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 昏君：商纣王被骂昏君上千年

通过《封神榜》这部脍炙人口的经典小说，想必大家对商纣王帝辛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因为宠信妲己而荒淫无度、残害大臣的暴君，堪称是我国历史上反面帝王的典型例子，从古至今都是被人唾弃的对象。

但是，对于这么一个饱受非议的历史人物，毛主席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见解。在他老人家的眼中，帝辛虽称不上明君，但也绝不是如小说，甚至是史书所言的那般不堪。特别是在提到帝辛的政绩时，毛主席还感叹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我们知道，毛主席在历史上的造诣很难有人能出其右，他虽没有专攻过史学，可单凭他熟读二十四史这一点，他在历史上的见解就足够有分量。而且主席向来喜欢评价古代帝王，很多其独到的见解都被史学家们所赞同。因此，毛主席对于帝辛的评价，绝非主观唯心之见。

那么，纣王帝辛，到底有何过人之处，能够得到毛主席的认可呢？而毛主席又是如何替纣王“翻案”的呢？

本期文章，为您讲解。

纣王帝辛，作为商王朝的亡国之君，对于其最早的记录来自于“五经”之一的《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尚书》。

《尚书》中有两篇目是关于武王伐纣的，分别为《泰誓》和《牧誓》，而后人们就根据这篇古籍，推断出纣王的劣迹，并认定其为不贤之君。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在《尚书》两篇中，所记载的关于帝辛的昏庸之举却并不是后世所不齿的那般。像我们熟知的酒池肉林、炮烙酷刑，在古籍中都没有丝毫提及。

我们来看看两篇中分别是怎样描述纣王的：

《泰誓》曰：“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译：如今殷王纣竟听任妇人之言，以致自绝于天，毁坏天、地、人的正道，疏远他的亲族弟兄，又抛弃了他祖先传下的乐曲，竟谱制淫荡之声，扰乱雅正的音乐，去讨女人的欢心）

《牧誓》曰：“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译：现在商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轻蔑废弃同祖兄弟而不任用，却对从四方逃亡来的罪恶多端的人，推崇尊敬，又是信任任用，以他们为大夫、卿士。这些人施残暴于百姓，违法作乱于商邑，使他们残害百姓）

简而述之，在武王伐纣的檄文中，对纣王罪名的指控，无非就是不敬祖先、疏远兄弟、听信妇人、用人不当几点。至于后世广为流传的那些暴政酷刑，没有任何能够史料能够证明。

一般来说，檄文这种东西，必然是将讨伐对象的所有诟病严重化，就像袁绍帐下陈琳所作的《讨贼檄文》那般，甚至把曹操三代都骂了一遍。可是，纵观武王伐纣的檄文，对于纣王的控诉可谓不痛不痒，这显然不是一篇合格的檄文。

当然，也有人会说，或许在商周时代，帝辛所触的罪名就是最大的不贤。可这个观点，只需要通过《尚书》的另一篇目便可攻破，那就是《汤誓》。

《汤誓》也就是成汤伐桀的檄文，文中对于夏桀的指控为：“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译：夏王耗尽民力，剥削夏国的人民）

将夏桀和帝辛的罪名一对比，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因此，通过《尚书》我们不难猜想，帝辛在位时或许并没有后世想象的那么昏庸，至少他没做过什么劳民伤财、鱼肉百姓的事。否则，在史书中，对于他的记载就不会如此轻描淡写，避重就轻了。要知道，《尚书》的成书时间可是春秋时期了，无论是从官方意识形态还是先秦诸子的职业操守上，都不存在为其洗白的可能性。由此可知，帝辛残暴这一结论，根本就站不住脚。

那么，帝辛的名声是如何臭起来的呢？

首先自然是因为周王室的政治宣传，或者是抹黑。

迭代之初，后朝对于前朝的评述，多是贬大于褒，特别是对于亡国之君，后朝统治者更不会客气。正是从那时起，“纣王”这个带有明显贬低色彩的头衔被安置到了帝辛头上，而他的“暴君”生涯，由此开始。

