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真实电影流派争议与缺陷（在法国电影史上）
本文曾发表于《虹膜》电子杂志，写作于2016年。
文丨崔恩昊
当下的铭刻：孩子在看着我们
在历史中的纵深，令塔维尼埃的影像有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然而要真正实现影像对现实的介入，塔维尼埃需要把视线投向周遭的世界。在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看来，任何事件都并非只有唯一的本源，事件的发生向人们敞开观察一种「不连贯多样性」（inconsistent multiplicity）的空间。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塔维尼埃对当下的思考多了起来，他力图在影像之中呈现巴迪鸥所指称的「不连贯多样性」，个人风格也在九十年代变得锐利起来。
1992年的《L.627》可以被视为塔维尼埃的现实主义转型作品，横贯塔维尼埃八十年代电影中的持重节制的镜头语言在这部着眼卧底缉毒警察地下生活的电影中被冲击得荡然无存。
《L.627》
塔维尼埃在记录《L.627》拍摄过程的手记《在等待什么？》（Qu’est-ce que on attend）中写道，「在《L.627》即将开拍的时候我仍心有顾虑，一来是拍摄时间，二来是我的精神状态。而这些顾虑（在开拍之后）被一种坚定的信念一扫而空。」 细细品咂塔维尼埃的这番话，可以想见他对个人风格的转变，对一种陈旧范式的突破，实际一直在他心中酝酿。《L.627》给了塔维尼埃一个可能的入口，以新的方式进入影像之中。
《L.627》的成功，或许让塔维尼埃认识到揭开历史的帷幔并不是激发电影能量的唯一途径。将当下铭刻于影像之中，让现实与电影平行建立平等的对话能让人找得到更清楚的着力点。
因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塔维尼埃虽然并没有放弃历史题材，但《豪情玫瑰》（La fille de d’Artagnan）和《柯南上尉》远没有直面社会问题的《手到擒来》和《稚子骄阳》来得出色。
这两部电影中，塔维尼埃都把孩子放在了视线中心，一边是手上沾满鲜血的青少年，一边是一群出身卑微，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小孩子。
《豪情玫瑰》
塔维尼埃用这两部电影向观者抛出尖锐的提问，当你被生活一通猛击时，是披上所有盔甲做一次亡命之徒的游戏？还是咬碎了牙齿，握拳在苦寒中等待一点微暗之火？当孩子童稚的面孔被置于这个问题的中心时，塔维尼埃让一切显得真实到刻骨的境地。
用影像直面当下的塔维尼埃，将景框跳出了《乡村星期天》的中产家庭，电影的力量除了反思历史，更是凸显社会现实的工具。塔维尼埃的摄影机准确地聚焦在九十年代法国一种具有共识性的时代精神之上：对现状的不满。
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手到擒来》中的三个少年对现状的不满让她们把全部梦想寄托在「美国」这个既远又近的名词之上。
《手到擒来》
「要走得了，得五到七百万法郎，最多一千万。」预算是努努嘴就算得出的数字，但钱并不是。当烟雾连绕的虚拟世界需要与现实对接时，三个少年的仙人跳游戏由此应运而生，最终的结局是身背两桩命案，双手涂满鲜血的三个少年。
一如当年路易·马勒在《拉孔布·吕西安》所采取的令众人诟病的姿态，塔维尼埃也并没有对三个少年进行道德清算的意愿，他更想问的问题不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而是「什么能够阻止他们这么做？」
