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周恩来果断采取措施遏制外交系统的混乱（时期周恩来果断采取措施遏制外交系统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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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宾礼仪是展示我国形象的第一窗口，回首迎宾往事，是我国礼宾工作的重要内容。1965年，我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来到外交部礼宾司，几十年间国宾接待、迎来送往是经常性的工作。回首迎宾往事，迎宾礼仪从大操大办到今日科学规划，从容自如，尽现大国风度，折射出一个新兴大国从诞生到前进，再到崛起的坚实步伐。

我国迎宾礼仪大体上分为4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当时的历史特点。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大规模、高规格

“大规模”指迎接国宾时动员大规模群众夹道欢迎，组织数万人民群众参加欢迎大会；“高规格”则是说我国出面欢迎的领导人级别高、人数多。“大操大办”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新中国创建之初，美苏两大阵营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遏制，中国旗帜鲜明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立场。这一时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亚非国家以及少数西方国家。中国对外交往范围有限，经验不足，在接待贵宾时，不惜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认为高规格、大规模是对国际友人真诚友好的表现。

1952年，蒙古最高领导人泽登巴尔访华，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接待外宾

1952年，新中国成立3周年前夕，蒙古最高领导人决定访华，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待国宾。9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党、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泽登巴尔的随行人员共4人，即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恩·拉姆苏伦、外交部总秘书普尔布扎勒、东方司副司长都勒布尔金、泽登巴尔的秘书乌勒吉巴雅尔。另两位成员——教育部长巴·锡林迪布、驻华大使博·贾尔卡赛汗已先期到京。

蒙方全团共7人，中方到机场迎接的部长级以上官员却有18人。他们是政务院副总理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主任兼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抵达北京时，从机场到迎宾馆有50余万人民群众欢迎，万人空巷。

1956年国庆前夕，印尼苏加诺总统访华，受到高规格隆重接待

大规模、高规格接待国宾，在印尼总统苏加诺来访时达到高潮。1956年国庆前夕，中方派专机把苏加诺从蒙古乌兰巴托接来，中国外交部副外长和礼宾司长出国前往迎接。抵达北京西郊机场时，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120多人前往机场迎接，机场组织群众1万多人欢迎。毛主席陪同苏加诺总统乘敞篷汽车，从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下榻勤政殿)，长达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陈毅副总理等陪同苏加诺总统访问了沈阳、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均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海夹道欢迎的群众多达50万人。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毛泽东陪同伏罗希洛夫自南苑机场乘坐敞篷汽车到中南海(下榻勤政殿)，从南苑机场到中南海新华门受到数十万群众的夹道欢迎。接待部门准备了中、苏国旗7.5万面，鲜花2万束，分发给群众欢迎队伍。访问上海时，除了22万人夹道欢迎，还在文化广场组织了20万人欢迎大会。

1959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三军仪仗队

1959年，也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访，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4位领导人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这在国际外交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领导人来访，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中国大规模的群众迎接场面，高规格高礼遇以及细致周到的接待，给贵宾留下了深刻印象，为中国争取朋友、扩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革”时期：干扰与改进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迎送国宾礼仪，投入了过量时间、精力、人力、物力、财力，这种大操大办的做法，造成了浪费，滋生了形式主义和繁文缛节，因而引起中央注意。遵照毛泽东指示，在周恩来指导下，自“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起，外交部对迎宾礼仪进行了一些改进，如不再为国宾来访安排群众欢迎大会；群众夹道欢迎规模适当压缩；取消机场讲话，为节约领导人和国宾时间，仪仗队停止进行分列式表演(1983年8月恢复)；外宾参观时不再组织群众迎送等。不过，这种礼宾改进势头，很快被“文化大革命”打乱，一些正常的迎宾规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货色”予以取消，例如国际上普遍接受的鸣放礼炮欢迎礼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即被迫停止(中国1961年起开始为来访国宾鸣放礼炮，至1966年废除，又于1983年3月恢复)。同时，又号召“立四新”，到处悬挂毛主席像，把毛主席语录作为珍贵礼品送给外宾，要求对外场所都要呈现“文化大革命”新气象和革命风貌。在极左思潮的驱动下，外交部在1966年9月29日规定，参加接待外宾的工作人员：“男同志一律不准穿西服；女同志一律不准穿旗袍，不穿高跟鞋，不抹口红，不戴首饰，不烫发，不拿纯装饰用的手提包等”。

