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鼎和商朝鼎的区别（浅说先秦时期的鼎文化）

鼎，在华夏文明中一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从大禹铸九鼎，到楚王问鼎，使得“鼎”这种器物变成了国家和皇权的象征。今天，我们就从鼎的起源开始，一起探索先秦时期那些辉煌灿烂的鼎文化。

西周方鼎

根据现有的考古成果，早在距今八千年前的新时期时代，鼎这种器型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此时的鼎，还是以陶器的形式出现。

三足陶鼎

不过，此时的陶鼎也是一种非常重要且常见的器型。作为一种既可以蒸煮，也可以存放食物的陶器，全国各地的新石器遗址都发现过陶鼎的存在。

目前，我们所知的最早的有大量陶鼎存在的遗址是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北辛遗址。根据考古学家们推测，北辛文明大概存在于公元前5300年至4400年，在现有的北辛出土文物中，陶鼎和三足釜占有绝对的数量优势，史学家们据此推测，最早的鼎应该是由三足釜逐渐演变而来。

北辛文化出土陶鼎

在北辛文化之后不久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陶鼎的分布区域变得越来越广，逐渐扩展到了整个山东和苏北地区。到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陶鼎的分布开始向着黄河上游地区和南方地区扩展。

至此，陶鼎作为一种重要的食器，器型已经日趋成熟，有罐型、壶型等多种器型，而且已经被当时的各大部落广泛使用。

大汶口黑陶鼎

根据史记记载，早在黄帝时期，青铜鼎就已经存在。

《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治下。”

《史记》中也记载了大禹铸造九鼎的典故：

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鬺烹上帝鬼神。

但是在1987年，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尊网格纹鼎，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实物铜鼎。所以根据现有的考古成果，一般认为，铜鼎最早应该出现于夏朝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比黄帝铸鼎的传说晚了将近1000年。

网格纹鼎

商朝早期，青铜器的体制日趋完善，此时铜鼎的器型也变得多种多样，并且有了三足两耳的固定形制。同时，此时的铜鼎上的纹饰开始增多，这些繁复的设计，象征着铜鼎已然是王公贵族用来彰显自己身份的食器。

商代早期方鼎

与此同时，据史料记载，商朝初期著名政治家伊尹就以鼎中烹煮为例，阐述自己对于治国之道的看法。史记中记载：

伊尹名阿衡。阿衡意欲奸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伊尹将治国比作调和羹汤，将大鼎比作国家社稷，劝导汤王要谨慎行事，善待臣民。此举不但使他得到了商汤的赏识，而且把国家与鼎联系了起来，自此，铜鼎就逐渐地开始脱离食器的单一属性，慢慢向着礼器的方向发展。

商朝晚期，青铜鼎的冶炼技术飞速发展，在商朝都城殷墟的周围，发掘出了一大批器型巨大，铸造精美的青铜大鼎，比如著名的后母戊鼎、妇好鼎等，这些体积庞大的青铜鼎已然脱离了食器的简单属性，变成了祭祀时的重要礼器。

后母戊方鼎

西周时期，青铜鼎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西周统治者为了稳固统治，创立了礼乐制度。而鼎在礼乐制度中被看作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西周大克鼎

按照礼乐制度，天子可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士只能用三鼎。这样等级分明的制度进一步加强了鼎的抽象含义。鼎也从单纯的食器彻底变成了集食器，礼器，权力象征三者为一体的独特容器。

此时的鼎，作为权力象征，逐渐变得素美，花纹装饰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记载着与铸鼎有关事件的铭文，这些铭文对后世的考古和史学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西周饕餮纹鼎

随着周王室日渐式微，各诸侯国之间战事不断，原本用于稳固周王朝统治的礼乐制度逐渐崩坏，实体的鼎逐渐回归到最初的食器功能，然而“鼎”代表江山社稷的抽象意义却日渐深入人心。比如楚王问鼎，泗水取鼎等典故，都将鼎引申为国家来理解。

直到宋朝，九鼎作为国家象征的说法依旧非常有市场，北宋权臣蔡京就曾向宋徽宗建议重铸九鼎，以求天下安宁。不过在宋朝民间，文人墨客更加喜爱的是古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被视作难得的艺术品，这种对古铜器的热爱催生出了一股仿制之风，一直持续到明清两朝。

北宋仿制的陶鼎

从食器，到礼器，鼎的象征意义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不断演进，虽然最终鼎不再被广泛使用，但是其代表的抽象含义却一直流传了下来。这种抽象意义作为礼乐制度的代表，伴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将“鼎”与“天下社稷”划上了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