在塔维尼埃眼里，少年的顽劣和暴戾是外部环境的内化，更紧要的问题是，大人，连同他自己在内（塔维尼埃的大儿子尼尔斯有着吸毒前科），做了什么？该怎么做？纪实风格浓郁的《手到擒来》，几乎没有让观者看到少年周遭的环境，这似乎是一种宿命般的预设：
在一个濒于坍塌，溃散的外部世界里，歧路上的少年只能活在小天地里，因为窗外的世界只会更糟，因此娜塔莉说，我和整个世界都一样。《手到擒来》的批判力度也正落在此处。
《手到擒来》
如果说《手到擒来》是对社会环境恶化的控诉，那么《稚子骄阳》中的理想主义则是塔维尼埃在废墟之上搭建的希望之城的雏形。九十年代末法国北部煤矿小城里，幼儿园园长丹尼尔想尽一切办法为孩子们保有一点童年该有的本来面目。
丹尼尔所面临的现实是，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失业率，平均每三百个儿童才配有一位医生，市政部门不断缩减的预算使有的孩子要在饥饿中度过一整天，被贫困、酗酒和暴力笼罩的各式家庭。
《稚子骄阳》
要在密密匝匝视为灰暗现实里找到一点维持下去的力量，对普通人而言，大抵如同大战前夜里的一顿饱饭，只有零碎的意义，而对于拒绝让生命遁入虚空的平凡英雄丹尼尔而言，这些零碎的意义像一整块瓦片，可以慢慢堆积到足够给生命不够完整的孩子们搭建可以让他们返身的避风港。
塔维尼埃在谈到丹尼尔这个形象时说道，「我年轻时喜欢吉普林的小说和他笔下的仆人形象，那些在困难的环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之下竭尽全力的男人们。」影像中的丹尼尔和吉普林笔下的仆人们一样，似乎永远在移动中，观者的情绪随着丹尼尔的足迹而起承转合。
这个男人的脚步终于有一天停了下来：一位交不起房租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自杀了，她的大女儿，害羞的拉蒂西亚，是幼儿园里最穷的学生。
《稚子骄阳》
塔维尼埃在这里制造了整部电影最大的冲突：无论丹尼尔怎样努力，却无法挽救一个弱小的生命。拉蒂西亚之死无疑是整部电影节奏上的分界点，紧凑密集的叙事从这里开始舒缓起来，丹尼尔开始思考是否该彻底离开这份工作，在片尾的独白中，丹尼尔道出或许是他最初参与这份艰苦工作的初衷：
「通向星星的旅程并非坦途，然而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神一般的先父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遗产：一堆巨石和举起巨石的勇气」，孩子们的笑脸从镜头中掠过。
丹尼尔的告白，不仅向观众言明他最终的决定，实际上也是塔维尼埃的愿景，为孩子们建构美好的世界，让他们在念起先父们时生出自豪与认同感，让他们的笑脸留下来，让星光照耀他们未来的旅程。
《稚子骄阳》
无论是《手到擒来》还是《稚子骄阳》，塔维尼埃在影像中对当下的介入和批判之下，隐现着他理想主义的一面，真正的世界，对前路久长的孩子们而言，是温暖合身的。
未来的玄思：指缝间的大写生命
法国电影从不以科幻片见长，同大多数法国导演一样，科幻片对塔维尼埃而言也是几乎陌生的类型片，但1980年的《死亡直播》却是一部褪去科幻片的未来感外衣的科幻电影，背负着塔维尼埃的道德焦虑。
塔维尼埃在讲述《死亡直播》的创作理念时说道，「我想拍一部没有特效的科幻电影，只关注人物。」
《死亡直播》
因而《死亡直播》实际关乎的是一种错置时空的现实主义，其中所凸显的反乌托邦的未来图景隐喻着塔维尼埃的悲观，而戏中戏的架构更令观者直视钉在银幕上的末世命运。
这个发生在格拉斯哥的未来故事中并没有被镀上一层机器人的金属质感和荒蛮都市的原野恐惧，人们如往常般工作生活，唯一贴着未来感标签的工具是女主角凯瑟琳发明的会写小说的电脑。而一个小说都经由电脑完成的世界，真的会更好吗？