1967年，首都青年在天安门前表演非洲舞蹈，欢迎卡翁达总统

1967年6月，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及夫人应邀来访。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一位外国元首来访。接待国宾的礼仪活动，毫无例外地凸显出浓厚的“文化大革命”色彩。应赞方要求，我方派出专机，赴巴基斯坦接送卡翁达总统一行，令客人更想不到的是，机组人员除了做必要服务外，还在专机上为客人表演歌颂毛主席的文艺节目，向赞方客人赠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更令客人想不到的是，机场欢迎仪式，安排红卫兵向客人献花，同时也献上《毛主席语录》并当场背诵。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取消了常见的鸣放礼炮礼仪。卡翁达总统检阅的是陆、海、空军以及民兵、红卫兵组成的“五军”仪仗队，与3000名载歌载舞的群众队伍见面，数十万群众从东单到钓鱼台国宾馆街道两旁夹道欢迎。欢迎宴会厅主席台正中悬挂毛主席画像(一向是悬挂两国国旗)，而把中赞两国国旗挂到主席台对面。赞比亚贵宾对中国十分友好，未在意中方那些非常规的“礼仪”安排。

对“文化大革命”极左做法，多数人在思想上还是有抵触情绪的。1972年12月，外交部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周恩来在极为困难的时期，果断采取措施遏制外交系统的混乱。外事会议检讨了当时礼宾接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大国沙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弄虚作假以及礼仪繁琐、铺张浪费等现象。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会议就改进礼宾接待工作制定了文件，并于当月经中央批准。文件指出，鉴于接待任务日益繁重，必须进行改革和简化。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冬季来访，减少机场迎宾群众数量至3000名-4000名(原5000名-10000名)，在天安门前夹道人数减至4万-5万(原10万)。冬季，除天安门广场外，不再组织夹道欢迎。

次年，即1973年中国接待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共8起，其中冬季2起，未组织夹道欢迎，而1974年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5起，均未组织夹道欢迎。1975年，朝鲜金日成主席来访，组织了群众夹道欢迎。1986年10月，英国女王来访，也曾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不过，总体来说，自1979年起，我国已基本停止群众夹道欢迎的做法。

改革开放时期：迎宾改革，逐步完善

1982年国宾摩托护卫队执行迎宾任务

1984年，成立礼炮部队

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我国外交事业空前发展，为适应新形势，迎宾礼仪改革势在必行。总的方针是，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体现中华民族崇礼好客，注意同国际礼宾接轨。主要改革措施：

1.停止提供专机。提供专机的做法，国际上比较少见，不但花费多(70年代，我国去非洲1架专机，至少要花费60万-70万元外汇人民币)，而且我方还需承担专机安全责任。当时我国能提供的专机多为苏联产的中小型客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考虑到亚非国家友好，都是穷朋友，要求我国派专机，不好拒绝。可是，进入70年代，国际民航航线四通八达，大型客机可通向世界任何角落。于是，1978年12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停止提供专机。

2.控制国宾访华起数，并对在华食宿交通免费招待人数和天数做了限定。鉴于国宾和其他重要外宾访华数量迅速增加，每团的人数动辄超过百人，如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团181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团134人等。自1980年起，中国曾数次限制外宾来华人起数、人数。自1999年2月起，按外交部规定，每年接待外国元首国事访问不超过10起，政府首脑的正式访问不超过6起。1999年7月1日，中国规定，在对等基础上招待外国贵宾5天，外国元首级限18人，政府首脑级12人，超出者自费。

3.压缩仪式规模，减少出席人数。欢迎仪式是双边活动，中国只邀请来访国贵宾的随行人员及其驻华使馆参加，自1978年10月1日起，停止邀请来宾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驻华使节参加仪式。外宾抵离，中方有关部、司级官员迎送，离京时，不再举行仪式，改由中方领导人前往宾馆话别(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话别”安排，分别于1993年和1996年停止)。另外，自1989年1月起，不再安排少年儿童和青年队伍参加欢迎仪式(2013年恢复安排80名少年参加)。

4.欢迎仪式由机场、车站移至人民大会堂举行。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天气不好或冬天在大会堂内北大厅)举行欢迎仪式，突显了举国欢迎的政治含义，不仅官方重视，民众也会热情欢迎。这项改革的实际意义还在于，欢迎仪式地点改变，避免了机场(车站)往返兴师动众折腾，节约了中国领导同志和有关迎送人员时间和大量人力、物力。这一改革不仅受到外宾的欢迎，也受到广大民众支持，有人写信称赞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后，我国领导人欢迎外国国宾仪式地点改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项改革于1980年9月实行。

