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晚清（关河五十州笔下的）

知名历史纪实作家关河五十州近代史经典力作

“晚清帝国风云”系列（增订版）

再现一个真实可感的晩清，解读历史的多样可能性

“晚清帝国风云”系列，是关河五十州近代历史写作的重磅作品。本系列参阅了国内外丰富的史料，运用多重的观察视角，深入理解当时历史现场各方的立场，和真实的人性底色与认知逻辑，试图重新梳理近代史发展脉络，再现一个真实可感的晚清，解读历史的多样可能性。本系列分为《鸦片战争》《湘军崛起》《火烧圆明园》三部。增订版增加了较多细节之处的史料，丰富了我们对一些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认知。

《鸦片战争》——

晚清时期，长于守成的道光帝遇到了传统中国帝王从未有过的挑战——鸦片战争。它将传统中国社会的坚实外壳敲出了裂痕。这一危机，让整个大清帝国疲于应付，进退失据。就在鸦片战争告一段落的时候，噩耗却再次传来——广西出事了……

本书以嘉庆朝“林清之变”为引子，从道光皇帝的登基讲起，通过对江河日下的清帝国诸多弊端情状的解读，以及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撞击与矛盾冲突的多视角展示，揭开了鸦片战争这一历史大幕背后的种种秘辛，并从多个方面解读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失败的原因，清帝国与英帝国之间的碰撞、试探、冲突和博弈的诸多历史细节。

《湘军崛起》——

晚清乱世，在清朝命运正值日落西山、难以为继的时候，湘军集团横空出世，几乎成了清廷唯一可以倚仗的力量，晚清朝廷也因此得以苟延残喘。而湘军集团也几乎囊括了那个时代清帝国最顶尖的人才——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无一不是可以独挡大局的救世能臣。

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以全面的视角来讲述湘军崛起的历史，揭秘湘军“越挫越勇、屡败屡战”的彪悍作战风格，并对湘军集团独特的组织构架、训练方法、募兵制度、以及湘军领袖的个人性格、才干及相互关系，进行非常生动到位的评价。

《火烧圆明园》——

火烧圆明园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给所有中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创痛。而清帝国的南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与太平军的决战在即，清帝国如何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光？历史还能再给它机会吗？

本书以火烧圆明园事件为切入点，将晚清帝国风雨飘摇的历史画面徐徐展开，对咸丰帝、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洪秀全、李秀成、巴夏礼、华尔等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深入人性底色的刻画与描摹。这里有风云人物的成长与折戟，有朝堂政治的诡谲波澜，有战场上的玄黄带血，有对外博弈中清政府的进退失据，有人性的闪光、懦弱与复杂，也有对火烧圆明园等诸多历史迷误的辨正与思考。

试读：《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写东西有写东西的诀窍，与“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相应的，是“天下文章一大吹，看你会吹不会吹”。郭嵩焘把左宗棠与东南大局连在一起，虽是事实，但潘祖荫觉得还不够：要吹就往大了吹，为什么不说全国大局？

潘祖荫在荐疏中强调：“左宗棠不过是一个在籍举人，他对做不做官无所谓，过去也多次隐居，倒是国家不能失去如此重量级的人才。”传诵一时的名句也就此诞生：“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无任何实际官职在身的师爷，至此完全升级为救世英雄。如此一来，作为英雄的对立面，樊燮的定位就尴尬了，按照潘祖荫所说，樊燮完全是在陷害好人，而官文在处理上则失之于轻率。

潘祖荫的荐疏在朝廷内外广为流传，被称为难得一见的佳作，不过咸丰在看完这篇荐疏后却始终没有回应。

不回应并不代表咸丰不心动，因为除荐疏外，他还同时收到了骆秉章和胡林翼发来的奏折。骆秉章的奏折不提，自然是为左宗棠鸣冤叫屈，而胡林翼也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一句，来诠释左宗棠所面临的困境，再三说这人恰恰是太有才了，所以造他谣的人才会满天飞。

所有这些意见，都初步改变了左宗棠在咸丰心目中“劣幕”的印象，他迟迟不决的原因，要想再倾听一个人的意见，此人就是肃顺。

肃顺太了解咸丰的心思了，他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到渠成的机会。如其所料，咸丰召见他时，一上来就对他说：“现在天下多事，如果左宗棠确实在军事上有一手，即便有点小毛病和错误，也应该弃瑕录用。”

肃顺看出皇帝对左宗棠的军事才能还不够肯定，于是他直言告诉咸丰：“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前面湖南传来那么多捷报，你以为都是骆秉章的功劳？其实全是左宗棠帮他打的啊！

咸丰如梦方醒。照这么说，左宗棠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不仅不能处分，还得重用：“不过朕已经给官文发去了严办的密旨，现在出尔反尔，如何说法”？

肃顺早就想好了办法：“这有何难，皇上您可以再写一道密旨给官文，别的不用多说，把内外保荐左宗棠的奏疏抄上去就行了。至于以后如何，官文是个聪明人，他会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的。”

官场之上，很多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咸丰的第二道密旨如同丹书铁券，虽然没有明讲，但作为老牌官僚，官文立刻从中读出了奥妙。

现在对左宗棠不是抓不抓的问题，而是再也动不得了。官文赶紧找来幕僚文案，让对方帮他写出奏疏，将“樊燮事件”予以匆匆结案了事。

樊总兵作为原告，告被告不倒，他就有诬告之罪，加上骆秉章要查办的事均已查证为实，樊燮落得个被革职回籍的下场。

樊燮为此郁闷不已，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左宗棠，认为自己混到二三品武官不容易，如今竟然被一个师爷给轻轻撂倒，实在是奇耻大辱。

清代“重文轻武”，甚至“视武人如犬马”，在一般人眼中，军官只是一介鲁莽武夫，“不学无术”是他们的共同标志，哪怕是像樊燮这样的高级武官，亦为社会所轻视。樊燮想来想去，自己这辈子是没指望再弃武从文了，只能寄望于下一代，于是回到家乡后，他先出资在街上建了一座楼房，接着宴请父老，席间，他告诉众人，他建的这座楼是学习楼、用功楼，为的是给两个儿子读书。此后，樊燮果然以重金请来名师，除师生三人外，任何人包括他本人都不准上楼。

樊燮督促儿子读书的方式更是令旁人瞠目结舌。两个儿子平时在家，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都穿女装。只有考中秀才，才允许脱去外面的女装，考中举人，允许脱去里面的女装，到了这一步，他们才能凭借男子汉的身份，与左宗棠平起平坐，所谓彼为举人，我亦为举人，谁也不输谁。

樊燮还乡时即做了块木牌，放置于祠堂的祖宗神龛下侧，定期率两个儿子下拜。

樊燮对儿子们说：“你们不光是中举人，还要中进士，入翰林，总之一定要高过左宗棠。否则的话，这块牌将被永远放在这里。”

以后，樊燮的两个儿子果然都考中了进士，积压在他胸口的一口怨气这才得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