然而在这个未来世界中，疾病几乎不再存在，被医生诊断时日无多的凯瑟琳变身稀有的商品，被电视台相中做一档名为「死亡直播」的真人秀演出，向大众贩卖死亡。塔维尼埃在这里道出了他在《死亡直播》所要传递的信息：未来绝不意味着进步是唯一的方向，它意味着情感在逼仄的技术通道内的被持续压缩和解码为交换价值，而人性和道德败坏则可以更糟。
《死亡直播》
凯瑟琳拒绝成为偷窥目光下被消费的个体，作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弱势一方，凯瑟琳避走他乡，遁入乡野。未来，在塔维尼埃的影像之中，几乎是扁平的真空，而凯瑟琳作为一个身体尚存温度的异数，深陷在泥泞的困兽之斗中，因为电视台并没有放弃拍摄她的意愿。
眼中植入微型摄影机的记者罗迪暗中追访凯瑟琳，他通过微型摄影机看到的一切让这场死亡直播的真人秀成了城中热门话题。罗迪是这个扁平的未来真空中的典型个体，于他而言，他对凯瑟琳的暗中拍摄并没有把他置入任何道德上的灰色地带。
因为眼睛被植入摄影机而终生不能睡觉的罗迪说，「我所看到的美的东西，小孩子，鲁莽的，大胆的，滑稽的，不公的，神秘的东西，只要我看见了，所有人都看得到，这是终极的玩具。」罗迪几乎是阿伦特式的平凡罪恶机器上的齿轮，在转动的同时权当凯瑟琳是终极玩具上一枚不可或缺的零部件。
《死亡直播》
事件的转折点出现在罗迪因摄影机滑落而导致他失明的一刻。当死亡直播被迫中断，罗迪无法再将凯瑟琳视为一个被置于观看目光下的无生命个体，同时也近距离的检视死亡直播的荒诞戏码对凯瑟琳的伤害。
从失明开始的检讨是一种苦涩的黑色幽默，仿佛人类之间的深层交流必须谨小慎微到要在黑暗中进行，而未来世界的光明则成了尴尬的悖论，越是曝露于光明之下，越是引发对界限不断冒犯，唯有黑暗的重新降临方能给过于聒噪的世界带来片刻安宁。
《死亡直播》
在《死亡直播》的片尾，本已可以过上安定生活的凯瑟琳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罗迪眼中摄影机的滑落并不意味着直播的结束，循迹赶来的摄制组仍会纠缠下去。她在绝望中说道，这是我唯一能赢的方法。
在银幕外目睹凯瑟琳死去的观众，看到她被高速运转的资本主义机器切割，蚕食时，是否停滞片刻浸在片尾字幕的黑暗当中，缅怀一个曾经如凯瑟琳一般勇敢的，大写的自己？
是否想到扮演凯瑟琳的罗密·施耐德在她的悲剧性人生中不分昼夜地活在死亡直播中，以至于电影拍竣不久，她也再无力支撑下去，戏如人生般地终结了自己四十三岁的生命，同自己因意外丧生的小儿子（短暂出现在电影中扮演一个踢球的小男孩）共同长眠在远离尘嚣的Boissy-sans-Avoir。
塔维尼埃也活生生地把《死亡直播》变成了一出预言，电影拍竣三十多年之后，我们的道德边界在不断地后置，我们的羞耻感在极速地消亡，我们的媒体不断制造无意义的影像。
《死亡直播》
也许我们真的要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像阅读盲文般摸索，重读内心上铭刻的诗句，在诗歌的失序语言中令时光凝滞，认真地去拥抱这个让指缝间燃起温暖的时刻，驻足在有光的世界，带着抵御俗世的力量重新返身，准备好深呼吸，挤下一班地铁上班。
这是塔维尼埃在影像中用四十年光阴建构的三重棱镜，交织着过去，当下和未来，让一种立体主义的历史氤氲在银幕之上。每一重棱镜最终又聚焦观者自身，令我们的内心泛着波澜。
《死亡直播》
我不希望塔维尼埃用《法国电影之旅》这封绵长的情书与众人告别，那个微微驼着背微笑站在风中的老人，心中到底也会藏着些许未竟的志愿，也许他标志性的高大微胖的身影不久又会出没于视线之中。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许多年以后，塔维尼埃和他的电影，也终将写进后世影人写给法国电影的情书中，在一个金色的时刻中永久封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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