5.恢复鸣放礼炮。自1984年2月起，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中断的为来访外国元首、政府首脑鸣放礼炮礼仪。礼炮分别为21响、19响，与国际接轨。

6.设陪同团长。自1983年7月起，中国设置陪同团长，全程陪同国宾访问活动。陪同团长由国务院部委正、副部级负责人担任。可是，由于陪同团长的级别，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引起一些国家使节抱怨。还有，由于各部委负责人负担重，难以应约作陪同团长，因而从1998年4月起，停止了派陪同团长的做法。此后，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抵离北京，一般由外交部领导、驻来访国大使、外交部有关司负责人迎送。

新世纪：改革继续深化

进入新世纪，中国对外交往更加频繁，来访贵宾有增无减，更为显著的是，在中国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更多了。遵照中央“国宾来访礼仪安排更隆重、更热烈、更多彩”的指示精神，外交部礼宾部门坚持继续深化改革，对迎宾礼仪进行了全面、科学地规划，该精简的精简，该恢复的恢复，但增加和创新的项目更令人瞩目。总之，现在的迎宾礼仪比过去更为丰富、更实用、更体现在中国重礼好客的传统。

1.礼兵。增设礼兵在机场列队迎接国宾；国宾抵离钓鱼台国宾馆，东门口两侧礼兵行持枪致敬礼；国宾乘专机赴外地访问，在机场铺设红地毯。细心的人们会发现，2013年，迎宾仪式又有新变化：国宾到达仪式现场时，我国安排3名号手吹奏起迎宾曲；曾取消数年的少年儿童队伍，在欢迎仪式上又出现了。

2.摩托车护卫。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来访，我国首次实行摩托车护卫。当时安排4辆摩托车，分别处于主车两侧四角。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访，增至9辆摩托车，呈“人”字状，在主车前及两侧排列。后来，人们看到常常有11辆出现，系因有两辆为备用车。国宾摩托车队护卫，在中国曾两度实行、两次停止。第一阶段，1954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因“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而停止。第二阶段，1981年9月至2004年1月，为了减轻城市交通压力停止实行。现在，对于摩托车护卫，出现了两种声音：一坚持取消。且不说会增加市内交通压力，就其摩托车队本身，不仅起不到护卫作用，而且更不安全；二要求恢复。理由是礼仪需要，至于道路拥挤问题，可科学规划，如只选择重大礼仪场合，只在长安街护卫；如冬天路滑，可不护卫等。

3.仪仗队。迎宾仪式上陆海空三军仪仗队员，清一色的男性士兵。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可以有女性呢？这确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4.政府代表、礼仪大使。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出席国际会议，是新世纪多边外交的亮点。在中国举行国际会议，迎来送往具体事务，现在由中国政府代表和礼仪大使完成。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派出11位资深外交官担任礼仪大使，每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乘坐的专机或航班抵达后，相应的礼仪大使和该国驻华大使将登机迎接，而由中国国务院各部委部长担任的中国政府代表和先期抵达的中国驻该国大使也在机场迎接。迎接仪式在首都机场新专机楼举行；现场挂欢迎横幅、铺红地毯、挂两国国旗、奏两国国歌、检阅仪仗队。峰会期间，中国国务院部委18位部长或主任作为中国政府代表，为参会的非洲各国领导人举行了42场迎接仪式和送行。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国务院各部委的56位负责人作为政府代表，前往首都机场迎送313批国际贵宾。

2006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在上海举行，6个成员国元首、3个观察员国元首以及阿富汗、印度、独联体、东盟领导人出席，中国由前驻俄罗斯大使和上海市政府一位领导负责迎送，并安排献花、铺设红地毯。

早在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次部长会议在北京举办，中国政府首次设置迎送贵宾的礼仪大使。第二年11月，在上海举办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派出3位礼仪大使，代表国家迎送与会各国领导人。2010年上海世博会，共接待98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117位议长、副元首、副首脑及外长以上代表团。所有这些重大多边外交迎送活动中，礼仪大使们的出色表现，得到中外人士一致认可和好评。礼宾工作永恒的主题是，追求完美，不断创新，不断规范，不断完善。

(摘编自《百年潮》，原文标题《新中国迎宾礼仪改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