困人口对贫困人口的成功还更容易产生嫉妒心理。所以，在贫困人口之间，合作难度更大，成功也更困难。另外，由于信任度缺乏，也让他们缺少了走出去的动力和胆略，宁可守在家里，靠着墙角晒太阳混天黑，也不愿或不敢出去闯一闯。

第八，一些贫困人口往往自我控制力差，这也制约了脱贫。一是由于容易冲动，往往产生很多人际关系紧张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个人遇到一些困难，也很难得到别人帮扶走出困境。二是也容易激情犯罪，让后面的路越走越难，生活甚至越来越贫困。

第九，技术进步也对穷人就业越来越不利。由于大多数贫困人口从事的都是简单劳动，而简单劳动正越来越被先近的机器人所替代，比如，无人超市、无人工厂的出现，还有一些家政机器人的出现等，这让贫困人口就业雪上加霜。

第十，容易被欺骗而受困。一方面，贫困人口对社会是低信任度；另一方面，贫困人口又是容易被欺骗的群体。这主要是由于骗人的人往往是先抛诱饵，而诱饵对贫困人口的诱惑力往往会大于富人群体，再加上期盼天上掉馅饼的心理，再加上骗术越来越高明，所以，在现实中，贫困人口也往往成上当受骗最多的群体。

第十一，对政治行为的冷漠，让他们丧失了更多获取权利或致富的机会。政治冷漠症是贫困人口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主要取决于，一方面，贫困人口缺乏参与政治的资本，或参与政治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由于本身弱势，贫困人口即使参与政治行为，获利也很少。问题是，一旦政治参与政治行为减少，使他们更少了获取权利或致富的机会。

第十二，环境恶劣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贫困人口往往多在环境恶劣的地区。环境恶劣，自然灾害多，收成少且不稳定。生活必然多处于维持状态或极端贫困状态。

第十三，资源贫乏也制约致富。尤其土地产出率低，再加上没有其他资源，比如缺乏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等，必然让本地人口收入很少。

第十四，交通不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交通制约了产品交换，也制约了信息交流和人员流动，让许多贫困地区人口守着金饭碗过穷日子。

第十五，还有帮扶政策的一些失误，也是一个方面的原因。比如，帮扶中的形式主义以及数字帮扶等，还有，帮扶资金半路被精英俘获，并没有真正到穷人手上等。

（二）防止大规模返贫需要充分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

为什么需要政府发挥好主导作用，因为低收入人口总体在市场中是处于弱势的，他们靠市场竞争是很难致富的。

一般而言，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要尽可能救助弱势群体。要抓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二是要抓好公共秩序建设。维护良好竞争秩序，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三是要抓好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公共产品靠市场提供是先天不足的。四是要抓好社会公共精神建设。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五是要积极扶持第三部门健康发展。

反贫困政府如何发挥好主导作用，需要分类推进。一类是对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而言，要重在激活内生动力。而激活内生动力，需要注重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扶贫必扶智，要加大教育投入，要注重增加个体的人力资本；一个方面是要将提升后的人力资本通过组织化或合作化途径具体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变为现实的生产力。

在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方面，要特别注重劳动就业技能方面的培训。尤其对一些重点人口要重点培训。一类是无地农民；一类是新生代农民工，包括一些未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一类是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等。另外，对乡村创业致富带头人，为了更好发挥他们的致富带头作用，也要重点和不断进行培训。

另外，针对低收入人口，有了一定教育方面的保障投入，有了一定就业方面的保障投入，可能还会产生的一个附带问题是，极有可能会诱致人口大量增加，这会侵蚀反贫困政策福利效应，弄不好，还会引致更大更多贫困，为此，还需要政府有限制人口增长方面的政策设计。

一类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言，政府需要通过建立健全有针对性社会保障制度解决他们的困难，其主要任务是要防止这类人陷入绝对贫困。另外，如何建立健全有针对性社会保障制度，也要立足国情实际，不能超越生产力现实，尤其对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更要结合好自身国情实际，不能太理想主义，不能盲目攀比发达国家。

另外，要依据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探索建立适度农业保护模式。对农业的保护水平应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对发展中人口大国而言，探索建立农业适度保护模式是一种可行选择。具体而言，所谓适度保护，就是从经济效益方面看，关键是要确保经营农业的人，至少不能亏损，或尽可能能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率。（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二级教授）

注释：

①吴敬琏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274页。

②宋圭武：理性审视发展中大国的三农问题，《江汉论坛》，2020年6期，52页。

③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334页。

④陆益龙著：《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87-88页。

⑤陆益龙著：《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90页。

⑥陆益龙著：《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92页。

⑦陆益龙著：《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9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3.吴敬琏著：《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

4.[英]詹姆斯˙菲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第一版.。

5.陆益龙著：《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12月第一版。

6.宋圭武：理性审视发展中大国的三农问题，《江汉论坛》，2020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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