其实一直到春秋早期，关于帝辛的罪状都还没有跳出“比干谏而死”的范畴，《尚书》中所载几乎就是他的罪状典型。可到了孔子时代，士大夫对帝辛的攻击却突然抬头，很多暴政的罪名都被安到了他的身上。对此，孔子的门生子贡当时还抱怨道：“纣王虽然有罪，但绝不是人们所言的那般罪孽深重，如今他的声名如此狼藉，我看是因为人们把所有的罪过都强加给了他！”

子贡的发声，并没能阻止帝辛被污名化的步伐，到了春秋后期，“比干被剖心而死”的说法就被提了出来，妲己在这时也成为了一代妖女。此后，到西汉刘向时代，他在《列女传》中将苏妲己彻底描绘成为了一个蛊惑纣王的红颜祸水，同时“炮烙之刑”、“酒池肉林”这些罪名也被加到了纣王身上。到这时，纣王已经成为了与夏桀并列的暴君形象，屡屡被人用作反面教材。

后来随着小说《封神演义》的横空出世，纣王彻底被描绘成为了一个罪该万死的昏君。而且由于小说在当时的市井中流传度极高，帝辛也完全以一个昏君形象走进了百姓心中，为人所不齿。

这种情况的持续，一直到郭沫若为帝辛发声，才有所改变。

1945年，郭沫若出版名为《青铜时代》的论著，论著中有《驳<说儒>》一文，而这篇文章正式开启了为帝辛“翻案”的学术热潮。

当时胡适通过对上古史的研究，写出了《说儒》一文，文中断定：“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了。”

然而，郭沫若在重点考察了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墟古遗址、并对殷墟卜辞进行解读后，却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史实：纣王在位期间统一了中原和东夷，其历史功绩不可小觑。

经郭沫若考证，如今中国版图中的两淮、山东一带，都是上古时代东夷部落的所在地，而这些地方是在纣王时期才被并入中原版图的。因此，帝辛实际上是统一中原和东夷的经略者，他在中华民族的融合史上当居大功，

为此，在反对胡适观点的文章中，郭沫若如此说道：“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

所以，在郭沫若看来，纣王本身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位君王，而他的名声之所以不好，全然是因为“史家抹杀”，这才导致了后世的脏水不断被泼到他的身上。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纣王晚年的确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可单凭一些帝王都会犯的过错（比较确定的有宠爱妲己、用人不贤等）就被以偏概全，从而被安上暴君的罪名遭唾弃了三千年，这实在有违历史公正性，更不利于后人了解到更客观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在提出了帝辛有功论的学说以后，得到了很多史学家的认同，其中就包括不是史学家、却胜似史学家的毛主席的认同。

1958年，在郑州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突发奇想，并饶有趣味地讲了这么一番话：“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虚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对于商朝灭亡的原因，史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默认了“纣王无道”的说法，因为《尚书》是唯一可以引用的史料。但随着郭沫若在殷墟上发掘出大量甲骨文字，越来越有证据证明商朝并非是“尽王气”而亡，而是崩坏于纣王穷兵黩武、周人趁虚而入。

根据郭沫若的发现，商朝在纣王时期武力是非常厉害的，加之纣王性格血气方刚，天生神力，他更是热衷于开疆扩土，四处征战。

在纣王之前，活跃于山东半岛、两淮流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东夷人已经崛起，他们频繁向商人发难，引得商朝几代君王讨伐，但大多无果。

直到纣王时，商朝对东夷各部落的战争才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使得商朝的疆域得到了不断的扩张。当时妲己所在的有苏部落也是在此期间投降的，而直至封妲己为皇后之前，纣王都还是一个相当有志向和作为的君王。

不过，虽然纣王颇有文韬武略，可他却存在一个十分致命的缺陷，那就是过于自信。在与东夷部落开战时，他几乎将全部兵力都投放在了前线，国都朝歌只留下一众俘虏。

即使纣王知道西边的周部落一直与自己有隙，更一直在悄悄发展，可他依旧没有将周人放在眼里。结果，由于自己的自负，纣王最终成为了亡国之君。

在毛主席看来，纣王确实是一个能文能武的有为之君，至少要比武王之辈要强上不少。因为武王所有的历史功绩不过是推翻商朝，而纣王的功绩却是有效将中原和东夷统一了起来。两功对比，孰重孰轻，不言而喻。

只不过，纣王在经略东南的过程中犯了外交上的严重错误，一昧将夷人视为了强敌，忽视了周部落的崛起，从而酿成了悲剧。当然，也正是因为纣王的失策，他沦为周王朝的攻击对象，最终遗臭万年。

成王败寇，历史由胜利者书写，自古如此。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在评价纣王时，还别出心裁地指出了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矛盾，而这些矛盾，在他看来才是导致纣王覆灭的关键原因。

纣王在位期间，由于他大肆启用出身低微的人，轻视贵族，加之他频繁对外战争，这就引起了商王朝一些贵族的不满。其中最反对纣王的，就是微子、箕子和比干。

微子是纣王一母同胞的兄弟，也是商王帝乙的长子。但由于微子出生时其母并未扶正，使得他只有庶名，并无继位的资格。

箕子与比干则是纣王的叔父，两人长期辅佐纣王父子，在朝中名望颇重。

此三人，后被儒家尊为“殷末三贤”，历来受到世人的敬重。但唯独毛主席，对三人另有见解。

毛主席曾在评价纣王时说道：“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

“...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

一代名贤到了毛主席这里却成为了“里通外国者”，这不得不令人感叹，毛主席的政治嗅觉之敏锐，历史见解之独到。

一般来说，我们普通人读史，都会跟随编史者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就使得我们不知不觉中就站到了史书编纂朝代的政治立场上，很难有自己的判断。微子之所以成为贤人，是因为他于周朝建国有利，周王朝推翻纣王，需要旧势力的代表，所以就把他当成了“弃暗投明者”的代表，广加宣传，流芳百世。

然而，对于商王朝而言，微子却是实打实的“里通外国者”，是叛徒。

当初微子三人起来反对纣王，纣王很生气，于是“比干谏而死”，箕子被囚禁，唯独微子没有受到限制，得以顺利逃走。纣王不抓微子，一来是因为两人是兄弟，他念及手足之情；二来纣王觉得微子只是反对派，从来不曾想过他会背叛自己。

结果，微子毅然当了内应，狠狠在纣王背后插了一刀。

不可否认，对于夺权者来说，微子这种行为确是大义凛然，是值得宣传的。可是，这种行为是否值得赞扬，却难以言尽。这里毛主席还拿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表现周王朝对微子的模糊态度：

“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由此可见，微子的行为，连官方都怕诟病。

诚然，毛主席对于微子的评价有些严重，可这正是他老人家希望通过微子叛国一事来警示同志们，不要“里通外国”。在他看来，很多错误都可以被原谅，但唯独“里通外国”不容谅解，哪怕是像微子这样的“贤人”，尽管为后人歌颂，但在他那儿，依旧是叛国贼，大汉奸。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曾有一部名为《清宫秘史》的电影饱受好评，当时人们都被影片中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大加赞赏，还有人将其定义为宣扬爱国主义的好电影。

可是，毛主席在看过这部电影后，却因为其盲目崇信洋人、批判义和团运动的思想大为光火，为此他还不止一次地怒斥影片：“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所以，无论是于历史，还是于艺术，毛主席总是能敏锐地从中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点，而这也是毛主席所独具的政治敏锐与领袖气质。

通过郭沫若与毛主席的合力“翻案”，“纣王的真实形象到底如何”这个问题，在史学界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不少史学家都开始思考起如何科学评定纣王、甚至是科学评判某位历史人物这个问题。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纣王的评说依旧没有定论，但是，经过一个阶段的理性思考后，史学界对于纣王俨然不再是当初全盘否定的态度，其中纣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这个观点，已然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赞同。

相信有朝一日，经过不断的史学探究，历史上对于纣王、甚至是很多饱受恶名的君王（如杨广、武则天、曹操等），都会得到更加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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